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是朱自清先生未曾编成散文集的作品，有些作品曾发表在刊物上，还有些从未出版过，本卷收录其中的18篇作品。
刹那
我所谓“刹那”，指“极短的现在”而言。
在这个题目下面，我想略略说明我对于人生的态度。
现在人说到人生，总要谈它的意义与价值，我觉得这种“谈”是没有意义与价值的。且看古今多少哲人，他们对于人生，都曾试作解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他们“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但是谁肯真个信从呢？——他们只有自慰自驱罢了！我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横竖是寻不着的，——至少现在的我们是如此——而求生的意志却是人人都有的。既然求生，当然要求好好的生。如何求好好的生，是我们各人“眼前的”最大的问题。而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却反是大而无当的东西，尽可搁在一旁，存而不论。因为要求好好的生，断不能用总解决的办法。若用总解决的办法，便是“好好的”三个字的意义，也尽够你一生的研究了，而“好好的生”终于不能努力去求的！这不是走入牛角湾里去了么？要求好好的生，须零碎解决，须随时随地去体会我生“相当的”意义与价值。我们所要体会的是刹那间的人生，不是上下古今东西南北的全人生！
着眼于全人生的人，往往忘记了他自己现在的生活。他们或以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于过去，时时回顾着从前的黄金时代，涎垂三尺！而不知他们所回顾的黄金时代，实是传说的黄金时代！——就是真有黄金时代，区区的回顾又岂能将它招回来呢？他们又因为念旧的情怀，往往将自己的过去任情扩大，加以点染，作为回顾的资料，惆怅的因由。这种人将在惆怅，惋惜之中度了一生，永没有满足的现在——一刹那也没有！惆怅惋惜常与彷徨相伴，他们将彷徨一生而无一刹那的成功的安息！这是何等的空虚呀。着眼于全人生的，或以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将来，时时等待着将来的奇迹。而将来的奇迹真成了奇迹，永不降临于笼着手，垫着脚，伸着颈，只知道“等待”的人！他们事事都等待“明天”去做，“今天”却专作为等待之用。自然的，到了明天，又须等待明天的明天了。这种人到了死的一日，将还留着许许多多明天“要”做的事——只好来生再做了吧！他们以将来自驱，在徒然的盼望里送了一生，成功的安慰不用说是没有的，于是也没有满足的一刹那！“虚空的虚空”便是他们的运命了！这两种人的毛病，都在远离了现在——尤其是眼前的一刹那。
着眼于现在的人未尝没有。自古所谓“及时行乐”，正是此种。但重在行乐，容易流于纵欲。结果偏向一端，仍不能得着健全的，谐和的发展——仍不能得着好好的生！况且所谓“及时行乐”，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借此掩盖悲哀，并非真正在行乐。杨恽说，“及时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明明是不得志时的牢骚语。“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明明是哀时事不可为而厌世的话。这都是消极的！消极的行乐，虽属及时，而意别有所寄。所以便不能认真做去，所以便不能体会行乐的一刹那的意义与价值——虽然行乐，不满足还是依然，甚至变本加厉呢！欧洲的颓废派，自荒于酒色，以求得刹那间官能的享乐为满足。在这些时候，他们见着美丽的幻像，认识了自己。他们的官能虽较从前人敏锐多多，但心情与纵欲的及时行乐的人正是大同小异。他们觉到现世的苦痛，已至忍无可忍的时候，才用颓废的方法，以求暂时的遗忘。正如糖面金鸡纳霜丸一般，面子上一点甜，里面却到心都是苦呀！友人某君说，颓废便是慢性的自杀，实能道出这一派的精微处。总之，无论行乐派，颓废派，深浅虽有不同，却都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他们有意的或无意的企图“生之毁灭”。这是求生意志的消极的表现，这种表现当然不能算是好好的生了。他们面前的满足安慰他们的力量，决不抵他们背后的不满足压迫他们的力量。他们终于不能解脱自己，仅足使自己沉沦得更深而已！他们所认识的自己，只是被苦痛压得变形了的，虚空的自己。决不是充实的生命，决不是的！所以他们虽着眼于现在，而实未体会现在一刹那的生活的真味。他们不曾体会着一刹那的意义与价值，仍只是白辜负他们的刹那的现在！
我们目下第一不可离开现在，第二还应执着现在。我们应该深入现在的里面，用两只手揿牢它，愈牢愈好！已往的人生如何的美好，或如何的乏味而可憎。已往的我生如何的可珍惜，或如何的可厌弃，“现在”都可不必去管它，因为过去的已“过去”了。——孔子岂不说：“往者不可谏”么？将来的人生与我生，也应作如是观。无论是有望，是无望，是绝望，都还是未来的事，何必空空的操心呢？要晓得“现在”是最容易明白的。“现在”虽不是最好，却是最可努力的地方，就是我们最能管的地方。因为是最能管的，所以是最可爱的。古尔孟曾以葡萄喻人生，说早晨还酸，傍晚又太熟了，最可口的是正午时摘下的。这正午的一刹那，是最可爱的一刹那，便是现在。事情已过，追想是无用的。事情未来，预想也是无用的。只有在事情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捉它，发展它，改正它，补充它，使它健全，谐和，成为完满的一段落，一历程。历程的满足，给我们相当的欢喜。譬如我来此演讲，在讲的一刹那，我只专心致志的讲。决不想及演讲以前吃饭，看书等事，也不想及演讲以后发表讲稿，毁誉等事。——我说我所爱说的，说一句是一句，都是我心里的话。我说完一句时，心里便轻松了一些，这就是相当的快乐了。这种历程的满足，便是我所谓“我生相当的意义与价值”，便是“我们所能体会的刹那间的人生”。无论您对于全人生有如何的见解，这刹那间的意义与价值总是不可埋没的。您若说人生如电光泡影，则刹那便是光的一闪，影的一现。这光影虽是暂时的存在，但是有不是无，是实在不是空虚。这一闪一现便是实现，也便是发展——也便是历程的满足。您若说人生是不朽的，刹那的生当然也是不朽的。您若说人生向着死之路，那么，未死前的一刹那总是生，总值得好好的体会一番的，何况未死前还有无量数的刹那呢？您若说人生是无限的，好，刹那也可说是无限的。无论怎样说，刹那总是有的，总是真的，刹那间好好的生总可以体会的。好了，不要思前想后的了，耽误了“现在”，又是后来惋惜的资料，向谁去追索呀？你们“正在”做什么，就尽力做什么吧。最好的是-ing，可宝贵的-ing呀！你们要努力满足“此时此地此我”！——这叫做“三此”，又叫做刹那。
言尽于此，相信我的，不要再想，赶快去做你今晚的事吧。不相信的，也不要再想，赶快去做你今晚的事吧！
1924年6月1日
课馀
从前某校的学生曾和我说：“我们的国文先生的学问，我们已给他计算出来了，六本《新潮》，十二本《新青年》！”这自然是夸张而刻毒的话！但这句话却颇能道着近几年来“一般的”趋向。一般的趋向是什么呢？我可总名之曰：“杂志之学！”在文明先进诸国，杂志里所载的原都是最新的学说而尚未成定论或尚未成系统的，所以杂志之学确乎是大学里很重要的科目。——“杂志之学”的名字，可是我杜撰的。——中国“五四”以来的杂志，虽也有些介绍西洋新学说的，但杂凑材料，东拉西扯的却非常的多！只看近日这些出版品已零落略尽，便可以知它们价值之如何了！这些杂志，那里能成人之学？便是那些纯正的介绍新思想的杂志，也决不能使人成一个学人。因为西洋日本各国研究杂志的人总先有了充实的根抵，正确的判断力，再去从杂志里找补些，自然能消化它们，自然能相得而益彰。中国研究杂志的人，是想做全知全能的上帝！在这个知识饥荒的时代，他们想博览些东鳞西爪的知识，便可以眩示于人，做社会的导师。别人问到那里，他们便答到那里；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好在现在问的人的能力是可以晓得的，他们总不至于露出马脚来的！这种情形，说得恭维一些，可以说和希腊的诡辩时代有一点点儿相像。但虚空与盲从却是别人家所没有的，若以屠格涅夫所说的“虚空的鼓槌子”相比，或者倒切实些。
他们的看书，也是很妙的。他们既要涉猎群言，自然便不屑专读一书。但束书不读，又难乎其为八面锋论师！于是想得一个简便的法子，将一本书翻开，先读序文，次读目录，再次读绪论，再次读结论。于是乎功成圆满，可以嚣嚣于人了。他可以演讲这本书的要旨，他可以教授这本书的要旨，他可以演绎这本书的要旨，成为论文，成为书籍。一举而百利备焉，天下有这等容易事，谁不乐为呢？这种情形，我无以名之，名之曰目录之学（不是旧日的目录之学），首尾之学！这种人不用说，也是“空虚的鼓槌子”了！
但我们也不必摇头叹气，这是过渡时代所不可免的现象！一两年来，已有人渐渐觉悟，改了方向了。近来学术界的沉寂，或即以此。我在此将这些情形拈示出来，只是警告我们自己以及后来者不要再蹈这种覆辙，在黑暗里混战。曙光已来了，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路，我说是“窄而深的研究”，待我下次再论。
旧日看Marvin哲学史。第七章里论希腊文化衰颓，归因于政治的和经济的纠纷。因此各城市国家始失掉它们的独立而先后作马其顿，罗马的附庸。因此一班学者都穷无所归，在地中海沿岸作教师以糊口。他说作了教师以后，知识即无进步。这是古今的通例，于是乎希腊的文化便上了衰颓之路了。他的意思大约是，以教师为职业，将知识零碎切了出卖，便“无视”了知识的价值而失了研究知识的严肃了，于是只能成功一个空虚的人！我读到他论教师知识不能进步等语，深为自己致慨。运命已决定我，我也只有空虚的努力吧了！
1924年11月1日刊载
文学的美
——读Puffer的《美之心理学》
美的媒介是常常变化的，但它的作用是常常一样的。美的目的只是创造一种“圆满的刹那”，在这刹那中，“我”自己圆满了，“我”与人，与自然，与宇宙，融合为一了，“我”在鼓舞，奋兴之中安息了。（Perfect moment ofunity and self completeness and repose in excitement）我们用种种方法，种种媒介，去达这个目的：或用视觉的材料，或用听觉的材料……文学也可说是用听觉的材料的。但这里所谓“听觉”，有特殊的意义，是从“文字”听受的，不是从“声音”听受的。这也是美的媒介之一种，以下将评论之。
一
文学的材料是什么呢？是文字？文字的本身是没有什么的，只是印在纸上的形，听在耳里的音罢了。它的效用，在它所表示的“思想”。我们读一句文，看一行字时，所真正经验到的是先后相承的，繁复异常的，许多视觉的或其他感觉的影像（Image），许多观念，情感，论理的关系——这些一一涌现于意识流中。这些东西与日常的经验或不甚相符，但总也是“人生”，总也是“人生的网”。文字以它的轻重疾徐，长短高下，调节这张“人生的网”，使它紧张，使它松弛，使它起伏或平静。但最重要的还是“思想”——默喻的经验，那是文学的材料。
现在我们可以晓得，文字只是“意义”（Meaning）。意义是可以了解，可以体（Livedthrough）的。我们说“文字的意义”，其实还不妥当，应该说“文字所引起的心态”才对。因为文学的表面的解说是很薄弱的，近似的。文字所引起的经验才是整个的，活跃的。文字能引起这种完全的经验在人心里，所以才有效用。但在这时候，它自己只是一个机缘，一个关捩而已。文学是“文字的艺术”（Art of words），而它的材料实是那“思想的流”，换句话说，实是那“活的人生”。所以Stevenson说，文学是人生的语言（Dialectof Life）。
有人说，“人生的语言”，又何独文学呢？眼所见的诸相，也正是“人生的语言”。我们由所见而得了解，由了解而得生活，见相的重要，是很显然的。一条曲线，一个音调，都足以传无言的消息。为什么图画与音乐便不能做传达经验——思想——的工具，便不能叫出人生的意义，而只系于视与听呢？持这种见解的人，实在没有知道言语的历史与价值。要知道我们的视与听是在我们的理解（Understanding）之先的，不待我们的理解而始成立的。我们常为视与听所左右而不自知，我们对于视与听的反应，常常是不自觉的。而且，当我们理解我们所见时，我们实已无见了。当我们理解我们所闻时，我们实已无闻了，因为这时是只有意义而无感觉了。虽然意义也需凭着残留的感觉的断片而显现，但究非感觉自身了。意义原是行动的关捩，但许多行动却无需这个关捩。有许多熟练的，敏速的行动，是直接反应感觉，简截不必经过思量的。如弹批亚娜，击剑，打弹子，那些神乎其技的，挥手应节，其密如水，其捷如电，他们何尝不用视与听，他们何尝用一毫思量呢？他们又那里来得及思量呢？他们的视与听，不曾供给他们以意义。视与听若有意义，它们已不是纯正的视与听，而变成了或种趣味了。表示这种意义或趣味的便是言语，言语是弥补视与听的缺憾的。我们创造言语，使我们心的经验有所托以表出，言语便是表出我们心的经验的工具了。从言语进而为文字，工具更完备了。言语文字只是种种意义所构成，它的本质在于“互喻”。视与听比较的另有独立的存在，由它们所成的艺术也便大部分不须凭借乎意义，就是，有许多是无“意义”的，价值在“意义”以外的。文字的艺术便不然了，它只是“意义”的艺术，“人的经验”的艺术。
还有一层，若一切艺术总须叫出人生的意义，那么，艺术将以所含人生的意义的多寡而区为高下。音乐与建筑是不含什么“意义”的，和深锐，宏伟的文字比较起来，将沦为低等艺术了？然而事实决不如是，艺术是没有阶级的！我们不能说天坛不如《离骚》，因为它俩各有各的价值，是无从相比的。因此知道，各种艺术自有其特殊的材料，决不是同一的，强以人生的意义为标准，是不合式的。音乐与建筑的胜场，决不在人生的意义上。但各种艺术都有其材料，由此材料以达美的目的，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图画的材料是线，形，色；以此线线，形形，色色，将种种见相融为一种迷人的力，便是美了。这里美的是一种力，使人从眼里受迷惑，以渐达于“圆满的刹那”。至于文学，则有“一切的思想，一切的热情，一切的欣喜”作材料，以融成它的迷人的力。文学里的美也是一种力，用了“人生的语言”，使人从心眼里受迷惑，以达到那“圆满的刹那”。
二
由上观之，文字的艺术，材料便是“人生”。论文学的风格的当从此着眼。凡字句章节之所以佳胜，全因它们能表达情思，委曲以赴之，无微不至。斯宾塞论风格哲学（Philosopsy of style），有所谓“注意的经济”（Economy of Attention），便指这种“文词的曲达”而言。文词能够曲达，注意便能集中了。裴德（Pater）也说，一切佳作之所以成为佳作，就在它们能够将人的种种心理曲曲达出。用了文词，凭了联想的力，将这些恰如其真的达出。凡用文词，若能尽意，使人如接触其所指示之实在，便是对的，便是美的。指示简单感觉的字，容易尽意，如说“红”花，“白”水，使我们有浑然的“红”感，“白”感，便是尽意了。复杂的心态，却没有这样容易指示的。所以莫泊桑论弗老贝尔说，在世界上所有的话Expressions之中，在所有的说话的方式和调子之中，只有“一种”——一种方式，一种调子——可以表出我所要说的。他又说，在许多许多的字之中，选择“一个”恰好的字以表示“一个”东西，“一个”思想，风格便在这些地方。是的，凡是“一个”心态或心象，只有“一”字，“一”句，“一”节，“一”篇，或“一”曲，最足以表达它。
文字里的思想是文学的实质。文学之所以佳胜，正在它们所含的思想。但思想非文字不存，所以可以说，文字就是思想。这就是说，文字带着“暗示之端绪”（Fringe of suggestion），使人的流动的思想有所附着，以成其佳胜。
文字好比月亮，暗示的端绪——即种种暗示之意——好比月的晕。晕比月大，暗示也比文字的本义大。如“江南”一词，本意只是“一带地方”。但是我们见此二字，所想到的决不止“一带地方，在长江以南”而已，我们想到“草长莺飞”的江南，我们想到“落花时节”的江南，我们或不胜其愉悦，或不胜其怅惘。——我们有许多历史的联想，环境的联想与江南一词相附着，以成其佳胜。言语的历史告诉我们，言语的性质一直是如此的。言语之初成，自然是由摹仿力（Imitative power）而来的。泰奴（Talne）说得好，人们初与各物相接，他们便模仿他们的声音。他们撮唇，拥鼻，或发粗音，或发滑音，或长，或短，或作急响，或打胡哨。或翕张其胸膛，总求声音之毕肖。
文字的这种原始的摹仿力，在所谓摹声字（Onomatopoetic words）里还遗存着；摹声字的目的只在重现自然界的声音。此外还有一种摹仿，是由感觉的联络（Associations of tsensations）而成。各种感觉，听觉，视觉，嗅觉，触觉，运动感觉，有机感觉，有许多公共的性质，与他种更复杂的经验也相同。这些公共的性质可分几方面说：以力量论，有强的，有弱的；以情感论，有粗暴的，有甜美的……如清楚而平滑的韵，可以给人轻捷和精美的印象（仙，翩，旋，尖，飞，微等字是）；开阔的韵可以给人提高与扩展的印象（大，豪，茫，翛，张，王等字是）；又如难读的声母常常表示努力，震动，猛烈，艰难，严重等（刚，劲，崩，敌，窘，争等字是）；易读的声母常常表示平易，平滑，流动，温和，轻隽等（伶俐，富，平，袅，婷，郎，变，娘等字是）。
以上列举各种声音的性质，我们要注意，这些性质之不同，实由发音机关动作之互异。凡言语文字的声音，听者或读者必默诵一次，将那些声音发出的动作重演一次——这种默诵，重演是不自觉的。在重演发音动作时，那些动作本来带着的情调，或平易，或艰难，或粗暴，或甜美，同时也被觉着了。这种“觉着”，是由于一种同情的感应（Sympaihetleinducflon），是由许多感觉联络而成，非任一感觉所专主；发音机关的动作也只是些引端而已。和摹声只系于外面的听觉的，繁简过殊。但这两种方法有时有联合为一，如“吼”字，一面是直接摹声，一面引起筋肉的活动，暗示“吼”动作之延扩的能力。
文字只老老实实指示一事一物，毫无色彩，像代数符号一般，这个时期实际上是没有的。无论如何，一个字在它的历史与变迁里，总已积累着一种暗示的端绪了，如一只船积累着螺蛳一样。瓦特劳来（Water Raleigh）在他的风格论里说，文字载着它们所曾含的一切意义以行。无论普遍说话里，无论特别讲演里，无论一个微细的学术的含义，无论一个不甚流行的古义，凡一个字所曾含的，它都保留着，以发生丰富而繁复的作用。一个字的含义与暗示，往往是多样的。且举以“褐色”（Gray）一词为题的佚名论文为例，这篇文是很有趣的！
褐色是白画的东西的宁静的颜色，但是凡褐色的东西，总有一种不同的甚至奇异的感动力。褐色是甬毛毛的颜色，魁克派（Quaker教派名）长袍的颜色，鸠的胸脯的颜色，褐色的日子的颜色，贵妇人头发的颜色。而许多马一定是褐色的……褐色的又是眼睛，女巫的眼睛，里面有绿光，和许多邪恶。褐色的眼睛或者和蓝眼睛一般温柔，谦让而真实，荡女必定有褐色的眼睛的。
文字没“有”意义，它们因了直接的暗示力和感应力而“是”意义。它们就是它们所指示的东西。不独字有此力，文句，诗节（Verse）皆有此力。风格所论，便在这些地方，有字短而音峭的句，有音响繁然的句，有声调圆润的句。这些句形与句义都是一致的。至于韵律，节拍，皆以调节声音，与意义所关也甚巨，此地不容详论。还有“变声”（Breaks）和“语调”（Variations）的表现的力量，也是值得注意的。“变声”疑是句中声音突然变强或变弱处；“语调”疑是同字之轻重异读。此两词是音乐的术语；我不懂音乐，姑如是解，待后改正。
1925年3月30日
《吴稚晖先生文存》
在《现代评论》一卷二十三期里，西滢先生曾说：
吴先生的著作最有趣的自然是散见于各报各杂志的杂文，其次便是他的书函。我总觉得奇怪，现在什么人都出文存，文录，文集，演讲集，没有人——连孜孜为利的书贾都没有！想到把吴先生的文字收集起来。我的话也许提醒了什么人，……
那时我看了西滢先生的话，很觉合意，因为我也是爱读吴先生的文字的。但我同时想到收集吴先生的文字真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他的历史不算短，他的笔又健，写的又多，而报章，杂志又是极易散失的东西——这个月印行的，下个月也许就找不着了，特别是在中国！至于书函，大部分都在私人（他的朋友们）手里，那更难收集了！记得在《新教育》杂志上，有人引美国人的话，谁若能搜齐了杜威的作品，他便该得着博士的学位。我想搜集吴先生的作品，大约也有同样的艰难——虽然该得博士与否，我还不敢妄断。
这是五月底的事，不料到了七月初，上海报登着封面广告，说是《吴稚晖先生文存》出版了，定价一元五角，照码七折，在医学书局发行。我看了报之后，且喜且惊！喜者，我们渴望吴先生有文存饱我们的眼福，现在居然如愿以偿！惊者，西滢先生的豫言竟于两个月间中了彩！——我不敢断言文存编者周云青先生就是被西滢先生提醒了的“什么人”，故只得小心地说。我那时住在白马湖，买书不便，不得先睹为快，真为着急！报纸上天天有封面广告，更令我不耐烦！但广告中文字忽然改变，将“定价——七折”云云改为“实洋一元零五分”，我想，这很滑稽，但又爽快，不能不说是带着些“吴老头儿”的味儿！后来好容易转了两个弯，才到手了一部，确乎是《吴稚晖先生文存》！这是蓝面儿的薄薄儿的两本东西。我于是转第一个念头，吴先生三四十年的文章，只剩了这区区两小册，还抵不上《胡适文存》的一半，这却是何道理？或者周先生的手眼太高，去取太严了吧？于是打开来看，全书是四号字印的，看来更是区区了，开首自然是一篇《序》。这篇《序》在抱着闷葫芦的我自然是不能放过的，且看他说：
云青既喜读先生文，时时搜集，先后得若干篇，尚不及十之一二也。一日，吾乡大律师钱季常先生……瞥见余案头置吴先生所著之《溥仪先生！》一首，且读且击节，读一小时而毕。……季常先生曰：“吴先生如此妙文，在无锡者，皆未能一见。即星期六会同志，皆吴先生之老友，见者亦不过一二人，岂非奇事！盍付诸手民，以广流传！”云青即将箧衍中所存吴先生文，尽付铅印，以冀世之爱读先生文……者，莫不先睹为快，非敢意为去取也。然先生著作日富，广登京沪各报，余小子益当穷搜博摭。他日将续辑二三四编，无锡后学周云青谨识。
序文实在重要不过，而且语妙天下，故不能割爱，逶逶迤迤引了这么长的一段！从这篇序里，我第一知道我的猜想不对。他既没“尽付铅印”，又说“非敢意为去取也”，可知决不会“太严”了！我第二知道自“钱大律师”乃至“后学”周先生诸公大约都是不常看报章杂志的，至少是不博览报章杂志的！你看“钱大律师”看了“一首”《溥仪先生！》要“一小时而毕”，可以想见他老先生读报的艰难！（他要将报章当古文读，自然便觉艰难！）他老先生说“见（此文）者亦不过一二人，岂非奇事！”真的，岂非奇事！《溥仪先生！》曾登《民国日报》，并非隐僻的记载呀！而周先生“时时搜集”的结果，终于只印成了这区区的薄薄的两本，也是不“常看”或“不博览”的确证的。好吧，事已如此，我们且看这两本的内容如何？兵在精而不在多，倒也不可小觑的！于是乎我看目录。
无论著书，编书，总该有个体例！古人是不写出来的，后人却总写出来，便是所谓“凡例”。写自然比不写好，许慎作《说文解字》时，若写下他的“凡例”来，王筠等人就不必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做《说文释例》一类书了！你看，我话说得太远了，真是小题大做！我的本旨，只是要说周先生编这部《文存》，不著“凡例”，累我多用脑筋，是大大的不方便！我既不能依赖“凡例”去估定这书的轻重，只得自己动手去找。幸而，不要紧，目录只有四页，可以一分钟“而毕”，尽可多翻几次。我翻了不知多少次，——对不起，我不能用数字告诉你——我的脑筋实在太笨，终于不曾发见出一条——唉！一条也好——“通例”来，“岂非奇事”！在我的笨脑筋里，编《文存》的体例不外“编年”，“分类”，“分体”三种。或只用“编年”，或用他二种之一为经，“编年”为纬，都可以的。但我将这几个方格儿画在周先生的目录上，竟没有一个合式！唉！倒楣极了！“苦矣”！“怎样办呢？”我没有法子，只好再去乞灵于序文，《序》中有曰，“先生……真近世……神工鬼斧之大文豪也！”我想或者周先生是以文章的好坏来编次的吧？但仔细一想（因为《文存》里大部分的文章是见过的，所以只要想，不要翻），觉得也不像，也不合式。我决不能枉口拔舌，诬栽人家！但是我立刻又找到了“尽付铅印”一句，大约周先生是“将箧衍中所存吴先生文”照着在箧衍中叠着的顺序，“尽付铅印”的吧？我想这总该“不中不远”了，因为在我的笨脑筋里，另外实在没有什么“可能”了！但这不能算是“例”，奈何？唉！只好由他去吧。
周先生既没有“例”，这《文存》便真成了“断烂朝报”，我们读者毫不觉着有什么意义与趣味！我很怀疑，这样的《吴稚晖先生文存》，真有编纂的必要么？真有“莫不先睹为快”的必要么？其实就是放开体例不说，周先生所编也还有个大大的漏洞，就是真正的“挂一漏万”！
吴先生三四十年来的文章，若只有这区区的薄薄的两册，那也不成其为吴先生了！虽然周先生也曾说，“他日将续辑二三四编”，但吴先生的文章已可趸批，何必再切下来零买呢？我就不懂周先生何以要急急地“挂一漏万”地出版这部书，何不发一大愿，需以时日，作求全之计？若将一编和二三四编并出，我想或者不会糟到现在这样！因为材料多了，也许会想到了体例，还有，我每想到编吴先生《文存》，总有“患材多”之感。而周先生似乎倒“患材少”，所以南菁书院的几篇课艺也放了进去，已成书数年的《朏盦客座谈话》也抄了一部分进去！我想幸而泰东书局主人自己良心有愧，（看《现代评论》一卷二十三期《闲话》）不然，要和周先生打起版权官司来，倒是件麻烦的事？《朏盦客座谈话》既可抄，《上下古今谈》等又何尝不可抄，则吴先生文存之厚，可指日而待矣！而或者曰文存里所印的《朏盦客座谈话》，或者是存在周先生箧衍中的，泰东印行的全部，周先生或者还未知呢。这也许是合于实际的推测，但周先生真正这样不闻理乱么？
我写此文，只是想说明编《文存》的不易，给别人编《文存》，更是不易！一面也实在是佩服吴先生的文章，觉得让周先生这么一编，再加上那篇“有意为文”，半亨不亨的序，真是辱没了他老先生和他老先生的“如此妙文”！语有之，“点金成铁”，殆此之谓欤？我不敢说周先生是轻举妄动，但总佩服他的胆大！我希望总还有胆小的人，仔仔细细，谨谨慎慎地多破些工夫将吴先生的文章重行收集，拣择，编次一番，成为一部足以称为“吴稚晖先生文存”的《吴稚晖先生文存》，那就是我们的福气了！
再，此书出版后，曾见过两篇批评的文字，他们都是就吴先生的文章立论的，不曾说及编纂的人，我却以为这种书最要紧的还是编纂的人！“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1925年10月11日
翻译事业与清华学生
梁任公先生《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的结末说：
读斯篇者，当已能略察翻译事业与一国文化关系之重大。今第二度之翻译时期至矣。从事于此者，宜思如何乃无愧古人也。
梁先生这篇文最初载在《改造》上，他所谓“第二度之翻译时期”，大约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时期而言。这时候，大家正努力地介绍西方文化。翻译的文书，日出不穷。梁先生的话，正是对此而发的。我们的新文化，不用说，全是“外国的影响”。而外国的影响又几乎全是从翻译的文书来的。翻译事业的重要，盖可想见。虽然西方文书的翻译，明末清末两个时期中均已有之，但译手之众，译籍之多，流行之广，和我们的时期相比，究竟差得太远了。在我们这时候，翻译的文书几乎成了知识的唯一的泉源，每一书出，均有人手一编之概。但近一二年来，情势却颇有变异。变异的原因，是一般的对于翻译的不信任，二是国学的盛兴。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译文译书，其“糟糕”是“有目共赏”，“有口皆碑”，不用我说的。我们所要的是质好，不是量多。量多是没有用的，吃两个坏鸡子儿，不如吃一个好的，而吃三个坏的比吃两个坏的更坏！我们的翻译者，实在太不检点了！一般人乘着思潮转变的机会，利用“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情势，不量力，不选择，不研究，不慎重下笔，随便检起一本从未读过的书便译，随读随写，写了便算，写完便印。书到读者的手里，他们决不会逐句看懂，只好囫囵吞枣地念过，得些模糊影响的大意，便算受用。这样只是白糟踏了两方面的时间精力，于学问的前途是丝毫无补的！因此引起了一般的对于翻译的抨击——无法辩解的抨击。翻译（除了极少数）的不足信任，渐渐深入一般人之心，翻译的权威便坠落了。一般的不信任，实在是翻译事业的致命伤！
国学的盛兴事实上虽影响了翻译事业。但据我想，这件事到底不会阻碍翻译事业的，若一般人不像现在这样不信任翻译。我愿意将翻译事业和国学运动看得同等重要，各由胜任的人负责做出，两者断乎不致相妨的。还有，在文学的范围里，郭沫若先生曾说过创作比如处女，翻译比如媒婆。他的意思，做媒婆远不如做处女的好。关于这个问题，已有过好多讨论。我宁愿将两者平等看待，因为外国的影响如新鲜的滋养品，中国要有一个新的健壮的身体，这是不可少的。又有人说，要了解西方文化，读原文书，岂不确实得多！翻译无论如何好，总比原文差。费力不讨好，何取乎此呢！根本办法还是设法普及外国文要紧！这话也未尝无理。但外国文的普及，不是一时可以做到的事，而且能普及到如何程度，也大是疑问。即如日本，外国文是比中国普及了，但他们的翻译事业仍旧是日新月盛——欧美新出的书，一年或几个月便会有译本出现。原来外国文的普及究竟没有本国文的普及容易，要图西方文化的普及，便是在日本，也还不能不靠翻译做捷径。中国连本国文的普及还早得很呢，更不用说外国文，翻译自更不可少。还有，翻译能够使外来的学问渐渐变成本国的，因为记载，说理，既都用本国文，术语也用本国文字缀成，这样，外来的思想自然便逐渐成至本国思想之一部。本国人对之，便有亲切之感，研究的会多起来，新的创造也便会来了。佛家哲学之在中国，就是一个显例。我这只是就一般的情形说，并非就一个人或一部人说——在他们，用外国文或本国文，与学问的创造是无关的。我只说，因翻译而得着许多确当的新术语和新文体，可使一般人有所凭借而乐于去治新学问，找新发现。但现在的翻译，还早得很呢？
翻译事业之所以衰败，我在上面已略说其因，其过全在翻译者。一般的翻译者，外国文程度实在太浅，他们还不能辨明字的用法，还不能辨明句的构造，就动手翻译名著。他们翻译文学书，但他们对于那些书的作者并未了解。他们翻译哲学书，但他们对于那些书的作者的思想系统，并未明白。他们翻译科学书，但他们对于科学并未有过详细的研究。但这样还算好的，他们有些人压根儿就没看过他所要翻译的书！他们一面查字典，一面看，一面写。有些人字典也不用查，只凭着他们的天才去猜，只要上下文可以过去就得了，管他别的！无怪乎一些真内行看了吃惊，诧为创造的翻译！至于他们辛辛苦苦翻译出来的东西，所加惠于一般读者的如何呢？我在上面也已约略说起，他们捧着译本猜完了一遍或两遍之后，那真实的受用，只有天知道罢了！这不独有愧从前翻译佛经的诸大师，就连“做汉魏六朝的八股”的严又陵先生那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精神，也还差得远呢！这真令人兴“世风不古”之叹了！
现在该说清华学生了。我的题目要说得严密一些，应该说“旧制清华学生与英汉翻译事业”。所谓“旧制清华学生”包括归国的，留学的，及在校的高年级诸君而言。
他们因为预备留美的关系，受过充分的英文训练。除教会学校外，别的学校在这一点上，是不如他们的。就一般情形论，他们看的英文书自然比较地多，他们写作英文的力量自然也比较地强。凭着这两个条件，我说他们比较地是最适于英汉翻译事业的人，即使不是仅有的适于英汉翻译事业的人（因为教会学校的学生，也有相似的情势）。他们自然有许多事业，有许多使命，但振兴中国的翻译事业，大规模地介绍西方文化，他们也得负一大部分的责任。在所谓“第二度之翻译时期”中，他们也得扮演几个重要的角色。况且现在又有了“翻译”（英译汉）的功课，他们将更能自觉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了。
他们所能做的，第一自然是翻译文书。必须有好好的几百部名著的名译本，中国的翻译界才可望有生气。一般人对于西方文化，才可望有正确的了解。但做这种工夫的费时较多，一时未必有多少名译出现，较简便的方法是“节要”，将若干种名著，节译或编述其要旨，汇为一书，以便一般人浏览。这种东西自不足语于高深，但也颇有用处，可以与译全书一法相辅而行。此外还有注释一法，选择精粹的材料，详加参考，为之解明。此法最宜用于文学。日本用后两种方法编成的书极多，皆属于广义的翻译名下。这些办法，都是我们现在所急需的，大可一试。还有，对于现在的翻译界要做一番澄清的工夫，批评的事也可做的。有一个时期曾经有人做过，现在似乎已消沉了。
这可使得一般翻译者不敢随便动手，让他们取得太多的自由，实在是要不得的！
无论如何，最要紧的，翻译的取材，只能限于自己专攻的学科。要想兼差，侵入别人范围，是费力不讨好的（曾有此例，兹不举）。现在一般的翻译者正因太多能了，结果是一无所能。什么都能翻，什么都翻不好！而尤不可缺的是忠于所事的态度。看了梁先生所说的译经诸大师之慎重所事，真令人惕然警觉！翻译最好结一团体，系统地做去，由大家分任门类，审定各名著后先，按部就班地进行。这是大路。有些人爱走偏锋，随心所喜，专选有特别趣味的东西翻译，不成系统，那也一样有用。
清华学生从前似乎很少从事于这种事业的，我觉甚为可惜，我希望他们以后别再忘记了这一部分的责任。这与你们文化的前途是极有关系的！
1926年6月4日刊载
白马湖
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春日。
白马湖在甬绍铁道的驿亭站，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在北方说起这个名字，管保一百个人一百个人不知道。但那却是一个不坏的地方。这名字先就是一个不坏的名字。据说从前（宋时）有个姓周的骑白马入湖仙去，所以有这个名字。这个故事也是一个不坏的故事。假使你乐意搜集，或也可编成一本小书，交北新书局印去。
白马湖并非圆圆的或方方的一个湖，如你所想到的，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许多湖的总名。湖水清极了，如你所能想到的，一点儿不含糊像镜子。沿铁路的水，再没有比这里清的，这是公论。遇到旱年的夏季，别处湖里都长了草，这里却还是一清如故。白马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便是我们住过的屋的门前那一个。那个湖不算小，但湖口让两面的山包抄住了。外面只见微微的碧波而已，想不到有那么大的一片。湖的尽里头，有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村落，叫做西徐岙，因为姓徐的多。这村落与外面本是不相通的，村里人要出来得撑船。后来春晖中学在湖边造了房子，这才造了两座玲珑的小木桥，筑起一道煤屑路，直通到驿亭车站。那是窄窄的一条人行路，蜿蜒曲折的，路上虽常不见人，走起来却不见寂寞——。尤其在微雨的春天，一个初到的来客，他左顾右盼，是只有觉得热闹的。
春晖中学在湖的最胜处，我们住过的屋也相去不远，是半西式。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我们几家接连着，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地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少，上了灯话才多些，但大家都已微有醉意。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若有月光也许还得徘徊一会，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
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疏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在这路上走着，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早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有好处，有月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蜃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惝恍的。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吠，大有世外之感。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那萤火不是一星半点的，如你们在城中所见，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一片儿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绳似的。只有一层使我愤恨。那里水田多，蚊子太多，而且几乎全闪闪烁烁是疟蚊子。我们一家都染了疟疾，至今三四年了，还有未断根的。蚊子多足以减少露坐夜谈或划船夜游的兴致，这未免是美中不足了。
离开白马湖是三年前的一个冬日。前一晚“别筵”上，有丏翁与云君，我不能忘记丏翁，那是一个真挚豪爽的朋友。但我也不能忘记云君，我应该这样说，那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1929年7月14日
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与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1933年7月刊载
论说话的多少
圣经贤传都教我们少说话，怕的是惹祸，你记得金人铭开头就是“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岂不森森然有点可怕的样子。再说，多言即使不惹祸，也不过颠倒是非，决非好事。所以孔子称“仁者，其言也讱”，又说“恶夫佞者”。苏秦张仪之流以及后世小说里所谓“掉三寸不烂之舌”的辩士，在正统派看来，也许比佞者更下一等。所以“沉默寡言”“寡言笑”，简直就成了我们的美德。
圣贤的话自然有道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假如你身居高位，一个字一句话都可影响大局，那自然以少说话，多点头为是。可是反过来，你如去见身居高位的人，那可就没有准儿。前几年南京有一位著名会说话的和一位著名不说话的都做了不小的官。许多人踌躇起来，还是说话好呢？还是不说话好呢？这是要看情形的，有些人喜欢说话的人，有些人不。有些事必得会说话的人去干，譬如宣传员。有些事必得少说话的人去干，譬如机要秘书。
至于我们这些平人，在访问，见客，聚会的时候，若只是死心眼儿，一个劲儿少说话，虽合于圣贤之道，却未见得就顺非圣贤人的眼。要是熟人，处得久了，彼此心照，倒也可以原谅的。要是生人或半生半熟的人，那就有种种看法。他也许觉得你神秘，仿佛天上眨眼的星星；也许觉得你老实，所谓“仁者其言也讱”；也许觉得你懒，不愿意卖力气；也许觉得你利害，专等着别人的话（我们家乡称这种人为“等口”）；也许觉得你冷淡，不容易亲近；也许觉得你骄傲，看不起他，甚至讨厌他。这自然也看你和他的关系，以及你的相貌神气而定，不全在少说话，不过少说话是个大原因。这么着，他对你当然敬而远之，或不敬而远之。若是你真如他所想，那倒是“求仁得仁”，若是不然，就未免有点冤哉枉也。民国十六年的时候，北平有人到汉口去回来，一个同事问他汉口怎么样。他说，“很好哇，没有什么。”话是完了，那位同事只好点点头走开。他满想知道一点汉口的实在情形，但是什么也没有得着。失望之余，很觉得人家是瞧不起他哪。但是女人少说话，却当别论。因为一般女人总比男人害臊，一害臊自然说不出什么了。再说，传统的压迫也太利害。你想男人好说话，还不算好男人，女人好说话还了得！（王熙凤算是会说话的，可是在《红楼梦》里，她并不算是个好女人）可是——现在若有会说话的女人，特别是压倒男人的会说话的女人，恭维的人就一定多。因为西方动的文明已经取东方静的文明而代之，“沉默寡言”虽有时还用得着，但是究竟不如“议论风生”的难能可贵了。
说起“议论风生”，在传统里原来也是褒辞。不过只是美才，而不是美德。若是以德论，这个怕也不足重轻罢。现在人也还是看作美才，只不过看得重些罢了。
“议论风生”并不只是口才好，得有材料，有见识，有机智才成——口才不过机智，那是不够的。这个并不容易办到，我们平人所能做的只是在普通情形之下，多说几句话，不要太冷落场面就是。——许多人喝下酒时生气时爱说话，但那是往往多谬误的。说话也有两路，一是游击式，一是包围式。有一回去看新从欧洲归国的两位先生，他们都说了许多话。甲先生从客人的话里选择题目，每个题目说不上几句话就牵引到别的上去。当时觉得也还有趣，过后却什么也想不出。乙先生也从客人的话里选题目，可是他却粘在一个题目上，只叙说在欧洲的情形。他并不用什么机智，可是说得很切实，让客人觉着有所得而去。他的殷勤，客人在口头在心上，都表示着谢意。
普通说话大概都用游击式，包围式组织最难，多人不能够，也不愿意去尝试。再说游击式可发可收，爱听就多说些，不爱听就少说些，我们这些人许犯贫嘴到底还不至于的。要说像“哑妻”那样，不过是法朗士的牢骚，事实上大致不会有。倒是有像老太太的，一句话重三倒四地说，也不管人家耳朵里长茧不长。这一层最难，你得记住哪些话在哪些人面前说过，才不至于说重了。有时候最难为情的是，你刚开头儿，人家就客客气气地问，“啊，后来是不是怎样怎样的？”包围式可麻烦得多。最麻烦的是人多的时候，说得半半拉拉的，大家或者交头接耳说他们自己的私话，或者打盹儿，或者东看看西看看，轻轻敲着指头想别的，或者勉强打起精神对付着你。这时候你一个人霸占着全场，说下去太无聊，不说呢，又收不住，真是骑虎之势。大概这种说话，人越多，时候越不宜长。各人的趣味不同，决不能老听你的——换题目另说倒成。说得也不宜太慢，太慢了怎么也显得长。曾经听过两位著名会说话的人说故事，大约因为唤起注意的缘故罢，加了好些个助词，慢慢地叙过去，足有十多分钟，算是完了。大家虽不至疲倦，却已暗中着急。声音也不宜太平，太平了就单调，但又丝毫不能做作。这种说话只宜叙说或申说，不能掺一些教导气或劝导气。长于演说的人往往免不了这两种气味。有个朋友说某先生口才太好，教人有戒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包围式说话要靠天才，我们平人只能学学游击式，至多规模较大而已。——我们在普通情形之下，只不要像林之孝家两口子“一锥子扎不出话来”，也就行了。
1934年8月8日刊载
买书
买书也是我的嗜好，和抽烟一样。但这两件事我其实都不在行，尤其是买书。在北平这地方，像我那样买，像我买的那些书，说出来真寒碜死人。不过本文所要说的既非诀窍，也算不得经验，只是些小小的故事，想来也无妨的。
在家乡中学时候，家里每月给零用一元。大部分都报效了一家广益书局，取回些杂志及新书。那老板姓张，有点儿抽肩膀，老是捧着水烟袋。可是人好，我们不觉得他有市侩气。他肯给我们这班孩子记账。每到节下，我总欠他一元多钱。他催得并不怎么紧，向家里商量商量，先还个一元也就成了。那时候最爱读的一本《佛学易解》（贾丰臻著，中华书局印行）就是从张手里买的。那时候不买旧书，因为家里有。只有一回，不知哪儿来检《文心雕龙》的名字，急着想看，便去旧书铺访求。有一家拿出一部广州套版的，要一元钱，买不起。后来另买到一部，书品也还好，纸墨差些，却只花了小洋三角。这部书还在，两三年前给换上了磁青纸的皮儿，却显得配不上。
到北平来上学入了哲学系，还是喜欢找佛学书看。那时候佛经流通处在西城卧佛寺街鹫峰寺。在街口下了车，一直走，快到城根儿了，才看见那个寺。那是个阴沉沉的秋天下午，街上只有我一个人。到寺里买了《因明入正理论疏》、《百法明门论疏》、《翻译名义集》等。这股傻劲儿回味起来颇有意思，正像那回从天坛出来，挨着城根，独自个儿，探险似地穿过许多没人走的碱地去访陶然亭一样。在毕业的那年，到琉璃厂华洋书庄去，看见新版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才十四元。可是十四元并不容易找。想来想去，只好硬了心肠将结婚时候父亲给做的一件紫毛（猫皮）水獭领大氅亲手拿着，走到后门一家当铺里去，说当十四元钱。柜上人似乎没有什么留难就答应了。这件大氅是布面子，土式样，领子小而毛杂——原是用了两副“马蹄袖”拼凑起来的。父亲给做这件衣服，可很费了点张罗。拿去当的时候，也踌躇了一下，却终于舍不得那本字典。想着将来准赎出来就是了。想不到竟不能赎出来，这是直到现在翻那本字典时常引为遗憾的。
重来北平之后，有一年忽然想搜集一些杜诗。一家小书铺叫文雅堂的给找了不少，都不算贵，那伙计是个麻子，一脸笑，是铺子里少掌柜的。铺子靠他父亲支持，并没有什么好书，去年他父亲死了，他本人不大内行，让伙计吃了，现在长远不来了，他不知怎么样。说起杜诗，有一回，一家书铺送来高丽本《杜律分韵》，两本书，索价三百元。书极不相干而索价如此之高，荒谬之至，况且书面上原购者明明写着“以银二两得之”。第二天另一家送来一样的书，只要二元钱，我立刻买下。北平的书价，离奇有如此者。
旧历正月里厂甸的书摊值得看，有些人天天巡礼去。我住的远，每年只去一个下午——上午摊儿少。土地祠内外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地来往。也买过些零碎东西，其中有一本是《伦敦竹枝词》，花了三毛钱。买来以后，恰好《论语》要稿子，选抄了些寄去，加上一点说明，居然得着五元稿费。这是仅有的一次，买的书赚了钱。
在伦敦的时候，从寓所出来，走过近旁小街。有一家小书店门口摆着一架旧书。上前去徘徊了一下，看见一本《牛津书话选》（The book Lovers’ Anthology），烫花布面，装订不马虎，四百多面，本子也不小，准有七八成新，才一先令六便士，那时合中国一元三毛钱，比东安市场旧洋书还贱些。这选本节录许多名家诗文，说到书的各方面的；性质有点像叶德辉氏《书林清话》，但不像《清话》有系统，他们旨趣原是两样的。因为买这本书，结识了那掌柜的，他以后给我找了不少便宜的旧书。有一种书，他找不到旧的，便和我说，他们批购新书按七五扣，他愿意少赚一扣，按九扣卖给我。我没有要他这么办，但是很感谢他的好意。
1935年1月10日刊载
松堂游记
去年夏天，我们和S君夫妇在松堂住了三日。难得这三日的闲，我们约好了什么事不管，只玩儿，也带了两本书，却只是预备闲得真没办法时消消遣的。
出发的前夜，忽然雷雨大作。枕上颇为怅怅，难道天公这么不做美吗！第二天清早，一看却是个大晴天。上了车，一路树木带着宿雨，绿得发亮，地下只有一些水塘，没有一点尘土，行人也不多。又静，又干净。
想着到还早呢，过了红山头不远，车却停下了。两扇大红门紧闭着，门额是国立清华大学西山牧场。拍了一会门，没人出来，我们正在没奈何，一个过路的孩子说这门上了锁，得走旁门。旁门上挂着牌子，“内有恶犬”。小时候最怕狗，有点趑趄。门里有人出来，保护着进去，一面吆喝着汪汪的群犬，一面只是说，“不碍不碍”。
过了两道小门，真是豁然开朗，别有天地。一眼先是亭亭直上，又刚健又婀娜的白皮松。白皮松不算奇，多得好，你挤着我我挤着你也不算奇，疏得好，要像住宅的院子里，四角上各来上一棵，疏不是？谁爱看？这儿就是院子大得好，就是四方八面都来得好。中间便是松堂，原是一座石亭子改造的，这座亭子高大轩敞，对得起那四围的松树，大理石柱，大理石栏干，都还好好的，白，滑，冷。白皮松没有多少影子，堂中明窗净几，坐下来清清楚楚觉得自己真太小，在这样高的屋顶下。树影子少，可不热，廊下端详那些松树灵秀的姿态，洁白的皮肤，隐隐的一丝儿凉意便袭上心头。
堂后一座假山，石头并不好，堆叠得还不算傻瓜。里头藏着个小洞，有神龛，石桌，石凳之类。可是外边看，不仔细看不出。得费点心去发现。假山上满可以爬过去，不顶容易，也不顶难。后山有座无梁殿，红墙，各色琉璃砖瓦，屋脊上三个瓶子，太阳里古艳照人。殿在半山，岿然独立，有俯视八极气象。天坛的无梁殿太小，南京灵谷寺的太黯淡，又都在平地上。山上还残留着些旧碉堡，是乾隆打金川时在西山练健锐云梯营用的，在阴雨天或斜阳中看最有味。又有座白玉石牌坊，和碧云寺塔院前那一座一般，不知怎样，前年春天倒下了，看着怪不好过的。
可惜我们来的还不是时候，晚饭后在廊下黑暗里等月亮，月亮老不上，我们什么都谈，又赌背诗词，有时也沉默一会儿。黑暗也有黑暗的好处，松树的长影子阴森森的有点像鬼物拿土。但是这么看的话，松堂的院子还差得远，白皮松也太秀气，我想起郭沫若君《夜步十里松原》那首诗，那才够阴森森的味儿——而且得独自一个人。好了，月亮上来了，却又让云遮去了一半，老远的躲在树缝里，像个乡下姑娘，羞答答的。从前人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真有点儿！云越来越厚，由他罢，懒得去管了。可是想，若是一个秋夜，刮点西风也好。虽不是真松树，但那奔腾澎湃的“涛”声也该得听吧。
西风自然是不会来的。临睡时，我们在堂中点上了两三支洋蜡。怯怯的焰子让大屋顶压着，喘不出气来。我们隔着烛光彼此相看，也像蒙着一层烟雾。外面是连天漫地一片黑，海似的。只有远近几声犬吠，教我们知道还在人间世里。
1935年5月15日刊载
初到清华记
从前在北平读书的时候，老在城圈儿里呆着。四年中虽也游过三五回西山，却从没来过清华。说起清华，只觉得很远很远而已。那时也不认识清华人，有一回北大和清华学生在青年会举行英语辩论，我也去听。清华的英语确是流利得多，他们胜了。那回的题目和内容，已忘记干净。只记得复辩时，清华那位领袖很神气，引着孔子的什么话。北大答辩时，开头就用了furiously（1）一个字叙述这位领袖的态度。这个字也许太过，但也道着一点儿。那天清华学生是坐大汽车进城的，车便停在青年会前头，那时大汽车还很少。那是冬末春初，天很冷。一位清华学生在屋里只穿单大褂，将出门却套上厚厚的皮大氅。这种“行”和“衣”的路数，在当时却透着一股标劲儿。
初来清华，在十四年夏天。刚从南方来北平，住在朝阳门边一个朋友家。那时教务长是张仲述先生，我们没见面。我写信给他，约定第三天上午去看他。写信时也和那位朋友商量过，十点赶得到清华么，从朝阳门哪儿？他那时已经来过一次，但似乎只记得“长林碧草”，——他写到南方给我的信这么说——说不出路上究竟要多少时候。他劝我八点动身，雇洋车直到西直门换车，免得老等电车，又换来换去的，耽误事。那时西直门到清华只有洋车直达，后来知道也可以搭香山汽车到海甸再乘洋车，但那是后来的事了。
第三天到了，不知是起得晚了些还是别的，跨出朋友家，已经九点挂零。心里不免有点儿急，车夫走的也特别慢似的。到西直门换了车。据车夫说本有条小路，雨后积水，不通了，那只得由正道了。刚出城一段儿还认识，因为也是去万甡园的路，以后就茫然。到黄庄的时候，瞧着些屋子，以为一定是海甸了。心里想清华也就快到了吧，自己安慰着。快到真的海甸时，问车夫，“到了吧？”“没哪。这是海——甸。”这一下更茫然了。海甸这么难到，清华要何年何月呢？而车夫说饿了，非得买点儿吃的。吃吧，反正豁出去了。这一吃又是十来分钟。说还有三里多路呢。那时没有燕京大学，路上没什么看的，只有远处淡淡的西山——那天没有太阳——略略可解闷儿。好容易过了红桥，喇嘛庙，渐渐看见两行高柳，像穹门一般。十刹海的垂杨虽好，但没有这么多这么深，那时路上只有我一辆车，大有长驱直入的神气。柳树前一面牌子，写着“入校车马缓行”，这才真到了，心里想，可是大门还够远的，不用说西院门又骗了我一次，又是六七分钟，才真真到了。坐在张先生客厅里一看钟，十二点还欠十五分。
张先生住在乙所，得走过那“长林碧草”，那浓绿真可醉人。张先生客厅里挂着一副有正书局印的邓完白隶书长联。我有一个会写字的同学，他喜欢邓完白，他也有这一副对联，所以我这时如见故人一般。张先生出来了。他比我高得多，脸也比我长得多。一眼看出是个顶能干的人。我向他道歉来得太晚，他也向我道歉，说刚好有个约会，不能留我吃饭。谈了不大工夫，十二点过了，我告辞。到门口，原车还在，坐着回北平吃饭去。过了一两天，我就搬行李来了。这回却坐了火车，是从环城铁路朝阳门站上车的。
以后城内城外来往的多了，得着一个诀窍，就是在西直门一上洋车，且别想“到”清华，不想着不想着也就到了。——香山汽车也搭过一两次，可真够瞧的。两条腿有时候简直无放处，恨不得不是自己的。有一回，在海甸下了汽车，在现在“西园”后面那个小饭馆里，拣了临街一张四方桌，坐在长凳上，要一碟苜蓿肉，两张家常饼，二两白玫瑰，吃着喝着，也怪有意思，而且还在那桌上写了《我的南方》一首歪诗。那时海甸到清华一路常有穷女人或孩子跟着车要钱。他们除“您修好”等等常用语句外，有时会说“您将来做校长”，这是别处听不见的。
1936年4月18日
北平沦陷那一天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下午，风声很紧，我们从西郊搬到西单牌楼左近胡同里朋友的屋子里。朋友全家回南，只住着他的一位同乡和几个仆人。我们进了城，城门就关上了。街上有点乱，但是大体上还平静。听说敌人有哀的美敦书给我们北平的当局，限二十八日答覆，实在就是叫咱们非投降不可。要不然，二十八日他们便要动手。我们那时虽然还猜不透当局的意思。但是看光景，背城一战是不可免的。
二十八日那一天，在床上便听见隆隆的声音。我们想，大概是轰炸西苑兵营了。赶紧起来，到胡同口买报去。胡同口正冲着西长安街。这儿有西城到东城的电车道，可是这当儿两头都不见电车的影子。只剩两条电车轨在闪闪的发光。街上洋车也少，行人也少。那么长一条街，显得空空的，静静的。胡同口，街两边走道儿上却站着不少闲人，东望望，西望望，都不做声，像等着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间站着一个警察，沉着脸不说话。有一个骑车的警察，扶着车和他咬了几句耳朵，又匆匆上车走了。
报上看出咱们是决定打了。我匆匆拿着报看着回到住的地方。隆隆的声音还在稀疏的响着。午饭匆匆的吃了。门口接二连三的叫“号外！号外！”买进来抢着看，起先说咱们抢回丰台，抢回天津老站了，后来说咱们抢回廊坊了，最后说咱们打进通州了。这一下午，屋里的电话铃也直响。有的朋友报告消息，有的朋友打听消息。报告的消息有的从地方政府里得来，有的从外交界得来，都和“号外”里说的差不多。我们眼睛忙着看号外，耳朵忙着听电话，可是忙得高兴极了。
六点钟的样子，忽然有一架飞机嗡嗡的出现在高空中。大家都到院子里仰起头看，想看看是不是咱们中央的。飞机绕着弯儿，随着弯儿，均匀的撒着一沓一沓的纸片儿，像个长尾巴似的。纸片儿马上散开了，纷纷扬扬的像蝴蝶儿乱飞。我们明白了，这是敌人打得不好，派飞机来撒传单冤人了。仆人们开门出去，在胡同里捡了两张进来，果然是的。满纸荒谬的劝降的话。我们略看一看，便撕掉扔了。
天黑了，白天里稀疏的隆隆的声音却密起来了。这时候屋里的电话铃也响得密起来了。大家在电话里猜着，是敌人在进攻西苑了，是敌人在进攻南苑了。这是炮声，一下一下响的是咱们的，两下两下响的是他们的。可是敌人怎么就能够打到西苑或南苑呢？谁都在闷葫芦里！一会儿警察挨家通知，叫塞严了窗户跟门儿什么的，还得准备些土，拌上尿跟葱，说是夜里敌人的飞机许来放毒气。我们不相信敌人敢在北平城里放毒气。但是仆人们照着警察吩咐的办了。我们焦急的等着电话里的好消息，直到十二点才睡。睡得不坏，模糊的凌乱的做着胜利的梦。
二十九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他说昨儿的好消息也不是全没影儿，可是说得太热闹些。他说我们现在像从天顶上摔下来了，可是别灰心！瞧昨儿个大家那么焦急的盼望胜利的消息，那么热烈的接受胜利的消息，可见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究是咱们的！等着瞧罢，北平是不会平静下去的，总有那么一天，哨们会更热闹一下。那就是咱们得着决定的胜利的日子！这个日子不久就会到来的！我相信我的朋友的话句句都不错！
1939年6月9日
重庆一瞥
重庆的大，我这两年才知道。从前只知重庆是一个岛，而岛似乎总大不到哪儿去的。两年前听得一个朋友谈起，才知道不然。他一向也没有把重庆放在心上。但抗战前二年走进夔门一看，重庆简直跟上海差不多，那时他确实吃了一惊。我去年七月到重庆时，这一惊倒是幸而免了。却是，住了一礼拜，跑的地方不算少，并且带了地图在手里，而离开的时候，重庆在我心上还是一座丈八金身，摸不着头脑。重庆到底好大，我现在还是说不出。
从前许多人，连一些四川人在内，都说重庆热闹，俗气，我一向信为定论。然而不尽然。热闹，不错，这两年更其是的。俗气，可并不然。我在南岸一座山头上住了几天。朋友家有一个小廊子，和重庆市面对面儿。清早江上雾濛濛的，雾中隐约着重庆市的影子。重庆市南北够狭的，东西却够长的，展开来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轻描的山水画。雾渐渐消了，轮廓渐渐显了，扇上面着了颜色，但也只淡淡儿的，而且阴天晴天差不了多少似的。一般所说的俗陋的洋房，隔了一衣带水却出落得这般素雅，谁知道！再说在市内，傍晚的时候我跟朋友在枣子岚垭，观音岩一带散步，电灯亮了，上上下下，一片一片的是星的海，光是海。一盏灯一个眼睛，传递着密语，像旁边没有一个人。没有人，还哪儿来的俗气？
从昆明来，一路上想，重庆经过那么多回轰炸，景象该很惨罢。报上虽不说起，可是想得到的。可是，想不到的！我坐轿子，坐洋车，坐公共汽车，看了不少的街，炸痕是有的，瓦砾场是有的，可是，我不得不吃惊了，整个的重庆市还是堂皇伟丽的！街上还是川流不息的车子和步行人，挤着挨着，一个垂头丧气的也没有。
有一早上坐在黄家垭口那家宽敞的豆乳店里，街上开过几辆炮车。店里的人都起身看，沿街也聚着不少的人。这些人的眼里都充满了安慰和希望。只要有安慰和希望，怎么轰炸重庆市的景象也不会惨的。我恍然大悟了。——只看去年秋天那回大轰炸以后，曾几何时，我们的陪都不是又建设起来了吗！
1941年3月14日
我是扬州人
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就是扬州人。有人疑心江苏江都人是错了，特地老远的写信托人来问我。我说两个籍贯都不算错，但是若打官话，我得算浙江绍兴人。浙江绍兴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从进小学就填的这个籍贯。直到现在，在学校里服务快三十年了，还是报的这个籍贯。不过绍兴我只去过两回，每回只住了一天。而我家里除先母外，没一个人会说绍兴话。
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东海就是海州，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我就生在海州。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将我们接到那里。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记得了，只对海州话还有亲热感，因为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两年，是住在万寿宫里。万寿宫的院子很大，很静，门口就是运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儿。邵伯有个铁牛湾，那儿有一条铁牛镇压着。父亲的当差常抱我去看它，骑它，抚摩它。镇里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记了。只记住在镇里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读过书，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玩儿，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园里一根横倒的枯树干上说着话，依依不舍，不想回家。这是我第一个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记得他瘦得很，也许是肺病罢？
六岁那一年父亲将全家搬到扬州。后来又迎养先祖父和先祖母。父亲曾到江西做过几年官，我和二弟也曾去过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扬州住着。我在扬州读初等小学，没毕业。读高等小学，毕了业。读中学，也毕了业。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学里一位黄先生，他已经过世了。还有陈春台先生，他现在是北平著名的数学教师。这两位先生讲解英文真清楚，启发了我学习的兴趣，只恨我始终没有将英文学好，愧对这两位老师。还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过世了，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时候。中学毕业，我是十八岁，那年就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从此就不常在扬州了。
就在十八岁那年冬天，父亲母亲给我在扬州完了婚。内人武钟谦女士是杭州籍，其实也是在扬州长成的。她从不曾去过杭州，后来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后来因为肺病死在扬州，我曾为她写过一篇《给亡妇》。我和她结婚的时候，祖父已死了好几年了。结婚后一年祖母也死了。他们两老都葬在扬州，我家于是有祖茔在扬州了。后来亡妇也葬在这祖茔里。母亲在抗战前两年过去，父亲在胜利前四个月过去，遗憾的是我都不在扬州，他们也葬在那祖茔里。这中间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个女儿！她性情好，爱读书，做事负责任，待朋友最好。已经成人了，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她也葬在祖茔里。我有九个孩子。除第二个女儿外，还有一个男孩不到一岁就死在扬州，其余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曾在扬州老家住过多少年。这个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但是还留着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里。
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现在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天然更该算是扬州人了。但是从前一直马马虎虎的骑在墙上，并且自称浙江人的时候还多些，又为了什么呢？这一半因为报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还有些别的道理。这些道理第一桩就是籍贯是无所谓的。那时要做一个世界人，连国籍都觉得狭小，不用说省籍和县籍了。那时在大学里觉得同乡会最没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来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扬州人，自己却因为浙江籍，不去参加江苏或扬州同乡会。可是虽然是浙江绍兴籍，却又没跟一个道地浙江人来往，因此也就没人拉我去开浙江同乡会，更不用说绍兴同乡会了。这也许是两栖或骑墙的好处罢？然而出了学校以后到底常常会到道地绍兴人了。我既然不会说绍兴话，并且除了花雕和兰亭外几乎不知道绍兴的别的情形，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认是假绍兴人。那虽然一半是玩笑，可也有点儿窘的。
还有一桩道理就是我有些讨厌扬州人，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小是眼光如豆，虚是虚张声势，小气无须举例。虚气例如已故的扬州某中央委员，坐包车在街上走，除拉车的外，又跟上四个人在车子边推着跑着。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后来要将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不肯，怕再闹出“闲话扬州”的案子。这当然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骂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扬州的好处，曾经写过一篇《扬州的夏日》，还有在《看花》里也提起扬州福缘庵的桃花。再说现在年纪大些了，觉得小气和虚气都可以算是地方气，绝不止是扬州人如此。从前自己常答应人说自己是绍兴人，一半又因为绍兴人有些戆气，而扬州人似乎太聪明。其实扬州人也未尝没戆气，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会，难道还不够“戆”的！绍兴人固然有戆气，但是也许还有别的气我讨厌的，不过我不深知罢了。这也许是阿Q的想法罢？然而我对于扬州的确渐渐亲热起来了。
扬州真像有些人说的，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不用远说，李斗《扬州画舫录》里的扬州就够羡慕的。可是现在衰落了，经济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没精打采的盐商家就知道。扬州人在上海被称为江北老，这名字总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老在上海是受欺负的，他们于是学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话来冒充上海人。到了这地步他们可竟会忘其所以的欺负起那些新来的江北老了。这就养成了扬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战以来许多扬州人来到西南，大半都自称为上海人，就靠着那一点不三不四的上海话，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也还自称为上海人。其实扬州人在本地也有他们的骄傲的。他们称徐州以北的人为侉子，那些人说的是侉话。他们笑镇江人说话土气，南京人说话大舌头，尽管这两个地方都在江南。英语他们称为蛮话，说这种话的当然是蛮子了。然而这些话只好关着门在家里说，到上海一看，立刻就会矮上半截，缩起舌头不敢啧一声了。扬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个江北老，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但是我却不愿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了。况且上海对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绍兴对我也差不多。因为我知道上海虽然也许比知道绍兴多些，但是绍兴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无干的。然而年纪大起来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个故乡。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诗，说“把故乡掉了”。其实他掉了故乡又找到了一个故乡，他诗文里提到苏州那一股亲热，是可羡慕的，苏州就算是他的故乡了。他在苏州度过他的童年，所以提起来一点一滴都亲亲热热的，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青灯有味是儿时”，其实不止青灯，儿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这样看，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是故乡，大概差不多罢？这样看，就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何况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
1946年9月25日
我所见的清华精神
这半年来同事们和同学们常常谈到“清华精神”。自己虽然不是清华人，但是在校服务多年，对这个问题也感到很大的兴趣。有一回和一位同学谈话，曾经假定清华精神是“服务”。后来和钱伟长先生谈起，他似乎觉得清华精神是“独立的、批评的”，例如清华人到一个机关服务，往往喜欢表示自己的意见，不甘心苟同。我承认钱先生的看法，连带着他的例子，是有理由的。但是关于“服务”，我还请申说一下。
提到“服务”，很容易想到青年会。青年会的服务精神有它的好处和缺点，这里不想讨论。我所假定的清华的服务精神，跟青年会的不同。为清楚起见，我现在想改为“实干”。清华毕业生不论旧制新制，在社会的各部门里做中级干部的最多。顾樵先生十多年前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看来大体似乎还是如此。顾先生说这些中级干部是平实的工作者，他们的贡献虽然是点滴的，然而总起来看也够重大的。钱先生的看法是指出他们的不重世故。这正是为了重事，要实干，要认真的干。青年人讨厌世故，重实干，虽然程度不同，原是一般的趋向。不过清华跟都市隔得远些，旧制生出洋五年，更跟中国隔得远些，加上清华学生入学时一般年岁也许小些，因此这种现象就特别显著。有些人谈清华精神，强调在学时期的爱清洁守秩序等。乍看这些似乎是小事，可是实在是跟毕业后服务时期的按部就班的实干精神密切的联系着的。
有人也许觉得这种实干的精神固然很好，不过太强调了这种精神，有时会使人只见树而不见林。然而这是春秋责备贤者的话，能够一棵树一棵树的修整着，究竟是对林子有帮助的。
1947年4月21日
刘云波女医师
刘云波是成都的一位妇产科女医师，在成都执行医务，上十年了。她自己开了一所宏济医院，抗战期中兼任成都中央军校医院妇产科主任，又兼任成都市立医院妇产科主任。胜利后军校医院复员到南京，她不能分身前去，去年又兼任了成都高级医事职业学校的校长，我写出这一串履历，见出她是个忙人。忙人原不稀奇，难得的她决不挂名而不做事。她是真的忙于工作，并非忙于应酬等等。她也不因为忙而马虎，却处处要尽到她的责任。忙人最容易搭架子，瞧不起别人，她却没有架子，所以人缘好——就因为人缘好所以更忙。这十年来成都人找过她的太多了，可是我们没有听到过不满意她的话。人缘好，固然，更重要的是她对于病人无微不至的关切。她不是冷冰冰的在尽她的责任，尽了责任就算完事，她是“念兹在兹”的。
刘医师和内人在中学里同学，彼此很要好。抗战后内人回到成都故乡，老朋友见面，更是高兴。内人带着三个孩子在成都一直住了六年，这中间承她的帮助太多，特别在医药上。他们不断的去她的医院看病，大小四口都长期住过院，我自己也承她送打了二十四针，治十二指肠溃疡。我们熟悉她的医院，深知她的为人，她的确是一位亲切的好医师。她是在德国耶拿大学学的医，在那儿住了也上十年。在她自己的医院里，除妇产科外她也看别的病，但是她的主要的也是最忙的工作是接生，找她的人最多。她约定了给产妇接生，到了期就是晚上睡下也在留心着电话。电话来了，或者有人来请了，她马上起来坐着包车就走。
有一回一个并未预约的病家，半夜里派人来请。这家人疏散在郊外，从来没有请她去看过产妇，也没有个介绍的人。她却毅然的答应了去。包车到了一处田边打住，来请的人说还要走几条田埂才到那家。那时夜黑如墨，四望无人，她想，该不会是绑票匪的骗局罢？但是只得大着胆子硬起头皮跟着走。受了这一次虚惊，她却并不说以后不接受这种半夜里郊外素不相知的人家的邀请，她觉得接生是她应尽的责任。
她的责任感是充满了热情的。她对于住在她的医院里的病人，因为接近，更是时刻的关切着——老看见她叮嘱护士小姐们招呼这样那样的。特别是那种情形严重的病人，她有时候简直睡不着的惦记着。她没有结婚，常和内人说她把病人当做了爱人。这决不是一句漂亮话，她是认真的爱着她的病人的。她是个忠诚的基督徒，有着那大的爱的心，也可以说是“慈母之心”——我曾经写过一张横披送给她，就用的这四个字。她不忽略穷的病家，住在她的医院里的病人，不论穷些富些，她总叮嘱护士小姐们务必一样的和气，不许有差别。如果发觉有了差别，她是要不留情的教训的。街坊上的穷家到她的医院里看病，她常免他们的费，她也到这些穷人家里去免费接生。对于朋友自然更厚。
有一年我们的三个孩子都出疹子，两岁的小女儿转了猩红热，两个男孩子转了肺炎，那时我在昆明，内人一个人要照管这三个严重的传染病人。幸而刘医师特许小女住到她的医院里去。她尽心竭力的奔波着治他们的病，用她存着的最有效的药，那些药在当时的成都是极难得的。小女眼看着活不了，却终于在她手里活了起来，真是凭空的捡来了一条命！她知道教书匠的穷，一个钱不要我们的。后来她给我们看病吃药，也从不收一个钱。
我们呢，却只送了“秀才人情”的一副对子给她，文字是“生死人而肉白骨，保赤子如拯斯民”，特地请叶圣陶兄写，这是我们的真心话。我们当然感谢她，但是更可佩服的是她那把病人当做爱人的热情和责任感。
刘医师是遂宁刘万和先生的二小姐。刘老先生手创了成都的刘万和绸布庄，这到现在还是成都数一数二的大铺子。刘老太太是一位慈爱的勤俭的老太太，她行的家庭教育是健康的。刘医师敬爱着这两位老人。不幸老太太去世得早，老先生在抗战前一年也去世了，留下了很多幼小者。刘医师在耶拿大学得了博士学位，原想再研究些时候，这一来却赶着回到家里，负起了教育弟弟们的重任。她爱弟弟们，管教得却很严。现在弟弟们都成了年，她又在管着侄儿侄女们了。这也正是她的热情和责任感的表现。她出身在富家，富家出身的人原来有啬刻的，也有慷慨的，她的慷慨还不算顶稀奇。真正难得的是她那不会厌倦的同情和不辞劳苦的服务。富家出身的人往往只知道贪图安逸，像她这样给自己找麻烦的人实在少有。再说一般的医师，也是冷静而认真就算是好，像她这样对于不论什么病人都亲切，恐怕也是凤毛麟角罢！
1948年3月17日
文物·旧书·毛笔
这几个月，北平的报纸上除了战事、杀人案、教育危机等等消息以外，旧书的危机也是一个热闹的新闻题目。此外，北平的文物，主要的是古建筑，一向受人重视，政府设了一个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并且拨过几回不算少的款项来修理这些文物。二月初，这个委员会还开了一次会议，决定为适应北平这个陪都的百年大计，请求政府“核发本年上半年经费”，并“加强管理使用文物建筑，以维护古迹”。至于毛笔，多少年前教育部就规定学生作国文以及用国文回答考试题目，都得用毛笔。但是事实上学生用毛笔的时候很少，尤其是在大都市里。这个问题现在似乎还是悬案。在笔者看来，文物、旧书、毛笔，正是一套，都是些遗产、历史、旧文化。主张保存这些东西的人，不免都带些“思古之幽情”，一方面更不免多多少少有些“保存国粹”的意思。“保存国粹”现在好像已成了一句坏话，等于“抱残守阙”，“食古不化”，“迷恋骸骨”，“让死的拉住活的”。笔者也知道今天主张保存这些旧东西的人大多数是些五四时代的人物，不至于再有这种顽固的思想，并且笔者自己也多多少少分有他们的情感，自问也还不至于顽固到那地步。不过细心分析这种主张的理由，除了“思古之幽情”以外，似乎还只能说是“保存国粹”。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先民的优良的成绩，所以才值得保存，也才会引起我们的思念。我们跟老辈不同的，应该是保存只是保存而止，让这些东西像化石一样，不再妄想它们复活起来。应该过去的总是要过去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关于拨用巨款修理和油漆北平的古建筑，有一家报纸上曾经有过微词，好像说在这个战乱和饥饿的时代，不该忙着办这些事来粉饰太平。本来呢，若是真太平的话，这一番修饰也许还可以招揽些外国游客，得些外汇来使用。现在这年头，那辉煌的景象却只是战乱和饥饿的现实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强烈的讽刺，的确叫人有些触目惊心。这自然是功利的看法，可是这年头无衣无食的人太多了，功利的看法也是自然的。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公家用钱，并没有什么通盘的计划，这笔钱不用在这儿，大概也不会用在那些无衣无食的人的身上，并且也许还会用在一些不相干的事上去。那么，用来保存古物就也还不算坏。若是真能通盘计划，分别轻重，这种事大概是该缓办的。笔者虽然也赞成保存古物，却并无抢救的意思。照道理衣食足再来保存古物不算晚，万一晚了也只好遗憾，衣食总是根本。笔者不同意过分的强调保存古物，过分的强调北平这个文化城，但是“加强管理使用文物建筑，以维护古迹”，并不用多花钱，却是对的。
旧书的危机指的是木版书，特别是大部头的。一年来旧书业大不景气。有些铺子将大部头的木版书论斤的卖出去造还魂纸。这自然很可惜，并且有点儿惨。因此有些读书人出来呼吁抢救。现在教育部已经拨了十亿元收买这种旧书，抢救已经开始，自然很好。但是笔者要指出旧书的危机潜伏已经很久，并非突如其来。清末就通行石印本的古书，携带便利，价钱公道。这实在是旧书的危机的开始。但是当时石印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说是错字多，固然，主要的还在缺少那古色古香。因此大人先生不屑照顾。不过究竟公道，便利，又不占书架的地位，一般读书人，尤其青年，却是乐意买的。民国以来又有了影印本，大部头的如《四部丛刊》，底本差不多都是善本，影印不至于有错字，也不缺少古色古香。这个影响旧书的买卖就更大。后来《四部丛刊》又有缩印本，古气虽然较少，便利却又加多。还有排印本的古书，如《四部备要》、《万有文库》等，也是方便公道。又如《国学基本丛书》，照有些石印本办法，书中点了句，方便更大。抗战前又有所谓“一折八扣书”，排印的错误并不太多，极便宜，大量流通，青年学生照顾的不少。比照抗战期中的土纸本，这种一折八扣书现在已经成了好版了。现在的青年学生往往宁愿要这种排印本，不要木刻本。他们要方便，不在乎那古色古香。买大部书的人既然可以买影印本或排印本，买单部书的人更多乐意买排印本或石印本，技术的革新就注定了旧书的没落的运命！将来显微影片本的书发达了，现在的影印本排印本大概也会没落的罢？
至于毛笔，命运似乎更坏。跟“水笔”相比，它的不便更其显然。用毛笔就得用砚台和墨，至少得用墨盒或墨船（上海有这东西，形如小船，不知叫什么名字，用墨膏，装在牙膏似的筒子里，用时挤出），总不如水笔方便，又不能将笔挂在襟上或插在袋里。更重要的，毛笔写字比水笔慢得多，这是毛笔的致命伤。说到价钱，毛笔连上附属品，再算上用的时期的短，并不见得比水笔便宜好多。好的舶来水笔自然很贵，但是好的毛笔也不贱，最近有人在北平戴月轩就看到定价一千多万元的笔。自然，水笔需要外汇，就是本国做的，材料也得从外国买来，毛笔却是国产，但是我们得努力让水笔也变成国产才好。至于过去教育部规定学生用毛笔，似乎只着眼在“保存国粹”或“本位文化”上。学生可并不理会这一套，用水笔的反而越来越多。现代生活需要水笔，势有必至，理有固然，“本位文化”的空名字是抵挡不住的。毛笔应该保存，让少数的书画家去保存就够了，勉强大家都来用，是行不通的。至于现在学生写的字不好，那是没有认真训练的原故，跟不用毛笔无关。学生的字，清楚整齐就算好，用水笔和毛笔都一样。
学生不爱讲究写字，也不爱读古文古书——虽然有购买排印本古书的，可是并不太多。他们的功课多，事情忙，不能够领略书法的艺术，甚至连写字的作用都忽略了，只图快，写得不清不楚的叫人认不真。古文古书因为文字难，不好懂，他们也觉着不值得费那么多功夫去读。根本上还是由于他们已经不重视历史和旧文化。这也是必经的过程，我们无须惊叹。不过我们得让青年人写字做到清楚整齐的地步，满足写字的基本作用，一方面得努力好好的编出些言文对照详细注解的古书，让青年人读。历史和旧文化，我们应该批判的接受，作为创造新文化的素材的一部，一笔抹煞是不对的。其实青年人也并非真的一笔抹煞古文古书，只看《古文观止》已经有了八种言文对照本，《唐诗三百首》已经有了三种（虽然只各有一种比较好），就知道这种书的需要还是很大——而买主大概还是青年人多。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努力的方向。至于书法的艺术和古文古书的专门研究，留给有兴趣的少数人好了，这种人大学或独立学院里是应该培养的。
连带着想到了国画和平剧的改良，这两种工作现在都有人在努力。日前一位青年同事和我谈到这两个问题，他觉得国画和平剧都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成了定型，用不着改良，也无从改良。勉强去改良，恐怕只会出现一些不今不古不新不旧的东西，结果未必良好。他觉得民间艺术本来幼稚，没有得着发展，我们倒也许可以促进它们的发展。像国画和平剧已经到了最高峰，是该下降，该过去的时候了，拉着它们恐怕是终于吃力不讨好的。照笔者的意见，我们的新文化新艺术的创造，得批判的采取旧文化旧艺术，士大夫的和民间的都用得着，外国的也用得着，但是得以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为主。改良恐怕不免让旧时代拉着，走不远，也许压根儿走不动也未可知。还是另起炉灶的好，旧料却可以选择了用。应该过去的总是要过去的。
1948年3月12～13日
南行杂记
前些日子回南方去，曾在“天津丸”中写了一篇通信，登在本《草》上。后来北归时，又在“天津丸”上写了一篇，在天津东站亲手投入邮筒。但直到现在，一个月了，还不见寄到，怕是永不会寄到的了。我一点不敢怪邮局，在这个年头儿。我只怪自己太懒，反正要回到北平来，为什么不会亲手带给编辑人，却白费四分票，“送掉”一封虽不关紧要到底是亲手一个字一个字写出的信呢？
我现在算是对那封信绝了望，于是乎怪到那“通信”两个字，而来写这个“杂记”。那封信仿佛说了一些“天津丸”中的事，这里是该说青岛了。
我来去两次经过青岛。船停的时间虽不算少却也不算多，所以只看到青岛的一角。而我们上岸又都在白天，不曾看到青岛的夜——听说青岛夏夜的跳舞很可看，有些人是特地从上海赶来跳舞的。
青岛之所以好，在海和海上的山。青岛的好在夏天，在夏天的海滨生活。凡是在那一条大胳膊似的海滨上的，多少都有点意思。而在那手腕上，有一间“青岛咖啡”。这是一间长方的平屋，半点不稀奇，但和海水隔不几步，让你坐着有一种喜悦。这间屋好在并不像“屋”，说是大露台，也许还贴切些。三面都是半截板栏，便觉得是海阔天空的气象。一溜儿满挂着竹帘。这些帘子卷着固然显得不寂寞，可是放着更好，特别在白天，我想。隔着竹帘的海和山，有些朦胧的味儿。
在夏天的太阳里，只有这样看，凉味最足。自然，黄昏和月下应该别有境界，可惜我们没福受用了。在这里坐着谈话，时时听见海波打在沙滩上的声音，我们有时便静听着，抽着烟卷，瞪着那袅袅的烟儿。谢谢C君，他的眼力不坏，第一次是他介绍给我这个好地方。C君又说那里的侍者很好，不像北平那一套客气，也不像上海那一套不客气。但C君大概是熟主顾又是山东人吧，我们第二次去时，他说的那一套好处便满没表现了。
我自小就听人念“江无底，海无边”这两句谚语，后来又读了些诗文中海的描写。我很羡慕海，想着见了海定要吃一惊，暗暗叫声“哎哟”的。哪知并不！在南方北方乘过上十次的海轮，毫无发现海的伟大，只觉得单调无聊，即使在有浪的时候。但有一晚满满的月光照在船的一面的海上，海水黑白分明，我们在狭狭一片白光里，看着船旁浪花热闹着，那是不能忘记的。而那晚之好实在月！这两回到青岛，似乎有些喜欢海起来了。可是也喜欢抱着的山，抱着的那只大胳膊，也喜欢“青岛咖啡”，海究竟有限的。海自己给我的好处，只有海水浴，那在我是第一次的。
去时过青岛，船才停五点钟。我问C君，“会泉（海浴处）怎样？”他说，“看‘光腚子’？穿了大褂去没有意思！”从“青岛咖啡”出来时，他掏出表来看，说：“光腚子给你保留着回来看罢。”但我真想洗个海水澡。一直到回来时才洗了。我和S君一齐下去，W君有点怕这个玩意儿，在饭店里坐着喝汽水。S君会游泳走得远些，我只有浅处练几下。海水最宜于初学游泳的，容易浮起多了。更有一桩大大的妙处，便是浪。浪是力量，我站着踉跄了好几回。有一回正浮起，它给我个不知道冲过来了，我竟吃了惊，茫然失措了片刻，才站起来。这固然可笑，但是事后真得劲儿！好些外国小孩子在浪来时，被滚滚的白花埋下去，一会儿又笑着昂起头向前快快游着，他们倒像和浪是好朋友似的。我们在水里呆了约莫半点钟，我和S君说，“上去吧，W怕要睡着了。”我们在沙滩上躺着。C君曾告诉我，浴后仰卧在沙滩上，看着青天白云，会什么都不愿想。沙软而细，躺着确是不错。可恨我们去的时候不好，太阳正在头上，不能看青天白云，只试了一试就算了。除了海，青岛的好处是曲折的长林。德国人真“有根”，长林是长林，专为游览，不许造房子。我和C君乘着汽车左弯右转地绕了三四十分钟，车夫说还只在“第一公园”里。C君说，“长着哪！”但是我们终于匆匆出来了。这些林子延绵得好，幽曲得很，低得好，密得好。更好是马路随山高下，俯仰不时，与我们常走的“平如砥，直如矢”的迥乎不同。青岛的马路大都如此，这与“向‘右’边走”的马路规则，是我初到青岛时第一个新鲜的印象。
C君说福山路的住屋，建筑安排得最美，但我两次都未得走过。至于崂山，胜景更多，也未得去；只由他指给我看崂山的尖形的峰。现在想来，颇有“山在虚无缥缈间”之感了。
1930年9月13日夜
注释
（1） 愤怒，狂妄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