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棕色羊皮夹克的男人在经过整整一夜的旅行后，于这个看上去阴晦不堪的早晨到达了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北京。从站台上看，地上的残雪斑斑驳驳，仿佛一顿大餐后的杯盘狼藉，让人极不舒服。车站的过道比以前更暗了。因为装修，这个原本陈旧的老站显得格外的杂乱无章，充满视野的全是建筑材料和施工的安全网。到处都能听见大声的咳嗽，而此刻广播里正在朗诵一篇气势磅礴的社论。男人突然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他放慢了脚步，看着那些着急的旅客从后面拥上前去。
几分钟后，男人走出了北京站。他立刻就感到一股浓重的寒气扑面而来。早春2月的京城比他想象的要冷得多，不过空气却意外地有些湿润。对于男人，首都早已失去了新鲜感，甚至有些厌倦了，这段日子他总是与这座城市发生关系，仅去年就跑了四趟。不过那几次都是来去匆匆，挣一把钱就走。而这回的情况有所不同——一家公司想与他合作一个专门制作影视的工作室。这件事对男人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长达七年的漂泊不定的日子他已经过够了。他也希望能有相对的稳定。尽管他不喜欢这个城市的空气，但是做所谓文化方面的事情，还只能选择北京。
看来我得在这里住上一段日子了，男人想。可我不知道能否适应这个不可一世的城市。这时候，男人看见有人举着写有他姓名的纸片向这边走来了。那是一个同样穿着羊皮夹克的女人，不过是流行的那种酒红色，质地也明显地优良。那女人看上去大约二十五岁左右，东张西望的神情很可爱。男人想，这或许就是那家公司的一位办公室的秘书什么的。男人不想及时地迎过去，而是站到一根方柱的后面进行带有欣赏成分的观察。他总觉得面前划过的这张脸是在哪里见过的。在哪里呢？男人又实在想不出。也许所有的男人都会有这么一种近乎意淫的邪念，只要遇见一个可爱的女子，便以为和自己很亲近。现在，那年轻的女子看过来了，她的视线十分明朗，以至于男人慌乱地被它牵引而出。男人扔掉香烟走近说，小姐，我就是你要接的人了。
女人放下手中的纸片，大方地笑了一下，说：你怎么和我感觉里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就是说也还有一样的地方？男人同时心里在说，我现在离你们女人的感觉越来越不一样了。就把地上的皮箱拎起来。女人说我来吧，男人说别，它很重的。他们就这样说笑着向一辆红色的丰田车走去。女人在打开行李箱的时候对男人自我介绍说：我叫王珏，是中奇实业公司的公关部经理。
女人的简单介绍却让男人想到了南方。经理？这个词生疏好些日子了。这个词现在听起来一点也不生动。但是他这一刻的心情已变得很好。他看着边上这个叫王珏的女人很自然地想到了另一个至今还在南边的女人，她叫桑晓光。那也是个开车很好的漂亮女人，她们的侧面有些相像。但他想，漂亮的女人最好别开车。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了。
后来的几天里男人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似乎毫无道理可言。他觉得有些东西女人是不宜玩的，车就是。女人只要开车，哪怕是世界上最破的车，也会把身边的任何东西忘了，包括男人。同样，他也不喜欢一个男人去弹钢琴。这两件大东西因为支配它的人性别互换，也会导致荷尔蒙的一种转移，男人和女人会因为它们进行疯狂的自恋。女人倒可以去玩枪，男人可以拉大提琴——那感觉应该是像搂住一个女人吧？
红色的丰田车从东单口拐出，驶入了长安街。男人看到兴建中的东方广场也被建筑安全网包裹着。这个长安街上块头最大的建筑物群肯定要在9月底前完成它的面子装修，至于内瓤则可以慢慢来。不过这个名称不好，世界上找不出两个毗邻的广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个城市人口很少的错觉。事实上这个城市最多的就是人。
要是中国每条街都能像长安街这么宽就好了。问题是这条街在高峰时期也一样地塞车。现在，天安门广场正在向他逼近。广场的周围也实行了隔离，那里面也正在进行一次规模宏大的维修。即使是作为最高权力象征意味的天安门，城楼边上照样搭设着钢筋的脚手架。1999年应该是北京城的维修年。这个城市毕竟太老了。
然而在很多年前，这儿被大家视为中国的心脏。那时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在这个心脏部位照上一张相。这个儿时的理想直到他成为青年的那一天才得以实现，而且是凭借着一句谎言实现的。他插队的那个公社，书记的老婆得了不治之症，他却谎称自己有个本家的叔叔在北京友谊医院当什么主任，他说他可以效劳。于是，在那个炎热的夏季，他搭上了开往心脏的火车。但是第一次的北京之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开心，插队知青漫无边际地在京城游荡，不仅没有找到兴奋点还在光天化日的天安门下被偷了钱包。他很沮丧，沿着长安街拖着腿走。当他正准备走进一条小巷避开日头时，忽然听见了一声巨响，紧接着一道红色的光弧从他眼前掠过，他才看清发生了一起车祸——被撞的是一个穿大红色连衣裙的姑娘，她轻盈的身体从车上飞过，被抛到了十米开外，当时就不能动弹了。人们立刻围了上去。他挤在人缝里，只看见那个姑娘的血从腹部渗出，染到裙子上竟变成了黑色……这么多年过去了，这触目惊心的一幕他总忘不掉。他无法想象在如此宽敞的大道上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他也不能接受人的鲜血染到红布上怎么会变成黑色。
坐了一宿的车很累吧？
还行。后半夜还是睡了一会。
是软卧吗？
对。
软卧不好。要是同包厢的有个脚臭的，就受大罪了。我可没说你的意思。
他们几乎同时笑了起来。尽管这是个不太适宜的玩笑。他觉得这个王珏小姐天生就该是个当公关经理的料，这么快就以这种独到的方式消除了他们之间的陌生感。王珏的做派并不张狂，她的言谈举止都是那么和谐而统一。这是个典型的北京姑娘。他想她对自己的情况一定了解了不少，以至于在初次见面时就显得如此随便。北京就该是个随便的城市。北京人似乎与生俱来一副见多识广的派头，哪怕是胡同口的一个卖报纸的老太太，你只要和她聊上三分钟，你就会感到她可能是某位要人的街坊邻居，更别说是作为一家大公司的公关部经理的年轻女人了。
车继续北行。等过了亚运村，开始进入一片别墅区。男人调整了一下坐姿，不由想起自己几年前去海口的经历来。当时他在南岛集团，他的第一个住宿地也是在一幢别墅里。但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个客人了，他成了那个集团的一员。男人很不愿意记起这一幕来。他觉得无论怎么看，当初的选择都是一次失误。他放弃了做客的权利，也就意味着自动去接受一份莫名其妙的约束。不知当时为什么那样想了。或许是因为自己刚刚脱离业已习惯的稳定，一旦失去，便会有说不出的恐慌来，他急需找到一种新的依托。这很像一个刚离婚的人，向往的自由突然间到手了却又手脚无措，像只无头的苍蝇成天团团转也不知在忙些什么，甚至会担心一顿晚饭的着落。那么，现在好了，男人想，从去南方的那一天到现在，整整的七年过去了。这七年过得那么缓慢，有时又觉得过得飞快。都说人生是一个过程，是时间的某种印证，这种过于抽象又过于空泛的表述总呈现出自欺欺人的色彩。人生是什么？这其实是连神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下榻的地方是一座崭新的宾馆。王珏说，这个叫作“冠华酒店”的实体也是他们公司的物业，三星级的标准，还没来得及开张。你是我们的第一位客人。王珏说着，就从行李箱里帮我取出行李。女人的腰很费劲地直起来，我便连忙过去，说：我来，很沉的。
还真是，怎么这样沉呀？
我笑了笑。心想，能不沉吗？我的一个家可全在这里呢。
我被安排在三楼朝北的一个房间，编号304。是我自己选的。这个漂亮的饭店设计得很别致，有点北欧一带建筑的特点，在大堂与客房之间是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酒吧。从我的窗口可以鸟瞰花木、雕塑以及人造的小桥流水。这里还摆放着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总之这是个别有洞天的环境，我很满意。我设想在以后我的工作之余，可以立在这窗前抽支烟或者走下来一边喝茶一边欣赏某个女人弹奏钢琴。
来前电话里经纪人和我谈的条件应该说还不错，投资方尊重我的一些构想，并说在资金上给予保证。最初，他们希望和我签订一份合同，想让我以技术入股的方式与他们合作一个子公司，我毫不迟疑地拒绝了。海口那一幕对我永远是一重阴影，我被那个叫公司的家伙折磨得差点要了命。我好不容易杀出了重围，现在只想喘口气了。回想这七年，我除了赚钱就是赔钱，再这么折腾下去，我会彻底崩溃的。我现在不过是找个饭碗，如果这个问题不突出，余暇的时间我想再写出几本书来。这就是我想要的下一步。
当晚，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老板，一个看上去十分踏实的中年男子，与我在南方见到的那些西装革履的白领完全不同。但是在这个宴席上，有军人、新闻界的人和政府官员。这就是典型的北京了，即使你是想做一双拖鞋，也得有各种类型的人物介入。整个饭局持续了近两个钟头，他们谈论的中心话题是不久前发生在京城的一起特大谋杀案。而我对此又不感兴趣，却还要做出颇有兴致听的样子来给他们看。我宁愿去想那座漂亮的酒店，它至少会给我带来愉快。饭局结束，接下来是去一家著名的夜总会。我借故旅途疲劳推辞了，于是老板派车送我回来。路上，我向司机打听酒店开业的事，我说我没想到你们会有有这么一座饭店。司机说，这就算是内部的招待所了，朋友来了，得有个吃住的地方。司机的口气一点也不比老板小，也就是说，这位老板的朋友很多，多到需要一个三星级的酒店才可安置。下车时，司机塞给我一个纸包，他说：这是五个，要不要点点？
我说不用。我接着说：这是订金吗？
司机说：什么订金，你先花吧，老板说一个男人手头没钱可不成。
然后他让我给他打了张收条。也许是被前几年的拮据弄怕了，当我从司机手里接过这笔钱时，竟生出了几分的激动。
我毕竟是个俗人，在钱的问题上我没办法清高。我想明天得先给李佳汇过去三万。离婚已经四年，协议中我给她的十万元直到现在余款才算有个了结。李佳没有让我给她打条子，她手中的条子是我自愿出示的。昨天在犁城是李佳为我饯行的，我们去了一家火锅店吃涮羊肉。李佳当然知道大名鼎鼎的东来顺在北京，但她还是建议吃涮羊肉。我让你提前感受一下北京的气息，李佳说，我预感你这次去北京会交上好运。至少是桃花运吧。我只好勉强地笑了笑。我想李佳的潜台词大概是说，那一年我们在北上的列车上相遇不能算作好运吧？那一年是1979年。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夜，李佳请我吃了一枚橘子，而现在她又请我吃涮羊肉，怎么看都像是个呼应的过程。
趁李佳去洗手间的空隙，女儿问我：我看你们相处得还不错呀，你们能复婚吗？
孩子的话使我觉得有趣但不是个滋味。我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让孩子来做父母的复婚工作。我说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其实不复婚也不影响我们做你的父母的。女儿说：你们太奇怪了。
奇怪吗？这个晚上我后来就在想这句话。我说过，只要这个孩子夹在我和李佳之间，这个家庭就不意味着解体。或者说，解体的只是一种被法律看重的婚姻形式。我走下楼，到了那个花园酒吧。我的手抚摸着这把造型别致的椅子扶手。在我的眼前，是一些忙碌着的年轻男女们，据说有很多是从重庆招来的服务生，也有职业学校送过来培训的实习生。我注意看那些姑娘们，觉得她们个个都是充满活力，干活不知疲倦，而且模样都还好看。我想这或许就是一种衰老的征兆吧。人一老，眼光就越发地变得宽容了。可我刚过四十，这理应是个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我过四十岁的生日那天也是在北京，是在西城一个招待所里。我记得那一天的北京正在下一场大雪，窗外一片苍茫。没有人来陪我，我也没有给任何人打过电话。我后来沿着复兴门外大街走了许多路，内心纳满了忧伤——这忧伤分明不是因为孤独，而是对衰老的恐惧。一种灯枯油尽的伤感像磁铁一样牢牢吸住了我。
现在，这种感觉又来了。我的视线最后被一样东西所牵制，就是它，这台三角钢琴。
在我的感觉中，我似乎已经注视它很久很久了。
——1999年2月15日
一周过去，合作的事情没有任何进展。老板自那天吃完饭后就再也没有露面。男人成天待在房子里看电视和晚报，偶尔接待几位来访的朋友。做《北纬20度》那回，剧组的成员大都来自北京。他们合作得不错，这回自然还想与他有再次的合作。北京似乎就是个搞影视的地方，昨天他去什刹海那一带胡同里转悠，一下子就撞上了三个拍电视剧的摊子。这在经济萧条时期倒成了唯一的生财之道。但是电视剧怎么看都是个破东西。他想，自己今后的安排可能还要保证每年做出一部长篇的破东西来，先挣出一笔钱，这样才能安心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就是继续写小说了。这是一种滑稽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安排。仿佛他是古董商，一件破东西卖出去却相当值钱。他需要以此谋生，然后再去过一种安静不慌的日子。看来人对这个世界的恐惧感来自许多方面，一些有形和无形的东西都会使你魂不守舍。他想起那年在海口的白沙门，想到那幢无端的云彩，总感到一阵胆战心惊。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这一生是从恐惧中开始的。1967年10月石镇的那个雨夜，密集的枪声从头顶上呼啸而过，那时他才十岁。可是，有形的恐惧往往与兴奋结伴而行，或者说恐惧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兴奋，这又是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只有无形的恐惧不是这样。白沙门竖起的那幢恐惧之云实际上已是横在心中的一道洁白的阴影，这是他很长时间以后的觉悟。
回忆总是删繁就简。时间会过滤一切。在这百无聊赖的一周中，他时常要陷入到回忆之中。位置与视角在几十年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变化，他吃惊地发现，自己仿佛正在走出自己的回忆。记忆中的那个男孩，那个少年，那个青年，甚至那个正在迈进中年的男人，全都不像是自己了。这就像整理一摞过去的旧相册，面对从前的我怎么看也还是陌生。他成了旁观者，成了局外人，成了对从前那个我的批评家。这便是习惯中认为的那种反思吧？他不喜欢这个暧昧生涩的词语，他愿意接受另一个词语：检讨。
外面的天又开始转黑了，这一天又算过去了。今晚酒店的歌厅调试音响，据说设备都是一流。还据说要来两个时下京城当红的歌星。酒店经理刚才通知他，让他也过去凑份热闹。经理说：去吧，成天一个人待着我看着都闷得慌。他答应了，但他却提出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唐突的问题，他说：我怎么总见不到弹钢琴的来呢？
经理说：你是指楼下酒吧里那架钢琴吗？快了，开业准来。原先约定的那一个嫌这儿路远，我们又得重新物色。你喜欢钢琴？
他说：我不过是随便问问。
经理说：其实那无非是个摆设。
他想经理的话是对的。最好的钢琴搁在酒吧里也是摆设。可他还是有些困惑，自打住进这家酒店起，他就开始惦念着那架琴。这有点怪。然而在很多天后，他才意识到这架琴其实是一次大胆的暗示。
这个晚上的计划后来还是起了变化。有个朋友，就是那位《北纬20度》的摄影师，突然在晚饭前来了电话，请他去吃一种“三巴汤”，然后再去听一个意大利的铜管音乐会。他匆匆打了辆车赶往约会地点，见面就问那朋友：什么叫“三巴汤”？朋友哈哈一笑，说动物身上，当然是指雄性的，除了嘴巴尾巴还能有什么巴？这汤可红遍了北京城的！
他笑道：我不知道北京人还这么会吃，就凭这个叮当响的名字，北京也配称得上是文化中心了。
朋友说那是，要不怎么有那么多文化人艺术人都来北京扎堆呢？朋友说：我看你干脆正式加入“北漂集团”得了。反正你什么都丢了，何不图个自在？
他心里大响了一下，一句话差点儿说出：我还有个女儿呢！
这个晚上他第一次感到了沮丧。他无法回味起那道著名的“三巴汤”，也很难陶醉在铜管乐中，在听音乐会时，他明显地分心了。他的思绪纷乱而恍惚，眼前仿佛在放映一部关于他这前半生随意剪辑的录像，跳跃，不清晰，却能使他受到震动。是的，如今他是什么都丢了，女儿是他唯一的财富，这是他万万不可放弃的。可是，女儿在一天天长大，下半年就升初三了，身高已超过了她母亲李佳。春节时，二妹从美国挂来了电话，说他们一家正准备由俄亥俄移居到西海岸的洛杉矶。他们现在发展得不错。二妹说：哥，你要让你女儿把外语基础打好，最好念完高中就送到这边来。念完高中？他迟疑地说：这是不是太小了？二妹说怎么小呢？直接读本科不是挺好吗？你不至于把孩子留在身边一辈子吧？他笑道：这倒不会，我尊重她自己的选择。后来他就把这件事对女儿说了。他以为这孩子会感到事到临头的惶恐，没想到女儿却说：还要等到高中念完呀？我恨不得马上就走呢，我都被作业折磨死了！尽管这是一次非正式的交谈，但女儿日后的去向大致描绘清楚了。也就是说，还有四年，这个孩子就该飞走了。余下的内容可想而知，那无非就是每月例行的几个电话，越往后越少，再就是隔上三年五载地见上一面，再往后，他就完全老了。四年，那是一晃而过的。
那天晚上，他给李佳打了传呼，让她回这边一趟。李佳当时正有一个应酬，电话里问是不是孩子出了什么事。他说想谈谈女儿几年后的去向。李佳说：不是几年后吗？几年后的事那就几年后再谈吧。
然后李佳又问：你是不是想娶个正式的老婆了？
他说：你怎么会这么去想呢？
李佳说：其实我觉得你还真是应该有个老婆的好。
这或许就是李佳请他吃涮羊肉的依据。现在想起来，他觉得女人就是比男人敏感一些。时间已是凌晨三点多了，他还是没有睡意。电视里播着译制节目，一个老者在用沙哑的声音讲述一个历史上著名的悬案。那是个充满血腥又扑朔迷离的案子，半个多世纪过去还没有解开。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们长期以来信奉的某种结论可能是错的。
最初，是一滴血样的东西，如山间泉水似的响亮，凝重地落在一面水里。接着渗开，像泼墨留在生宣纸上的痕迹一样。再以后是这面水慢慢在眼前竖立起来，仿佛雨帘，又伴有急雨敲窗的效果，你便被这片颤抖的红色所包围，你会感到致命的窒息紧紧地捆绑着你的身体，你无法动弹，无法呼吸，你的手像中风一样哆嗦个不止，但是眼前的这片红雨却越来越急骤，你努力用你的指甲从雨帘中挖开一个孔来，你想抵制咸腥的气味，你想听见自己的心跳，于是你奋力一搏地挣扎而起，指关节在崭新的墙纸上留下了四个浅凹……
我认真地记下这个梦，是在今天的下午。这是个阴雨的天气，但我的窗外看不见雨，只能听见夸张变形的雨声——雨落在透明的钢化玻璃顶棚上，如同笨重的机械发出的轰鸣。我需要记下这个梦，因为类似的梦魇已纠缠了我几十年。我没有能力来驱散它，更没有力量来摆脱它，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认真地把它记下来。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个梦的颜色。
我已经在不安中度过了十几个小时。我的耳鸣越发地严重了，可是，我又能听见电流的声音——如果你把电视机的音量完全关闭，我就能清晰地听见电流的声音，那是一种尖锐而又低沉的怪音，它穿透了我的耳膜，回旋在我的脑腔。起初，我以为这种不适是由于一年前没完没了的装修所致，那个时期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好像都与房屋装修结缘，冲击钻的声音持续不断地在我的周围响起。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过于简单了。我觉得这应该是另一种梦魇，有声的梦魇。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问题，这个梦魇至少是从1957年秋天开始的。在一个秋色迷惘的黄昏，我出生在一个叫石镇的地方，一个普通的人家。我听到这世界上的第一个声音不是我的哭泣，而是接生婆铰断我的脐带的剪刀声，那绝对是一把生锈的剪刀。
我想得可能太多了。在这个阴沉的下午我出现了不规律的头疼，一阵阵的。这所名为冠华的酒店对于我实际上已成了一座豪华奢侈的监狱，没有人管我，也没有人来给我交代工作。我仿佛一座活动的雕塑，整日端着架子无所事事。但是我已经拿了人家的五万块钱了，并且也开始花了，总得有个名义吧？于是我呼了王珏，电话很快就回了，她说她刚下飞机，从深圳回来。
我正想晚上过你那边呢，她说，一起吃顿饭吧？我私人请你。
我说：项目的事怎么没动静了？
她说：这个我不太清楚，我的工作是把你安顿下来。没动静不是更好吗？
我说：我不能闲着，总得干点什么吧。你们这儿又不是五角大楼，干吗分工那么仔细呢？我还以为我们会一起共事呢。她说：我提出过，可是老板没表态。再说，我手头这一堆破事也没完。你别着急，忙的日子在后头呢。见面谈吧，再见。
和王珏的简短通话却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慰。我不想去推敲她在电话里的表述是否带有应酬的意思，我宁肯信以为真。实际上，从十天前我们第一次在北京站见面，我就对这个女人怀有好感，她让我想到了桑晓光。我与桑又有近两年没联系了，我们好像是故意这么做的，既然事过境迁，淡忘就是最好的怀念方式。我深知，像我和桑这样的关系是不宜再见面的。桑晓光现在何处，我还真是不清楚。但我相信她还会找我，在她需要的时候。而我不希望这样，尽管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然而当某一天我再次面对那张动人的脸时，我的内心即刻就会不平静。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不知道其他的男人与我会有什么不同，如果你与某个女人同床共枕了，你是否会忘记她？而我是这样的男人。我记忆中的女人都与性密切相关，很多时候，我像整理断简残篇那样一丝不苟地整理着我的性爱历史，虽然具有不可再生性，但仍然使我怦然心动。我甚至敢于公开承认，正是这些激动而伤感的回忆支配了我对每一天生活的态度，这就是我生命的支柱。
2月的北京寒冷而干燥。天黑得很快，雨倒是不知不觉地住了。我打开窗，看着花园酒吧日臻完善的面貌，心情在慢慢转好。那架钢琴还死着，居然上面还坐着一个幼儿在玩积木，这是经理的孩子。酒店的服务生从昨天起就开始换上了工作服装，姑娘们穿着青花图案的便衣上装，下面是大摆的橙红色的绒裙，色彩搭配很不和谐但依然生动活泼。这就是青春固有的魅力。我在楼道上徘徊着，在期待着王珏的到来。我在想，这顿饭在哪儿吃合适？我想去外面，王珏不是有车吗？那车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开到哪里都会令人注目的。现在，这辆车该到哪儿了？安贞桥还是亚运村？
然而等到了八点，王珏还是没有出现。她也没有来电话，我找出她的手机号，想拨一个，但想想还是没这么做。我觉得王珏的迟到或者不到，都是会有站得住的理由的。女人的理由总是多于男人，也永远站得住。电话一直没来。我在这个夜晚意外地陷入不安中，小便频繁，洗脸间的镜子里那个男人一脸的疲倦，原因在于一次毫无道理的期待。可是，这个王珏不该是如此粗枝大叶的人，即使有什么急事，电话总该会来一个的。这很方便。她本可以一边开车一边拨打手机。为什么不打？难道那辆车里还有另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会限制她解释一次失约？失约算不了什么，问题是这个细节破坏了我对一个女人刚刚建立的好感。我担心的是这个。
这时，我突然听见了一声轰鸣，是那架钢琴发出的，似乎以此证明它拥有着生命。
——1999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