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生”是宋代“说话”之一家，耐得翁在他的《都城纪胜》，孟元老在他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在他的《梦粱录》，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都说到“合生”，只是《武林旧事》作“合笙”，是其小异耳。
然而“合生”这名称，在唐朝已经存在了。在《新唐书》卷一百十九《武平一传》，我们看到：
伏见胡乐施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
这是唐代的“合生”，以歌咏为主，兼以蹈舞，与宋代的“合生”虽则同其名称，但实际上却是两种不同的技艺，因为宋代的“合生”，据耐得翁所叙述的，是“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虽则没有更详尽的解释，但是和“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的唐朝的“合生”，是显然地互相并无渊源纠葛关系的。
另一个证实了唐代“合生”和宋代“合生”之各不相关的，就是它们在宋朝同时存在着。唐代的“合生”到了宋代尚未成绝响，只是名称已有了变更，不称“合生”而称“唱题目”了。宋朝高承在他的《事物记原》卷九“合生”条中，考证“合生”的来源，就引《唐书?武平一传》作证，末曰：“今人亦谓之唱题目。”这就是唐代“合生”到宋代已称为“唱题目”的明证。也就是说，唐朝的“合生”变做了“唱题目”和新兴的宋代“合生”并存着，而把它旧有的名称让给了那新兴的技艺了。
那么这宋代的“合生”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耐得翁的叙述太简单了一点，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而且仅仅一家之言，也难保没有说错。我们必须寻求其他的记录，综合起来加以阐明。
在宋初张齐贤的《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少师佯狂》一条中，我们看到这样说：
有谈歌妇人杨苎罗，善合生杂嘲，辩慧有才思，当时罕与比者。少师以侄女呼之，每令讴唱，言词捷给，声韵清楚，真秦青韩娥之俦也。少师以侄女呼之，盖念其聪俊也。时僧云辨能俗讲，有文章，敏于应对，若祀祝之辞，随其名位高下对之，立成千字，皆如宿构，少师尤重之。云辨于长寿寺五月讲，少师诣讲院，与云辨对坐，歌者在侧，忽有大蜘蛛于檐前垂丝而下，正对少师与僧前。云辨笑谓歌者曰：试嘲此蜘蛛，如嘲得着，奉绢两匹。歌者更不待思虑，应声嘲之，意全不离蜘蛛，而嘲戏之辞，正讽云辨。少师闻之绝倒，久之，大叫曰：和尚取绢五匹来。云辨且笑，遂以绢五匹奉之。歌者嘲蜘蛛云：吃得肚罂撑，寻丝绕寺行，空中设罗网，只待杀众生。（盖讥云辨体肥而肚大故也）。……
这是关于“合生”的较详细的叙述，与耐得翁所谓“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相符。
但是，也许有人说，在《洛阳搢绅旧闻记》中的这一则中，“合生”和“杂嘲”并提，歌者咏蜘蛛嘲和尚，正是“杂嘲”而非“合生”。提出这样的疑问来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当我们一读洪景庐的《夷坚志》，那么这个疑问就可以立刻迎刃而解了。在洪氏的《夷坚支志》乙集卷六《合生诗词》条中，我们见到这一段话：
江浙间，路歧伶女，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张安国守临川，王宣子解庐陵郡印归，次抚，安国置酒郡斋，招郡士陈汉卿参会。适散乐一妓，言学作诗，汉卿语之曰：太守呼五马，今日两州使君对席，遂成十马，汝体此意，做八句。妓凝立良久，即高吟曰：“同是天边侍从臣，江头相遇转情亲，莹如临汝无瑕玉，暖作庐陵有脚春，五马今朝成十马，两人前日压千人，便看飞诏催归去，共坐中书秉化钧。”安国为之嗟赏竟日，赏以万钱。……
从这一段叙述看来，不特“合生”之例已显，就是它的定义也很明白了。《都城纪胜》、《洛阳搢绅旧闻记》和《夷坚志》三书所记的“合生”都没有互相矛盾，反之，它们却互相补充着，使“合生”的定义格外明显起来。
现在，我们综合这三部书的叙述，来给“合生”画一个比较明显的轮廓吧：
“合生”是宋代“说话”之一家，众伎之一种。技艺人男女都有，皆辩慧有才思，言词捷给者为之。在作场的时候，先由一个人指物为题（出题者大概是观众），艺人应命即席咏诗，或者是五言，或者是七言。诗意往往是双关的，或致颂祝，或含讥讽，其含玩讽者，则叫做“乔合生”。（洪景庐所记的是“合生”，张齐贤所记的却是“乔合生”了。）吟咏之时，未必有音乐伴奏，然而在瓦舍作场的时候，则是颇有合乐的可能的。
“合生”的定义既已明显之后，再想谈一谈的就是“合生”是否是说话人之一家的问题。因为近人颇有把“合生”摈于“说话”之外的。可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十分简单的。在宋代作者的记录中，“合生”都是列在说话一类，因为他们所谓“说话”者，或称“舌辩”，凡技艺人逞口舌便捷而不赖“声音”谋衣食的，皆得称为“说话人”。近人囿于成见，以为“说话”者就是讲故事的意思，而把“说话”的范围缩小了，至于不能容纳“合生”。（反之，他们都把当时所谓“小说”的范围放大了。）如果这个成见能被放弃了，那么“合生”之为“说话”之一家，自然就无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