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行走不是单纯的散步，它能给人带来滞缓的自由：让人卸下生活的重担，暂时忘却烦恼。没有了书桌的牵绊，人们可以自由出发，闲逛，任凭思绪天马行空。尤其是经过几天漫长的行走，远离了工作的束缚和生活的枷锁，更能让人感到身心舒畅。但为何相比长途旅行，行走更能让人感觉到自由？因为在旅行中，人们常常会受一些其他因素的制约：旅行袋的沉重、路途的漫长、天气的不稳定（暴雨的威胁、酷热的影响）、恶劣的住宿环境等其他困难。然而，行走却可以让我们摆脱这些因素的束缚。因为行走能够控制人类最本能的强烈需求，但是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要走上很久，迈出无数步伐。同时，在行走中我们变得不再随心所欲，因为我们穿越的毕竟不是花园里的羊肠小道。另外，如果不想损失惨重，应避免在十字路口处判断错误。当大雾笼罩山头，雨水倾注而下时，我们都应该继续前进，并根据路线和资源条件，适当地考虑食物和水的供给。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行走者会感到不适。然而奇妙的是，行走的快乐恰恰来源于这种不适。我的意思是这种吃喝上的不确定，对天气情况的完全服从，以及对自己脚步的全神贯注会突然产生出供给的过剩（商品、交通、网络）和需求的递减（沟通、购物、传播的需求）。所有这些微小的自由都构成一个个加速系统，把人包裹得越来越紧。总的来说，所有让行走者远离时间和空间束缚的能量，都贡献给了速度。
对于那些从未有过行走经历的人来说，很容易认为行走是一种荒诞不经、违背常理、充满奴性的行为。因为普通人会本能地从缺失的角度将行走者的自由做出以下诠释：在他们看来，行走者不再参与任何交流，不再从属于任何传递信息、图片、商品的社交团体。然而，行走者却认为以上交流团体并不重要，也没有实际意义。它们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为附加上去的。对于行走者来说，他们的世界不但不会因为这些关系链的缺失而崩塌，相反，这些关系常常会把人裹挟得太紧，让人感到沉重，甚至透不过气来。
自由其实就是一块面包、一口清泉、一片开阔的风景。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这份滞缓的自由所带来的快乐不仅意味着出发时的欢欣，而且也包含了归来时的喜悦。归来是一种顺带的幸福，一种逃离现实几日后的自由。回来后，任何事物都好像未曾改变。往日的倦怠感也席卷重来：快节奏的生活、对自己及他人的遗忘、冲动、倦意。追求简单生活的愿望也只有在行走的过程中才会萌生，行走结束后，只能无奈地说一句：“新鲜空气真是对人有好处。”但这却是一种按时而至的自由，在下一次行走时必定能再次感受到。
第二种自由咄咄逼人，更具反叛的特性。第一种滞缓的自由只能让我们暂时“脱离”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暂别社交圈几日，在荒芜的小道上尝试各种非常规的经历。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和过去的生活决裂。在凯鲁亚克和辛德的作品中，人们不难发现作者对违抗传统的呼吁和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他们主张和那些愚蠢的繁文缛节、安逸虚假的生活、千篇一律的无聊复制、无尽的重复、有钱人的缩手缩脚，以及对变化的仇恨彻底决裂。人们应该制定更多的远行计划，从而激发反抗的热情，让疏狂漫游，让梦想远航。在这里，行走的决定：向远方出发、在别处生活、尝试新的事物，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对野性（The Wild）的召唤。我们会在行走中发现布满星辰的夜空或是其他质朴的能量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让我们产生对生活探索的欲望：这种欲望是如此强烈，直至充盈在我们身体的每个角落。当人们叩开世界的大门时，他们不再受制于任何事物：双脚不再和道路粘连在一起（这是一个被运用了无数次的比喻，专门描绘那些一回到家乡，就不愿再离开的人）。此时的十字路口也如左顾右盼的星星般，不断颤抖着。至此，人们终于体会到了选择时的惶恐不安以及获得自由时的眩晕。
这一次，行走者感受到的不单纯是挣脱世俗生活时的平凡幸福，而是一种挣扎在自我和人性边缘的自由，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被笼罩在一种不受控制的自然能量里一样。行走时常会诱发一些极端的感受：过度的疲劳会让思想驰骋，对极致美景的欣赏会扰乱心绪，在山坳或顶峰时的极度沉醉则会引发躯体的绽裂。行走唤醒了我们身上过时却反叛的个性特征：当热情被激发以后，欲望变得直白而又坚定。因为行走将我们放置在生命垂直的轴线上：让我们卷入生活的洪流，激起千层浪花。
写到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在行走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和自己相遇。因为行走并不能让我们重新找到自我，也不能帮助我们摆脱那些一直以来束缚着我们的梦魇，所以我们也就无法通过行走来找寻到真正的自我和丢失的身份。在行走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忘记身份这一概念，也会抛开功成名就、成为某人的念想。因为“成为某人”只适用于夸夸其谈的名流聚会和心理诊所。而现如今，“成为某人”难道不仍旧是一项社会义务（为了履行义务，人们被迫忠诚地保持着各自的社会形象），一份把人压垮的愚蠢职责吗？行走的自由在于不成为任何人的洒脱，因为行走中的身体如影随风，不带有任何故事。这样看来，我们其实就是一种两腿前行的生物、一股存在于树影斑驳中的纯粹力量、一声呼喊。在行走中，我们喊叫常常是为了彰显并恢复动物的本能。也许，在金斯伯格或巴勒斯这辈“垮掉的一代”所倡导的自由中，在摧毁我们生活和释放我们天性的放浪形骸中，我们能够找到行走的理由。因为除了毒品、酒精、纵酒作乐，一次在山中的远足也可以成为一种让我们靠近本真的方式。
另外，行走也能让人怀抱梦想：因为行走可以被看成一种对腐朽、被玷污、疯狂、平庸文明的拒绝。
我读了惠特曼的作品，您知道他写了些什么吗？“奴隶们一旦站起，外国暴君便开始战栗。”这就是他认为的一个行吟诗人，一个行走在沙漠之巅、受到禅意启发的疯癫的行吟诗人应该抱有的态度。惠特曼认为世界就是一场漫游者的约会，这些漫游者背着行囊，就像是一群达摩流浪者。他们拒绝履行消费生产品的义务，拒绝为消费工作，当然也拒绝购买那些废铜烂铁：冰箱、汽车和所有那些无用的垃圾[……]。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打点好行装，出发上路……[1]
行走者的终极自由更为难得。在单纯快乐的回归和重获动物本能完成后，才能进入自由的第三阶段：舍弃的自由。历史上最伟大的印度学家海因里希·希姆莱曾指出：在印度哲学中，一般习惯把人的生命划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类作为学生、学徒、弟子的阶段。在生命的晨光中，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服从老师的旨意，聆听教诲，听命判罚，遵循准则。人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接受。到了第二阶段，人类成年，到达了人生的正午，成为屋子的主人，结婚，照顾家庭：他们尽其所能管理好资产，帮助神父，从事一项工作，遵从社会附加的条条框框，同时又拿这些教条去约束别人。人们同意戴上社会赋予我们的面具，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等到孩子们准备接过生活的接力棒时，人类也就步入了生命的黄昏，这时，很多人会选择抛开所有的社会义务、家庭责任和经济负担，成为一个隐居者。这一阶段的另一种提法叫“出发去森林”，在这一阶段，通过沉思和冥想，人们应该试着学会和身体上那个从未改变的本我亲近，等待它的觉醒。正是这永恒的本我帮助我们卸下面具、负担、身份和过往的一切。至此，行走者终于成为隐士，隐居在永无尽头、灿烂光辉的生命之夏：从此以后，漫游构成了生命的主旋律（这已经到达了漫游乞讨者的阶段），永不停歇的行走展现了无名的本我和无处不在的真心之间的默契。所以，智者会选择全盘放弃。这是最高等级的自由：一种完全置身事外的自由。我不再投身于任何地方，不论是个人天地还是外部世界。我对过去和未来都漠不关心，我只是巧合的现时产物，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拉姆·达斯上师在《朝圣手记》中指出：当我们放弃一切时，恰巧是获得一切的开始；当我们无欲无求之时，恰巧得到的却很多。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了现时的力度。
在长途的远足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弃者的自由无处不在。当人们长时间行走后，会有那么一个瞬间忘记了已经走过多少个小时，忽略了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达终点。我们只感到肩头的沉重负担，觉得走够了，但转念一想，如果在生活中坚持下去需要更多的付出，马上又感觉自己可以这样继续前行好几天，甚至好几个世纪。想到这里，行走的终点和理由就变得不再重要，正如我们的过去和现在的时间一样，显得无足轻重。此时，如果再提到过去地狱中的那些古老符号：名字、年龄、身份、职业，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无上的自由，因为这些符号此刻显得如此卑微、渺小、虚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