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我想做了已有一年了。曾经起过几次头，但总是写了几句，随即抛去。直到昨天，才能一气写成。今天再修改了一下，便算暂时写定。
我在本国。曾经看见过上海和北京的许多公娼或私娼。到伦敦，又看见辟卡迪里一带满街的私娼（即是诗中所说粉同墙壁一样白，脂同榴火一样红的）。有人告诉我：这是大战的成绩；战前的伦敦，虽然也有私娼，可决没有这样盛。最近到巴黎，耳目所及，竟令我无从更说娼字，因为那虽然有职业，而所得不足以维持生活，必须依靠别种收入的女人太多了。这些都是促我做成这诗的原动力。
我知道世间亦有乐意为娼的人，即如我听人说过的某郡主是。但这只是例外而已。即退步到极点，认此等人为例内，而以其余者为例外，则此种之例外，为数既多，也就不得不加以注意了。
有眼睛的，可以看得出我的话，不是“女本良家子，不幸堕落风尘”一类的话。但若说我的意思是“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也不免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们一干人等，只是幸而不卖娼。若到我们不幸而卖娼时，我们能承认，能容许有什么人配得上哀矜我们么？”
有眼睛的，当然也可以看得出我并不是说无可奈何，即卖娼亦未尝不可。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这就是我自己不能回答的一句话。
还有一层，我们若是严格的自己裁判，我们曾否因为恐怕饿死，做过，或将要去做，或几乎要打主意去做那卖娼一类的事（那是很多很多的！）？做成与不做成，够不上算区别：因为即使不做成，就一方面说，社会能使得我们有发生这种想念的可能，我们对于社会，就不免大大的失望；就另一方面说，我们能有得此等想念，便可以使我们对于自己大大的失望，终而至于战栗。而况我们所以能不做成，无论其出于自身裁制或社会裁制，其最后的救济，终还是幸运，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饿死。
古怪的是我们只会张口说别人，而且尤其会说对着我们不能回得一声口的人。对于自身，却可以今天吃饱了抹抹胡子说声“无可奈何”，明天吃饱了剔剔牙齿说声“事非得已”……有一部“原谅大辞典”尽够给我们用！这是人世间何等残忍可耻的事啊！
一九二一，七，十六，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