窗前的大雪白绒一般，没有停的在落，整天没有停。我去年受冻的脚完全好起来，可是今年没有冻，壁炉着得呼呼发响，时时起着木柈的小炸音；玻璃窗简直就没被冰霜蔽住；柈子不像去年摆在窗前，而是装满了柈子房的。
我们决定非回国（编者注：此处指从哈尔滨到关里，因当时哈尔滨属伪满洲国）不可。每次到书店去，一本杂志也没有，至于别的书，那还是三年前摆在玻璃窗里退了色的旧书。非去不可，非走不可。
遇到朋友，我们就问：
“海上几月里浪小？小海船是怎样晕法？……”因为我们都没航过海，海船那样大，在图画上看见也是害怕，所以一经过“万国车票公司”的窗前，必须要停住许多时候，要看窗子里立着的大图画，我们计算着这海船有多么高啊！都说海上无风三尺浪，我在玻璃上就用手去量，看海船有海浪的几倍高？结果那太差远了！海船的高度等于海浪的二十倍。我说海船六丈高。
“那有六丈？”郎华反对我，他又量量，“哼！可不是吗！差不多……海浪三尺，船高是二十三尺。”
也有时因为我反复着说：“有那么高吗？没有吧！也许有！”
郎华听了就生起气了，因为海船的事差不多在街上就吵架……
可是朋友们不知道我们要走。有一天，我们在胖朋友家里举起酒杯的时候，嘴里吃着烧鸡的时候，郎华要说，我不叫他说，可是到底说了。
“走了好！我看你早就该走！”
以前胖朋友常这样说：“郎华，你走吧！我给你们对付点路费。我天天在××科里边听着问案子。皮鞭子打得那个响！哎，走吧！我想要是我的朋友也弄去……那声音可怎么听？我一看那行人，我就想到你……”
老秦来了，他穿着一件崭新的外套，看起来帽子也是新的，不过没有问他，他自己先说：
“你们看我穿新外套了吧？非去上海不可，忙着做了两件衣裳，好去进当铺，卖破烂，新的也值几个钱……”
听了这话，我们很高兴，想不说也不可能：“我们也走，非走不可，在这个地方等着活剥皮吗？”郎华说完了就笑了：
“你什么时候走？”
“那么你们呢？”
“我们没有一定。”
“走就五六月走，海上浪小……”
“那么我们一同走吧！”
老秦并不认为我们是真话，大家随便说了不少关于走的事情，怎样走法呢？怕路上检查，怕路上盘问，到上海什么朋友也没有，又没有钱。说得高兴起来，逼真了！带着幻想了！老秦是到过上海的，他说四马路怎样怎样！他说上海的穷是怎样的穷法……
他走了以后，雪还没有停。我把火炉又放进一块木柈去。
又到烧晚饭的时间了！我想一想去年，想一想今年，看一看自己的手骨节胀大了一点，个子还是这么高，还是这么瘦……这房子我看得太熟了，至于墙上或是棚顶有几个多余的钉子，我都知道。郎华呢？没有瘦胖，他是照旧，从我认识他那时候起，他就是那样，颧骨很高，眼睛小，嘴大，鼻子是一条柱。
“我们吃什么饭呢？吃面或是饭？”
居然我们有米有面了，这和去年不同，忽然那些回想牵住了我……借到两角钱或一角钱……空手他跑回来……抱着新棉袍去进当铺。
我想到我冻伤的脚，下意识的看了一下脚。于是又想到柈子，那样多的柈子，烧吧！我就又去搬了木柈进来。
“关上门啊！冷啊！”郎华嚷着。
他仍把两手插在裤袋，在地上打转；一说到关于走，他不住的打转，转起半点钟来也是常常的事。
秋天，我们已经装起电灯了。我在灯下抄自己的稿子。郎华又跑出去，他是跑出去玩，这可和去年不同，今年他不到外面当家庭教师了。
（作于1935年3至5月间，收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商市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