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在《风雨谈》第四期上，龚持平（我不写惯敬称，这是十五年来的习惯，近日文章复古，我也感染，往往写先生兄公等了）有一篇介绍创造社诸人的文章，不久我写一段创造社正经话，以为大家可不必来打听“创造”了。但在他写的文章中，见还有几个人没有写齐，所以此刻想来添加几个人，又因为一本《风雨谈》给人拿去，此刻想不出谁是他所忘去介绍的，谁须补充的，所以本篇不能算是他的续篇，反成为我的另一个正经话。
一 张资平
清朝末期，中日有特约五校之设立，五校者，就是高师高工高商千叶医专及一高，凡中国学生考取这五校者，概得官费，这五校都为中国学生特别设立一班，此中一高先读预科一年，使得程度能够与日人学生竞争，然后分配各高校，然后入帝大的，现在四十岁以上之真正毕业帝大者，都是经过这一条路。此中一高的课程很特别，如果看见张资平作《曙新期之创造社》者都可以仔细明白。
张资平也是其中之一个，他先在一高预科，后在熊本高等学校，大概他加入回国请愿袁世凯之团体，所以郭沫若入大学到福冈时，他还在高校，暑假他到箱崎海岸偶然在海岸与沫若相见，他大大的参赞沫若可办文学杂志，“创造”也从此产生，不过，假如没有资平的鼓励，沫若亦要创办文学杂志，沫若的苦闷，不会因此而罢，杂志也不至于不出。
不过总之，办杂志的风气，在那时日本留学生中很利害，《学艺》也是那时候的创办，同盟会的《民报》也早前在日本办过。
在这种基地上，资平到东京去进东京帝大地质学科了，他倒是个诚诚恳恳的大学生，他不同沫若，并没有苦闷，他有耐心地写作小说之热心。他的小说平易而通俗。
新文学运动渡海回国，就开始文学运动，有指摘误译，有新颖诗作，此间资平的通俗小说最能入一般青年。
现在想起来，创造社一辈人，都在高校饱读欧洲古典及思想，社会的素养也很高兴，留日时期又异常的长，他们渡海回来看国内情形，见欧洲回来者不过能谈话读报纸，希腊拉丁文不及他们，连哥德都弄不清楚，自命德国回来者译Laube成为树叶子，“鸟笼中有一群雌鸡”（？）等话，因此大大的在攻击欧洲回来的人了。这时期资平用他的不很高雅的中国文，默默写着小说，大家并不说他好，一方面不供给理想给资平，一方面不利用资平的通俗性去得通俗大众，仅在获取意识青年，这是一个错误。
为了这个缘故，资平从创造社收回他的版权去了，谁都怪他的金钱主义，意识青年跟上来，使得忘去不中用大众，不能包含得很大，留长久的生命，仍不免我国小团体主义的缺点，不过创造社之所以发达，也从小团体而开始，倒也不可忘的。
二 何畏
稍过几年，进一高者为何畏及刘侃元，何畏戴一副近视眼镜，走路对前直冲，脑力异常之好，读文科，爱一少女，这少女住在中国公使馆，可是不是使馆官僚之小姐，却是一个裁缝师女儿，因为那时中日往来不便，使馆中带有裁缝师之故，有一次我与何畏走过公使馆，他说进去看看她罢，两人就进去，走到她家之前，我们两人在门外小便，然后进去，听见小便之声音，他们已晓得有人来了，谈了一会即回来，少女十分美丽，不过不是文学少女，对于何畏不能十分理解，仍有中国一般小姐的风气，能十分看懂恋爱，何畏正在弄美学，读Verlaine的诗，所以情书之中无非写些这种文字，这种情书使小姐莫明何畏其妙，为她一时悲观，一时乐观，我们朋友也急起来了，后来他换美学为社会学，毕业了后两人结婚。
何畏，创造之《上海幻想曲》是他的作品之一标本。
上海幻想曲：
1.赭色的波涟写；
风，微眠，
淡紫和淡红，
描如意在淡粉的天空。……
2.“祖国”………呵“祖国！”——
土音惊破了我的梦魄……
只见——
各世界的强盗和小贼
从各世界打劫了财物，
都溷集到这永借的巢窟。……
3.电光叫鞭一揪，
春性的猫声四窜；
红头黑炭一吼
几百群丧家狗
东奔西走……
4.上海——中华第一大商场！
我要送Pokes一个黑徽章，
他替支那人和洋狗造了一个花烟间。
上海！我要做一曲怎样的吊亡歌，
贴在你火葬场的门背后？
可惜他不久就到广东去当大学教授而不回上海来了，因为他的学识很可以引大学生之信仰，即成为红教授，不过他的学说，究竟向哪，与刘侃元一样一直不易理解。
三 田汉
剧戏爱好家为田汉，他学在高师，他爱剧戏，没有什么罗曼不罗曼，他爱实行演剧，他理解老式戏及文明戏等之一切，在日本时已在留学生界中演过好几次，后来投戏稿于《创造》，《咖啡店之一夜》等，他的戏当然顾虑到演出效果的，不过精神就往往不肯接受到“创造”的精神。
田汉是个美男子，他与夫人同在日本，所以不像别人的天天想念中国或文学，绰绰的在过乐天生活，写日记叫蔷薇之路，可是那不过是沫若所谓襤褛之路，不久闹出一次恋爱问题，回国后办《南国月刊》，不发出冲突而离开创造社，在南国社中，闻有桃色事件，不过我不知道。
四 郑伯奇
郑伯奇迟几年入一高，在京都大学听讲的是心理学，恐怕他的心理，成就不可以算好，或许可以说帝大系许多文人中，论专攻成就顺序要是：医学之陶晶孙，社会学的何畏，均能以本行吃饭，其次为医学之郭沫若及张资平的地质学，其次为造兵成仿吾经济郁达夫心理郑伯奇都不能应用专攻科目了。
或许因为伯奇迟到上海一点，或须因为他意识地要成文学家，或许因为他是老辈人之末一人，或许因为他胆小气小一点，虽说他到日本之某大杂志社去练习过编辑杂志而回来，那种大资本及读者层在中国是找不到的，所以他的文献书房也没有能够成立而散，不过他的胆小，可以不误他于过分的勇敢而出毛病。
五 徐祖正
日本伊豆半岛，海滨且有山，温暖，产生柑桥之处，我们留学生，谁都没有钱，不敢到那种地方去旅行。
在那个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徐祖正在学文学，因为他多苦闷，他遍游着那种地方，他的伊豆的歌：（很对不起他，我抄寄着一段）
呀，神经质的海！
请你暂时莫如此湃澎。
满胸，我含着的悲哀，
也要像你湃澎。
他的日本旧都之歌：
呀！听呀！那Violin的芳香音调！
——
有个沉默的忧郁的青年经过，
——
他的汤田川村的诗：
消了我多少愁闷复了我多少天真，
此外更发现一个很可追怀的人。
这都是《创造》第四期的诗，《创造》的新罗曼主义期待着他很多，可是他回国时，没有到上海，直到北京去了，他在《创造》上的文字虽说不多，他是创造社可以爱敬的一个人。
六 穆木天
如果闭目一想，把所有“创造”同人的群像合成一个，那么这要一个完全的新罗曼主义，如果放散，却是一个个还不过是一个人。
木天到上海，已经是比较后期，因为他先到北京的缘故，他是一个放浪诗人，不过他的神经比较徐祖正，正是对极点，他很镇定的。他在北京和一女学生恋爱而结婚了，可是到了上海，他的夫人不幸生了精神病，在大家为他送她到精神病院之后，后来又听见他同别的女子结婚了，这一点我倒不十分确实，虽说他的夫人倒来到我家诉过木天怎样不理会她，不过木天看起来，不过他有放浪性罢了，诗作不多，常用东北口音，“儿”“儿”的呐辩论着，“创造”群像中不可缺之一个。
七 张定璜
群像之一不可忘去张定璜，他的小说不过有一篇，可是他对于“创造”之文字体裁标点都有意见写到上海来，这虽说因为那时候正是日本之新罗曼派流行之模仿，再也是他个人生活趣味，但同时也表示创造社对于文学革命上，采用白话，不忘美，打破因循，试作，横写，排除老句子，排字写字都不忘去美的表现。张定璜在京都帝大，适有大学教授来，随即到北京去。可是现在，我们却不知他的去向，不，他不给我们知他的去向罢了。
八 龚冰庐
忘去谁替我说，在创造社的三楼上，他说我国内的新青年，有个叫龚冰庐，不久会来，你可以看见他，其他几个人，却是有稿子而看不到人的。因此我也留心的看他了，有一天见到，一个很高兴谈话有劲的年轻人。后来知道，凡如逢到国外习惯，他的意见常同我不符，的确他不会是个新罗曼主义的，可是他的批评，常常出我意外，如果我要看我国青年的思想，我只要去同他谈论一下就好了，他一定下一个异常地神经过敏的判断，我也从此对于我国青年下一个凡是我国年轻人是多怀疑，爱用异常的方法，不用思索及素养来干事的，同时，他的理解及观察力的确是好，如用适者生存的话来讲，的确创造社的新罗曼主义是产生在日本，移植到中国，这衰弱美丽的花，不敢爱我国的风土，譬如这花为合群之花，一个个花靠唯一个花托上而开花，取其一朵就只不能成花的。
我从他得到这种教训，所以我常敲他的意见的。
末了，还有几个人应该写而还没有写，此刻光写到创造社为找出路而脱去新罗曼之衣裳，将改戎衣时之人们，别的机会，大概还会给我写还有几个人。
（本文原不必写的，自己说不要多谈创造社而自己来胡谈，对万友有罪，骗我写的记者可是逃避去了。）
创造三年
（本文为赠呈日本丰岛与志雄氏而写，他前天来上海，要研究创造社的业迹，我劝他读《创造十年》，后来我回到上海，他已经不在了，觉得他真挚地问我们，应该给他回答，因此简单写成这一段文字。）
一
一九二二年二月，《创造》第一卷 第一期出版，登载创作的作家有沫若，资平，田汉，仿吾，怡庵，达夫。编者达夫，封面横书，内容纵书，泰东出版，此时同人大都还没有渡海回国。
一九二二年九月，第二期出版，创作有晶孙，沫若，达夫，仿吾，田汉，资平，为法，业初，均吾。全书横排，沫若编辑。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第三期出版，创作有沫若，木天，资平，滕固，晶孙，家骅，光焘，达夫，何畏，仿吾。仿吾编辑。
一九二三年一月，第四期雪莱纪念号，创作有沫若，资平，达夫，邦杰，一多，实秋，冷玲，定璜，友鸾，祖正，滕固。仿吾编辑。
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间，出第二卷第一二期，手头没有杂志，此刻不能记录。
沫若的《创造十年》，资平的《曙新期创造社》，都没有论创造季刊的作家及作品，所以我在此地注重这一点，并指摘说，创造社初期同人作品之精华都在这三年间六本《创造》之中。
使得产生这一批文学同人，不可疑的是他们的日本留学，和日本文学界的影响（可是并不是日本文学或日本文学作家的影响），日本文学界的影响之中，学校功课的影响，大都在资平沫若同我的文章中有记述，一般文学界的影响，《创造十年》和《曙新期》中，双方都有记录散见，而此刻我也要来补充些。
使得这一批同人结合，第一在他们的没出息。当时大部日本留学生，仍免不了有科举思想，以为得了文凭回国可猎官，他们见弄文学者，以为你们不务正业，仅和下女调笑，说恋爱，算什么东西。可是这一辈子，爱读日本文学界当时为西洋哲学文学而进步的许多文艺作品，他们的内容却很丰富（但没有及到美术及音乐）。第二点要举沫若的组织力，他是感受力很大的人，有热情的人，他起初也是个素朴爱国者，他的《牧羊之歌》把他表示。他和达夫一样，素养很高，加以他学医学，对于科学的分析不会错误。他一次从九州福冈旅行到东京，找到资平田汉达夫仿吾祖正侃元定璜何畏伯奇等，商量出版《创造》，因为这些人内容的介绍同时为创造社精神的介绍，所以在此地仍从人说起。
资平在学地质学，他是个实际家，他晓得地质学要是他的立身用具，但他并不会钻营，也不会在未毕业之前已经找到高就之路，看见沫若来谈创作小说，他正好来试他的余技，他的余技就是长篇小说，他并不用功哲学及外国文学，所以能够靠他的实际性写出通俗文学，我看不起他的小说，说太卑俗，可是沫若一直相信他是真正会写小说者，直至后来在上海同他不好为止。
田汉是爱戏剧者，和资平一样，很有通俗性，也不用功于哲学及西文，专门在弄他的演剧，因他缺指导性，快将落伍就赶急追上来。他和资平两个人，见沫若有意弄文学杂志，因为他们有把握能多产，所以就即答应跟上来。
达夫原是文学上天才，他精通英德俄等一切文学，并不多弄哲学及全不弄科学，又通中国古典而不溺其中，自己在生活于罗曼性中，但不像沫若之有苦闷，可以说是新罗曼主义生活之标本。有一次沫若召集开会，劝他不要上北京去，问他说你去了以后《创造》杂志怎样，他说“停办好了”，这句话给沫若长叹，这可表示他的性格。
仿吾是天生的书记长，他是被养着等有差司的样子，见有沫若来组织，他就能全幅合上了。祖正是个不多响的人，他是文学家，他的生活不是作家或艺术家，当然他的一二诗作是很优秀的。侃元答应合作，但没有作品，此刻不论；定璜也可以说是文学家，不久不但写作，连文学家的工作亦停止，可以说是个英国式Gentleman。
何畏的社会批评高于他的文艺，虽说有他的很痛快的《上海幻想曲》，但是他不能久留在创造社。
沫若从东京京都之旅行回来，对我说，这一次有很多成绩，现在有把握出一个创作杂志了，他要同我讲上文学论，可是我多不响，因为我对文学文艺没有很多主张，我的生活从初至尾仅有一个Sehnsucht，我并没有沫若的Leidenschaft，不像达夫之生活在实行新罗曼，不像资平之能多产适合社会之新文体作品，我小小的自己在写小说，不敢参加沫若之组织什么东西。
原来我到福冈，比沫若迟一年，不久有个同学，他说我们此地有一个特别人物，也和你一样，有点古怪的，现在我来介绍你。从此我初次见沫若，后来沫若来看我，我的房间不像别人，进来可见者只有数理的书籍，医学的书籍在衣橱之中，文学的东西在抽屉之中，有一次，沫若见我的桌上有一段小说，要拿去，结果给他拿去了，后来他说，他不敢开口，如果开口，不得不用赞辞，用赞辞，好像说客气话来捧人的样子了。所以我加入同人，怕是在《创造》发刊的前夜了。
至于沫若自己，他不可以算小说家，他自己也在说，因为他的组织力及感受力比较大，他的工作多用在那方面去，不过虽说自己说不是小说家，但他写很平易的身边什事，倒也成很好的小说。
《创造》的发刊时，沫若说要把新罗曼主义为《创造》的主要方针，后来社会都承认创造社为罗曼主义，但沫若的感受性很大，他不知何故爱起表现主义来了，在这中间，一直到底做新罗曼生活者为达夫，一直到底写新罗曼主义作品者为晶孙，一直到底写通俗小说者为资平。
但是对于文体，无可疑的大家在同一道路上，并不相互意识地向平易白话文进行，因为文体之改进，早已在北京有其提倡及实践，“创造”同人不过再来加以一个美罢了，至于定璜写信中说到印刷上之美，那也可以表示字句之精练，在那个时候“创造”同人很用工夫。
二
大家渡海回国了，回国时候的情形各有不同，达夫像个酒客，所以还没有毕业他已经在安庆做教授，一下子又回来，在上海编一期《创造》，不久到北京去做教授了。沫若一次到上海去编第二期，回来又同晶孙同考毕业医学，这时候仿吾却很忠实的在上海编第三期《创造》。
《创造》四期编完，一九二三年后，除晶孙反向日本的东北去之外，同人都已渡海回国，不过这时候沫若的同人组织工作没有限局于留日回去的少数人，不把他结合起来，反想加入中国全文坛，并吸引新人。原来创造社并没有同人合议之制，不采用团体组织，随便什么人可以加入，不过新加入者不多，而分化者渐生。
在这时候，中国的情形当然有很多奇怪事体，沫若有领袖性，不肯成为学艺杂志之附录品，不肯成为大博士之下人，不肯成为大学教授等等，同人的作品倾向各有不同，而《创造》的指导精神也有变化，因回国后国内影响渐渐加重，不能把大家在创造之一点合一，那么初期同人就渐渐分离。
不害感情而去者有祖正定璜等，当然他们也可说原来没有参加，此刻说他“去”，或许不对。何畏一度同晶孙同上岸上海，同到民厚南里去看编辑部，见仿吾及沫若，后又折回，何畏后来到广东去了。田汉是第一个离开创造社者，因为他自办的南国社很兴隆之故。第二个离开者为达夫，达夫离开之时，和沫若略为有些文字上记录，大概不外于达夫之罗曼生活和沫若的进取主义所结果。
后来创造社出版《创造日》，《创造周刊》，《创造月刊》，有出版部，出版丛书等等，这时期，资平的小说因为很过俗，所以版税可得很多，但不久沫若的感受性给他转向革命文学，老同人已散，只有新进加入，那么在一瞬时间，陆续要清算旧思想，因此最后留着的资平也把他的版权一概带出去，另开书店了，旧同人除了晶孙还在日本之外，已经都不在内，上海社内有京都回来的许多主力同人之外，还有独清伯奇木天白薇在。
三
到现在追忆创造社，我们可以想到说，它的主要成立力量在日本留学，但因为社内或社会不能给这些同人生活于文学，使各归各须要去做职业，而社内的组织没有给大家在创作之一项下合一，结果分散了。又为了沫若的感受性，大家没有像某种团体，特如日本之白桦派似的有一个主力，这也使大家分散的。在国内，有文学研究会，各种文士，文学界对创造社的进攻或创造社对外面之进攻，虽把创造社之立场提高，但也给它短命的，京都的同人回来，因此进行革命文学，有其时代性，当然不是不妥当，不过因此弄得不能留着一个研究文体，研究通俗文学之机会，那是大众获得上之缺点。
不过，我们再从新文学运动立场，不像《创造十年》的详细，不从它的组织者立场，以文学史的立场来说，要说，新文学运动先在北京之大学教授开始，他们的功绩在白话文之普及，但因他们不再从事创作，就由日本回来的创造社来从事圆熟文体之创作，和进攻保守，保守者结果连牵着而也进步了，此间“语丝”等也可谓进步的文学工作，各种敌手，如强敌鲁迅，也是相互牵制地进步的，在这时期，文学革命走上革命文学，是非不论，但在意识青年前进之时，落后文学无人来刺激改良，虽有达夫晶孙的大众文艺，但是罗曼者多不肯执拗地继续，因为俯就大众要受指弹。因此结果他们不能收编大众。至于现在的大众文学，成为没有指导力之通俗文学，全无理想，卑俗已极，这是风雅文学者所忘去者，文学往往离开大众而失败，往往走入大众而失败。
关于中期创造社的历史，通俗文学之出路，待别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