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现在主张亲俄，或替共产党辩护，或激烈地喊几声“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则即时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尊号：苏俄的走狗，受金卢布的驱使者，或野蛮的暴徒。在文明的、自命爱国的先生的口中，必定给我下一个定义：“你这小子是被共产党所诱惑的无半分判别力的青年，不得志的穷汉。”这么一来，我将成为比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更罪大恶极的人了；依着捧喝党的门人及具有美国三K党的精神的人们审判，我是罪不容诛，应遭天讨的。
任你说我是什么，我都不愿意否认；不过你倘若说我是受金卢布的驱使者，我要顺便声明我是一个教书匠（喂！在中国现在大学内教书，只能说是教书匠，不能说是教授Profes-sor），倘若我今天不上讲堂，明天就没有饭吃；我不但没有看见金卢布是什么样子，就是连铁卢布也没有人送给我。这或者是我的倒霉罢？不然为什么醒狮记者，皇党，无政府党，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军阀，《时事新报》的编辑先生……天天说，一赤化了便有金卢布用呢？唉！总是我倒霉！赤化了还没有钱用，猪头三，阿木林！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我这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共产不可不反对》，我应当照着题目说话才是。如曾琦先生八股式的文章是何等的明了，是何等的文而对题！在《打破混乱与黑暗之时局》文中，一开首就说：“今日中国之时局，一极混乱与黑暗之时局也……”这样做文章的笔法，真是又老到，又中肯！倘若章士钊把科举制度恢复时，这种文章不得取第一名状元，也得取第二名榜眼！好羡煞人呵！
中国现在闹到如此地步，内有军阀之横暴，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弄得一塌糊涂！倘若你是一个中国人，你起码要叹息三声。“爱国！爱国！”这成为普遍的口号，就使你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你是军阀的干儿子，你是妥协的反革命主义者，也绝对不会公开地反对。倘若谁个说爱国是不应该的，那吗，这小子一定是白痴，一定是浑蛋，或者是日本人或英国人。但是这种白痴的话，我们究竟没听见过。
爱国似乎大家是一致的了。现在我们要看一看，谁个是真正的爱国者，谁个真正能尽爱国的责任。
在中国，也就同在别国家一样，有所谓穷人和富人的差别，有所谓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分化。呵！请曾琦先生们（我又说到曾琦了；这大约因为曾琦先生以提倡国家主义的首领自命，而拚命反对“劳动阶级”这件东西的原故）。恕我！我把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分开了，这的确应得煽动阶级斗争的罪名。不过我看见中国社会内的确有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分化，你叫我不说出“阶级”这两个字来，我怎么能够呢？若曾琦先生们（呵！现在我再加说一句戴季陶先生们）。施出茅山得过的法术，祭起遮蔽眼睛的法宝，那我倒可以眼不见，心不烦了。但是，这种遮蔽眼睛的法宝，还没见得祭起。我的两眼仍旧要发生效力。
劳动阶级能够真正爱国呢，还是资产阶级能够真正爱国呢？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虽然曾琦先生们和戴季陶先生们不高兴“劳动阶级”这个讨厌的东西。
九年前，我也曾同许多朋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大家差不多都以为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内有军阀的专横，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无产阶级没有好日子过，就是资产阶级也感着不能伸腰抬头的痛苦，中国现象需要国民革命——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而国民革命在实际上是偏向于资产阶级性的，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应在国民革命中站主力的地位，应比任何一阶级要勇敢些。谁知这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资产阶级不但不能完成国民革命，不但不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而且逐渐表现出自身之妥协性和反革命性。中国劳动阶级虽然是幼稚，虽然是力量不强，但在每一次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运动中，都是出死力，都是站在炮弹的前线上。例如二七京汉路的流血，香港海员的罢工，广州革命政府对于反革命军阀及商团之平服，都足证明中国劳动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是不可磨灭的力量，是一支主力军。尤其是在这一次五卅运动中，中国劳动阶级表示出自身反帝国主义之坚决的精神。
我们掉转脸来看一看中国资产阶级是什么态度。在二七工潮中，资本家与军阀及英国帝国主义者勾结一起，残杀无数的铁路工人。广州商团——中国资产阶级的军队，明目张胆反对国民革命政府，与反动军阀及帝国主义者相勾结。广州每一次反动军阀叛变时，所谓买办阶级无不唯力是视以辅助之。这一次五卅事件发生，资产阶级因一时的爱国冲动，为顾全面子起见，也罢了几天市，但是不久便慢慢妥协起来，还是开开门做生意，问你什么爱国不爱国，亡国不亡国，钱横竖是要赚的。上海的工人可以饿着肚皮继续罢工，而上海的资本家却不能少赚几个钱，多罢几天市；相形之下，谁个爱国，谁个不爱国，是显而易见了。
自从中国劳动阶级现身于政治舞台之上，一方面中国国民运动的力量大为之增加，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却因之对于国民革命运动裹足不前，其惧怕劳动阶级的心理，比惧怕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心理要甚几倍。也就如俄国未革命前的情形一样：俄国资产阶级本很讨厌皇室帝制的腐败，思有以推翻之，但同时可恶的劳动阶级却蓬蓬勃勃起来了，似觉比皇室帝制更可恶十倍；这末一来，俄国资产阶级宁愿与皇室帝制妥协，而以为劳动阶级是一定要压抑的。中国资产阶级何尝不痛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专横？但是罪恶滔天的劳动阶级起来喊什么“阶级斗争”，“共产”，“社会主义”……这末一来，可是把中国资产阶级吓得屎尿横流，连国都不要爱了！……亡国倒不要紧，赤化是万万不可以的呵！
资产阶级之所以抱如此的态度，其理甚明，所谓卑之无甚高论，资产阶级的生命是财产，因之它第一个责任，就是保护自己财产之安全；财产安全后，才能说到其它问题。资产阶级之所以要爱国，是因财产的关系；资产阶级之所以不爱国，也是因财产的关系。做亡国奴是可以的，只要财产不完全被损失；向外国人喊祖宗爹爹是可以的，只要财产得保障，倘若不亡国，而产却被人共去了，这如何使得！使不得，使不得呵！……国可不爱，而共产则不可不反对！
法国大革命本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可是到了雅各宾党执权时，一般穷人闹什么面包问题，于是法国资产阶级不革命了，而跑向英德皇帝的面前求援助。俄国革命后，野蛮的劳动阶级把俄国占据了，于是资产阶级不要俄国了，连忙求英美各国政府援助，将俄国封锁起来，务使俄国不达于亡不已。广州革命政府要革命，而陈廉伯先生——商团的首领，却不惜卑膝赧颜向香港政府——英帝国主义的机关——为将伯之呼号。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情？……国可不爱，而共产则不可不反对！
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界的代表，《醒狮周报》社的一些先生们，天天直着喉咙喊国家主义，其实我们一看该报的内容，则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处少，而反对共产党之处多；也许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不过是他们的门面语，而反对共产党倒是他们的真心愿。曾琦先生（今日的曾国藩是也；鄙人恐列位不知，特此介绍）。说中国现受三种压迫：一、帝国主义；二、军阀；三、共产党。据他先生的言论前后看来，他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一个陪衬，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比帝国主义和军阀还可恨，所以应努力反对共产党。这末一来，所以《醒狮》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处少，而反对共产党之处多了，这足证明什么呢？这是说，帝国主义和军阀还不大要紧，就是什么“全民革命”也在其次；我们应极力反对共产党，否则，我们的产被人家共去了，还说什么国呢？……国可不爱，而共产则不可不反对！
朋友们！我宽一宽你们的心罢！中国现在需要国民革命，并无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可能；中国共产党也不主张现在就来共你们的产；又何必这般害怕呢？还是爱国要紧呵！等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被打倒以后，那时才想法消灭共产也不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