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的乡村生活匆匆地过去，转瞬已到了暑假。几个小学生到上海投考学校，我也回到上海准备投考圣约翰大学。
和我同时投考约翰的还有一位南洋同学，就是现在的王以敬医师。他原是在南洋选定土木科的，因为性情不近，改选医科。我们两个人在南洋时虽所进的学科不同，但是都读到大学二年级。他进医科，先要进约翰的理科，我要进的却是约翰的文科。由工科转到理科，比我由工科转到文科来得便当，因为工科和文科的课程相差太多了。幸而我自己平时对于文科有关系的书籍已无意中看得不少。在那时并不知道自己要转文科，不过因为自己喜欢看，所以便常常看看，不料在这个紧急备考的时候，居然有一点用处。例如要考的英文文学名著，在一二十种中选考四种，这就不是临时抱佛脚所能速成的。可是无论如何，要想从工科二年级跳到文科三年级，这在当时好多朋友都认为是太大胆的。我所以不得不这样大胆来拚一下，与其说是我的野心，不如说是因为我的经济力量常在风雨飘摇的境况中，希望早些结束我的大学教育。
我和王先生同住在上海青年会寄宿舍里，两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临考的那几天，我们两个人的心理都非常紧张。我们都存着非考取不可的念头，因为我们都各有苦衷。王先生立志研究医学，上海除德文的同济外，英文的医学校在当时只有约翰是比较差强人意的。我呢，在当时也觉得要研究英文，在上海似乎也只有约翰是比较差强人意的。可是考试的成败是最难捉摸的事情，所以那几天我们的心理是特别的紧张，差不多每日二十四小时都是时刻在惴惴危惧着的。每天夜里，我们两人都开着“夜车”，预备考试的功课到两三点钟，疲顿得不堪言状。天朦朦亮就起来，匆匆盥洗了后，连早餐都没有用，就匆匆出发，同乘电车到静安寺。还早得很，有几十个同往投考的人们不约而聚的步行一小时左右，才到约翰。考大学三年级的只有王先生和我两个人。因为我们所投考的学科不同，所以两个人还是分开来考的，各人都分别到各个有关系的教授房间里去应试。提心吊胆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结果居然两人都被录取了。希望愈迫切和用力愈艰苦而得到的东西，在心理上也愈觉到快慰。我们两人得到投考胜利的消息后，当然是喜不自胜的。
好了，我如愿以偿地踏进了约翰了。这样转换了一个学校，在南洋时功课上所感到的烦闷，一扫而光，这是最痛快的一件事。在约翰的教授方面，也有几位是比较可以满意的，例如哲学教授卜威廉，历史学教授麦克纳尔，经济学教授伦默等。虽也有几个饭桶教授滥竽其间，但是我可以不选他们的课程，不致受到什么影响。
我在约翰虽然仅有两年，但也得到很多的益处，尤其是快读的能力。像麦克纳尔先生，他最注重课外参考书的阅读；他所指定的参考书很多，而且要调阅我们的笔记，非读得快，很难交卷，所以我们用在图书馆里的时间不少。约翰在最初受人垢病的是造成了不少买办，或做外人爪牙的翻译，但是我以为学会了英文来做研究学问的工具，却是另一回事。平心而论，对于这个工具的熟练，我不得不感谢我的母校——约翰大学。讲到社会科学方面，这个学校里只是沿袭着美国式的传统的说法，就近代新社会科学的眼光看去，似乎给与学者的没有什么精要的知识，但是近代新社会科学也不是凭空突如其来的，要彻底懂得近代新社会科学的真谛，对于传统学说也需要有相当的明瞭，所以我这两年的光阴并不觉得是虚掷的。
在约翰时最使我索然乏味的事情，是每晨二十分钟和星期日上午一两小时的“做礼拜”。每日早晨上课之前，全体同学千余人要聚在大礼堂上，校长和教授们便聚在大礼堂的讲坛上，由校长领导着大玩其祷告和朗诵圣经的玩意儿。依例全体都要跪着，幸而除却前两排的同学因为太近于讲坛不得不下跪外，后面的大多数的同学坐在一排一排的矮椅上，和跪下的样子也差不多，大家便实行马虎主义，还是堂而皇之地坐着。星期日的上午，不得不坐在教堂里听那个主教的胡说八道，也是一件苦事。抵制的办法只得让他尽管张开他的嘴巴，我却尽转着我自己的念头，这也许是另一种的“走曲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