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张竹平先生接办《时事新报》，他自己担任董事长，拉我去担任秘书主任。当时张先生对于《时事新报》抱着很大的希望，拉的人很不少，总经理由潘公弼先生担任，总主笔由陈布雷先生担任。张先生仅主持大计，我和潘先生都全日在馆办公，我们两人在一间办公室里。潘先生当时在新闻界已有了十几年的经验，我和他相处一年，在学习方面得到不少的益处。我以前曾经谈过在申报馆里“练习”了三星期，我在时事新报馆工作的一年，是我生平更有意义的“练习”的时期。我常觉得我的这一年的“练习”，比进什么大学的新闻科都来得切实，来得更有益处。
时事新报馆的事情既需要全天的工夫，于是我决定把英文教员的职务完全辞掉。《生活》周刊办了一年多之后，已渐渐发达起来，在事实上全个半天都用在这个刊物上面。到了这个时候，因为时事新报馆需要全天，我便和职教社商量，把在职教社的半天工夫移到夜里来，于是我开始天天做夜工。
白天在时事新报馆做的事情，给我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因为我的工作几乎包括全报馆的内容。我的职责是秘书主任，除编辑部的通信稿外，全馆的各部信件都集中在我的办公桌上。关于全馆各部的来信，都先经我阅看，除应由总经理办理的文件由他抽出酌办外，其余的文件便都由我注明办法，分送给各部去办，各部根据情形，分别起草复信的底稿后，仍汇送到我的办公桌上，由我核定后缮发。其中遇着要和总经理商量的事情，便立刻和他商量后决定办法。这样一来，我和全馆各部的事情，都有着相当的接触，所以我说这个职责给我以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尤其使我得益的是潘先生对于新闻业经验的丰富。他对于新闻业的种种方面都很熟悉，因为他都经历过的。他在编辑方面，由校对到总编辑和总主笔，都干过；在营业方面，他也干过种种职务。因为他对于各部分的工作内容都有透彻的了解，所以他解决各部分问题的时候都有独到的见解。我在人生观方面，政治的和社会的思想方面，虽和潘先生的未必相同，但是我对于他的办事的经验，处理问题时的镇定安详，对人接物的恰当，都应该表示我的敬意——至少是在我和潘先生做同事的时期内。
依我在当时所观察，潘先生处理事务有一个特长，那就是他用坚决的态度解决职务上的当前的各问题，一点都不着急，一点没有疾言厉色。任何同事进来和他商量什么事情，或甚至和他大起争辩，他总是对事对人根据他的见解作坚决的应付，很从容不迫地作坚决的应付，无论如何，总是始终和和气气的，从没有看见他发过脾气。我是个性急朋友，关于这一点，我很惭愧学不到他。我也明白，应付事情，或应付人，只须根据所决定的办法作沉着的应付就是了，只须能把事情或人应付得了，何必要发脾气？发脾气只是一种无补于事的耗费，徒然恼了自己，难堪了别人！原来没有职权解决某事或某人的人，发脾气无用；已有职权解决某事或某人的人，发脾气不必。但是这种涵养的工夫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张竹平先生应付事务的精明详密，我在申报馆“练习”三星期的时候，已领过他的教了。在时事新报馆的一年间，更有充分的时间来领略他的精明详密。可是他对于我是不得不失望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撒了他的烂污，也不是我对于秘书主任没有尽职，却是因为他对于我的希望没有达到。他似乎很有意要把我造成一个英文广告员。这英文广告员的本领是要能往各洋行大板游说，接洽；已登的人家肯增加广告费，未登的人家肯来登。我因为不愿就辜负他的一番厚望，也曾经努力过几次，其中也有几家成功过，但是我每次一看见那像理人不理人的搭足臭架子的洋鬼子的臭脸，就引起了我的一万分的精神上的苦痛。我宁愿饿死，不愿和这类东西敷衍，因此竟无法引起我的自动的兴趣来。要我勉强做一个英文广告员，比要我勉强做一个工程师还要难过十万倍，虽则这两种职业的性质是迥然不同的。
不久因为《生活》周刊的突飞猛进，需要我的全部分的时间，便自动地辞了时事新报馆的职务，由此也和英文广告员的苦痛永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