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牛津是世界上名声压得倒人的一个学府。牛津的秘密是它的导师制。导师的秘密，按利卡克（利卡克，未详。）教授说，是“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真的，在牛津或康桥（康桥，通译剑桥，在英国东南部，这里指剑桥大学。）地方要找一个不吸烟的学生是很费事的——先生更不用提。学会抽烟，学会沙发上古怪的坐法，学会半吞半吐的谈话——大学教育就够格儿了。“牛津人”、“康桥人”：还不彀中吗？我如其有钱办学堂的话，利卡克说，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是造一间吸烟室，其次造宿舍，再次造图书室；真要到了有钱没地方花的时候再来造课堂。
二
怪不得有人就会说，原来英国学生就会吃烟，就会懒惰。臭绅士的架子！臭架子的绅士！难怪我们这年头背心上刺刺的老不舒服，原来我们中间也来了几个叫土巴菰（土巴菰，英文烟草（tobacco）一词的音译。）烟臭熏出来的破绅士！
这年头说话得谨慎些。提起英国就犯嫌疑。贵族主义！帝国主义！走狗！挖个坑埋了他！
实际上事情可不这么简单。侵略、压迫，该咒是一件事，别的事情可不跟着走。至少我们得承认英国，就它本身说，是一个站得住的国家，英国人是有出息的民族。它的是有组织的生活，它的是有活气的文化。我们也得承认牛津或是康桥至少是一个十分可羡慕的学府，它们是英国文化生活的娘胎。多少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科学家，是这两个学府的产儿——烟味儿给熏出来的。
三
利卡克的话不完全是俏皮话。“抽烟主义”是值得研究的。但吸烟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烟斗里如何抽得出文化真髓来？对准了学生抽烟怎样是英国教育的秘密？利卡克先生没有描写牛津、康桥生活的真相；他只这么说，他不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许有人愿意听听的，我想。我也叫名在英国念过两年书，大部分的时间在康桥。但严格的说，我还是不够资格的。我当初并不是像我的朋友温源宁（温源宁，当时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后于三十年代初到上海主编英文刊物《天下》。）先生似的出了大金镑正式去请教熏烟的：我只是个，比方说，烤小半熟的白薯，离着焦味儿透香还正远哪。但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蜜甜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在美国有整两年，在英国也算是整两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龈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如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神的时候也还是那原封没有动；但如其我在美国时候不曾通窍，我在康桥的日子至少自己明白了原先只是一肚子颟顸。这分别不能算小。
我早想谈谈康桥，对它我有的是无限的柔情。但我又怕亵渎了它似的始终不曾出口。这年头！
只要“贵族教育”一个无意识的口号就可以把牛顿、达尔文、米尔顿（米尔顿，通译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著有《失乐园》等。）、拜伦、华茨华斯、阿诺尔德（阿诺尔德，通译阿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批评家，曾任牛津大学教授。）、纽门（纽门，通译纽曼（1801-1890），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领袖，后改奉天主教，成为天主教会领导人。）、罗刹蒂（罗刹蒂，通译罗赛蒂（1828-1882），英国画家、诗人。）、格兰士顿（格兰士顿，未详。）等等所从来的母校一下抹煞。再说年来交通便利了，各式各种日新月异的教育原理教育新制翩翩的从各方向的外洋飞到中华，哪还容得厨房老过四百年墙壁上爬满骚胡髭一类藤萝的老书院一起来上讲坛？
四
但另换一个方向看去，我们也见到少数有见地的人再也看不过国内高等教育的混沌现象，想跳开了蹂烂的道儿，回头另寻新路走去。向外望去，现成有牛津、康桥青藤缭绕的学院招着你微笑；回头望去，五老峰下飞泉声中白鹿洞一类的书院（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东南，原是唐代李渤隐居读书的地方，至南唐时建立学馆，称庐山国学。宋太宗时改名白鹿洞书院，有生徒数千人，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时，朱熹曾在此掌教。旧时这一类书院，原是私人研究学术和聚徒教授的场所，后经朝廷敕额、赐田、奖书、委官，遂成半民间半官方性质的地方教育中心。）瞅着你惆怅。这浪漫的思乡病跟着现代教育丑化的程度在少数人的心中一天深似一天。这机械性、买卖性的教育够腻烦了，我们说。我们也要几间满沿着爬山虎的高雪克屋子（高雪克屋子，通译哥特式（Gothic）建筑。）来安息我们的灵性，我们说。我们也要一个绝对闲暇的环境好容我们的心智自由的发展去，我们说。
林玉堂（林玉堂，即林语堂（1895-1976），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当时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先生在《现代评论》登过一篇文章谈他的教育的理想。新近任叔永（任叔永，即任鸿隽（1886-1961），早年参加同盟会，曾留学日本、美国，二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南京东南大学等校任教授。）先生与他的夫人陈衡哲（陈衡哲（1893-1976），作家，笔名莎菲，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女士也发表了他们的教育的理想。林先生的意思约莫记得是相仿效牛津一类学府；陈、任两位是要恢复书院制的精神。这两篇文章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陈、任两位的具体提议，但因为开倒车走回头路分明是不合时宜，他们几位的意思并不曾得到期望的回响。想来现在的学者们大忙了，寻饭吃的、做官的，当革命领袖的，谁都不得闲，谁都不愿闲，结果当然没有人来关心什么纯粹教育（不含任何动机的学问）或是人格教育。这是个可憾的现象。
我自己也是深感这浪漫的思乡病的一个；我只要
草青人远，
一流冷涧……
但我们这想望的境界有容我们达到的一天吗？
十五年一月十四日
（原刊1926年10月1日《晨报副刊》，收入《巴黎的鳞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