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霆
2014年中国短篇小说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形容，那就是“出神”和“入世”。“出神”一方面是指小说的阅读效果——今年不少短篇小说令人产生言不尽意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也是指中国小说家正向着现代小说方向主动靠近；“入世”是指大量作品在精神关怀上仍然以社会问题为关注重心，体现着作家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
让人“出神”的小说，是对一部短篇小说极高的评价。因为短篇小说的篇幅短小，所讲述故事的幅度、广度都受到限制。这并不是说，小说的时间或空间的跨度局促，事实上一篇短篇小说照样可以回顾人一生的惊心动魄、风云腾转，空间上也可以同时兼顾两地以上，这是毫无问题的。只不过，短篇小说在展示或狭或广的时空时，总是通过一个矛盾纠结、充满信息的时刻、场域来完成。短篇小说中的故事，其复杂性因此受到制约，而线索的集中性和相对的单一性，都要比长篇小说显得更加突出。
因此，我们读完一篇好的短篇小说，一般不太会“不能”确定主题所指，即便它使人怅惘，有经验的读者也能知道这怅惘来自哪里，甚至知道这怅惘的意义所在。然而，短篇小说进入现代以来，表现出的最醒目特质就是主题的开放性、读者阐释的多元化，很多优秀的小说不再提供一个清晰可辨的主题，不再让阅读轻易得到快乐——令人怅惘的小说越来越多了起来。在这样的小说中，并不是所有的情感都是色彩分明的，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得到最后的判断，小说的主题也不再斩钉截铁。事实上，现代小说家所做的事情，是隐去事件间人为勾连的逻辑，消磨掉理念的棱角，让人与物的格局变得模糊，动机变得隐晦，而难言的心理时刻成为小说最令人怀想的部分。
在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就有不少让人怅惘，默然出神的小说，如张惠雯的《岁暮》、王璞的《去青岛》、周嘉宁的《让我们聊些别的》、张悦然的《动物形状的烟火》、朱文颖的《虹》、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等。这些小说多是表现人物胶着难分的心理情境，不在意传统意义上的“主题”，而是意在表现生命存在中的精神状态。作家的写作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获得有难度的乐趣，同时也是在哲学层面呈现认知的多重维度，以及我们对自我、对世界言说的极限。
这样的小说对读者的要求很高。它们要寻找理想读者、现代读者，那些愿意将阅读付诸思考的读者。毕竟，出神是短篇小说的艺术性、现代性之所在。
除此之外，当下中国小说更多地是以入世的眼光，来书写中国当代历史与现实。这些小说不仅仅来自于复杂而丰富的中国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也与中国作家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知识分子责任感有关。
在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有大量将历史之痛、现实之痛作为入世起点的小说。表现乡土中国的痛感，有陈应松的《喊树》、邓一光的《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刘庆邦的《火》、黄春明的《死去活来》、艾玛的《远大的前程》，小说所写人事形状悲怜惨痛，令人无法直视。作家已然成为底层的代言人，探测普通人在中国社会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所蒙受的伤痛之巨。这并不是说小说的艺术价值随之被忽视，事实上，它们在艺术表现上别具特色，尽显功力。《喊树》赋予生命的神秘感以及对农民悲怆而厚重的情感令人难忘；《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在儿子们对母亲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情中，透视着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大学生在城市中举步维艰的生存状况。人物的“无情”背后，显见出作家的有情；《远大的前程》是描写农村妇女以及农民后代，几乎宿命般的悲剧命运，他们所渴望的“远大前程”与他们最可能、最现实的前途之间的落差，使小说充满悲剧的巨大张力。没有文化、没有希望更没有自主意识的人物，又在不断加重着小说无助和悲凉的氛围；《火》在不动声色中，书写农村的现实问题以及农民的生存现状，沉着的气息中终究透着悲凉；《死去活来》中人物的喜气和设计的巧妙，让亲情的淡漠显得异常触目。
还有描写城市怪象与人性变态种种的小说，如鲁敏的《万有引力》、张怡微的《不受欢迎的客人》、田耳的《鸽子血》、须一瓜的《贵人不在服务区》、毕飞宇的《虚拟》等；表现中国人历史记忆伤疤的小说，如薛忆沩的《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等。
小说固然不能拯救社会堕落，不能解决具体的民生问题，但面对中国特有的历史与现实，写还是不写、如何来写，对作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这不仅仅是作家如何观察生活、参与生活的问题，更是以小说来探险并确立自身写作身份的重要时刻。
入世与出神，是本年度短篇小说创作的最大亮点，也见证着2014年中国短篇小说的不俗表现。
2014年11月
天津·社会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