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又回来了？李佳见面就这么问道，北京的事情黄了？
拖着呢，他说，这个月底才动作，我去了一趟杭州。
正好，我过几天要出差。李佳说完就准备上班，出门时又说：今天你接手做饭吧，我不回来吃。
他点点头，说：今天我请你吧，我在杭州领了一份奖金。
李佳头也不回地说：你还是把钱攒起来重新讨个老婆吧。
女人的背影好轻松。可以想象出这些日子她的心情一直很好。他想，女人或许又有了新的着落，否则脸色是不会这么鲜亮的。李佳真正想说的是希望他也有个安排，这样他们彼此就不会再有牵挂，人生的第二步才算正式开始。他觉得这很奇怪也很有意思，好像总有某种默契存在于两人之间。
这个早上男人的情绪忽然有了些好转。杭州的疑虑与烦恼经过一夜的火车颠簸似乎消失殆尽。只是在洗澡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这具略显臃肿的身体四十个小时前是被一个女人亲近过的，他因此有些心乱，继之又产生了恍然若梦之感。他沮丧地想，日子真是越来越乏味了，看来就是肉体也证明不了什么。
洗完澡，他着手检查近期的信件。那都是一些寄赠的期刊杂志和读者来信。还有几笔汇款。他简单地算了一下，这几笔钱加上刚从杭州领到的这份奖金，正好可以给女儿买一台配置时髦的电脑。女儿现在很迷这东西。她总是拿两张学习软件作幌子，其实是专心致志地玩游戏。但不管是学习还是游戏，给她买台电脑都是必要的。她正处于学习的阶段，也是玩的年龄。还有一层意思，也许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不愿意女儿把对他的依赖置换成对他的这台电脑的依赖。上一次出门时女儿曾对他说：爸，你要是出差能把笔记本电脑留给我，我也许就不想你了。
这句玩笑话使他难受了好一会儿，尽管他觉得女儿能这样的大大咧咧是值得欣慰的。女儿大了，她总得独立出去，总得去闯，那个时候做父亲的他就是想再帮女儿一把也插不上手了。人就是这么一步步过来的。但是这一天逼过来太快了。他的手机在这时候响了，来电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但听到的是熟悉的声音：我是肖航，你好吗？
你在哪儿？
在宁波。我确实是出差了。
那你干吗把手机关掉？
我怕听见你的声音会改变计划。
你担心我会追到宁波，当着你同事的面吻你？
别这么说，我是想……
你想得太多了。
我不能不想。我们的情况不一样。
可你现在又把电话打过来了。
现在我觉得你该到家了。
我刚到家没一会。
我说过，你是个好父亲。见到你女儿，就说杭州有个肖阿姨问她好。
电池报警，他提醒肖航：你改拨我家的电话吧，手机的电池快没了。
肖航说：先说到这吧，祝你一切顺利。
他说：别经常关机，让我好找到你。
肖航说：你多保重。到了北京和我说一声。
他说：我会的。我很想念你。
肖航说：我也是，昨天离开你那里，我心里到现在还重着，可我不能再伤心了。
电池完了。肖航再也没拨过来。他给她的手机拨过去，对方已经关机了。男人沮丧地坐到沙发上，他想，如此匆忙地离开杭州或许是个错误，可是继续留下又能怎么样呢？春宵一夜或者两夜？那个肖航显然是不想把事情复杂化，她心里最想的还是尽早飞往西雅图和自己法定的男人团聚。这是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女人。不，这个说法还不准确，谈不上什么心理矛盾，实际上这件事还是一次普通的艳遇。这种事在今天就像一滴水那么自然。
这个上午男人把他在杭州的经历简单地梳理了一遍，心情很不自在。他和那个叫肖航的女人本以为是遭遇了爱情，但更多的却是被即将诞生的爱情吓跑了。肖航说：我不能再伤心了。这说明她的心是被爱情伤过多次，几乎已到了承受的极限，所以守住法定的先生是最为明智的选择。男人自己何尝不也是如此？然而眼下这个男人还不想对婚姻有所渴望，他从来就认为婚姻这种形式没有什么道理。
最后，男人又想到了女人手腕上的那块疤痕。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女儿放学回家见面也这样问，和她妈一样。不过女儿还是很喜悦，鞋一换就去玩我的电脑了。
我系着围裙在忙着做饭。李佳中午不回来，她可能晚上回来拿自己的东西。这么快地走了又回，在我七年的自我放逐生涯中还是第一次，因此在感觉上我还认为自己并没有离开这个家。上一次，是在春节前，我也是从北京回来，然后匆匆赶往石镇去陪三位老人过年。他们的年龄分别是六十多、七十多、八十多。女儿没有随我回来，说假期要上钢琴课。女儿已有三年的春节没有回石镇了。今年的春节过得异常地清冷，比平时的一顿饭还简单。到了正月初三，水市的朋友来车接我，这样我就去水市住了几天。那几天除了喝酒打麻将就是聊天，毕竟大家也是分别了多年。我给小丹去了电话，但没有人接，大概去外地她丈夫家过年了。一天晚上，我独自去了江边，想去看看当初韦青住过的那个屋子，意外的是，那儿已变成了一道新防洪墙。我于是有了一种凭吊的感觉。那个遥远的冬夜又一次从我记忆的深处泛起，仔细算起来，韦青已离开我十六年了。自我去南方以后，我就没有再收到过韦青的圣诞卡，她是否还在洛杉矶我没有把握。如果在，我会让二妹去看望她的。除夕之夜，二妹照例要挂来电话，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她提出要我每天抽一个小时来学习英语。她说：你就一个女儿，最后还是到这边来养老吧。这句话说得我心里一沉，我觉得在二妹的眼中，我离“老”实际上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难道我真的很快就要老去？
此刻，我的女儿正在书房里专心致志地玩着电脑游戏。她给我的背影是热情洋溢里透着沉着，我似乎这才意识到，她的要离开不是一句戏言。现在她喜欢的是歌星李玟，她说有许多同学都说她长得很像这个李玟。我喜欢李玟的歌，她说，但我更喜欢她的路。经她的介绍，我才知道这个李玟曾经在美国学医，是拿过硕士学位的。这孩子的独立性从小就反映出来，我为拥有这样一个女儿骄傲。但她从不以有一个作家父亲为骄傲，甚至还经常挖苦我几句。有一回她说：爸，我不崇拜你你是不是很失望呀？我说不。我说：感到骄傲理应是上辈对下辈的心理，反过来就是可悲了。这是前年的事了，那时我的《北纬20度》正走红，其他的书也接连不断地在出，报纸上电视上搞得沸沸扬扬，我被记者们包围，而十一岁的女儿却无动于衷，这很好，真的很好，这孩子将来一定比她父亲出息。
吃饭的时候我问女儿，将来想干什么？
她说她暂时不想这个问题，但出国是必须的。
那么，我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呢？
我希望初中毕业就走，但妈妈认为至少要念完高中。你认为呢？
你得在国内读完本科。
那不行，那样我就太老了。
你走了之后，我和你妈妈每年都会去看你的。
我想将来把你们都搞过去算了。
你还是先把你妈搞过去吧。
那你怎么办？
我一个人就好对付了。
那不行。你病了怎么办？
去医院呗。
医院不是什么都能办好的。
这句话着实让我心动了。我注视着孩子，突然对她产生了歉意，要是我和李佳不走到这一步，这孩子就不会有这样的精神负担。
后来我们又谈到了她的发展方向，女儿一口气说了很多，海阔天空。譬如说她们几个要好的同学若干年后要办一家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推出一流的歌手。我听得津津有味。我插言道：你无论干什么我都不反对，唯一我不主张你干的是文学。
为什么？你不是搞文学的吗？妈妈也爱好文学呀？
可文学把我们都害了。
严格地讲起来，我和李佳的媒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最后离间我们的是我的作品。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倘若当初我安心走一条官道，过着机关——家庭两点一线的日子，或许我们也会像这“红门”里的人一样地养尊处优了。可是这确实是一个幻想。差不多是李佳抛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这个亡灵加倍地缠上了我，于是我的移情别恋便在所难免了。昨晚在火车上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失眠，我在车厢的连接处不断地抽烟，眼前出现的1979年8月的那幅画面一点也没有发黄。我甚至还能记起当年李佳头上发卡的样式和颜色。那个时刻，杭州的一夜春宵业已抛掷脑后。我想，我也许是在衰老了。一个人的衰老首先是从记忆的变形开始的。具体地说，他对刚刚发生过的事记忆总是呈现出模糊状态甚至是遗忘，而对一些年代久远的事又越发地记得清楚。这就是衰老的最初信号。望着窗外快速掠过的夜色，我的心在慢慢地下沉。一个男人平生爱一样东西并不容易，我鬼使神差地走上了这条路，掉头是不可能的。几年前在海口，一位记者曾向我提问：如果再让你做一次选择，你还搞文学吗？我说：还搞。要是现在有人再提此类问题的话，我想我会加上一句：我不会再娶一个爱好文学的老婆了。
——1999年3月6日
和全中国一样，犁城这一年的兴奋点是忙着庆祝国庆五十周年。政府在市政建设上花钱像流水，总以为一夜间会改变城市的形象。在东面的一块百亩空地上，两年前就在动工兴建一个广场，投资上亿。那一片是工厂区，报纸上说当初拍板这一计划，主要是为了工人阶级的休闲。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城市的企业每况愈下，形势越来越令人担忧，下岗的工人每日俱增，据说他们每月只有一百二十八元的生活费，还据说其中一部分人的生活费难以兑现。让他们饿着肚子休闲就有些勉强了。今天的报纸上还在说这件事，说广场正在加班加点地施工，确保10月1日之前对外开放。在第一版上，还配有市长视察工地的大幅彩照，那个气色很不错的男人头戴安全帽正在施工人员中看图纸，右手指向前方。但是这幅照片有一个问题，就是市长手指的方向不对，因为从方位上看，他所指的前方应该属于一条污水河，倒像是治污的意思。如果真是这个意思，那无疑是积了大德。
很巧，男人在菜市买菜时，碰见了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于是就谈到了这张照片。男人随口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我总觉得市长的位置站得不对。
摄影师说：他一定要以广场为背景，可要是拍他的侧面又不合适，就挪了一下。
原来是新闻秀。就是说这是一张摆拍的新闻照。就是说市长在昨天友情客串地当了一回演员。他本来就是市长，何必还要演呢？男人困惑的是这个。
从菜市买菜回来，刚回到“红门”里，他遇见了文联的一位负责人，他们曾经在机关是同事，刚提拔到文联任职不久。那人把他叫到一旁，对他说：你还是回来吧。
他感到很突兀，便想知道为什么叫他回来。
负责人说：我前些天翻档案，才晓得当初你的挂职停薪手续并没有办，工资也一直还在表上。
他说：我是接到单位的证明的。
负责人说：那大概是临时开的，没有报经人事局和财政厅批准。现在上面已不许再搞了。
他说：就是说这是个骗局？
负责人笑道：你别这么想，回来就是了，反正你是专业作家，也不存在坐班的。从下个月起来单位领工资就是。
他说：下个月？我从1992年起就没领过文联的一分钱，这七年的钱怎么说？
负责人说：这是前任手里的事，我不过是先同你通个气。
他感到很气愤。他绝对没有料到自己的单位会给他出示一纸伪证并且存档。这是明目张胆地吃空额。要是他突然死了呢？难道这笔每月由财政拨款的薪金一直领下去？那是谁指使领的？这笔钱累计起来不过五万吧，不是什么大事，问题是做法太恶劣！
当天下午，他去文联找到了当家的书记，开门见山地说：那件事总得有个说法吧？
书记说：既然当初手续没有办，就回来吧。
他说：就这么简单？
书记说：这是前任的事，就别追究了。你现在这么红火，还在乎这笔钱吗？
他说：我不在乎钱，但我在乎欺骗。你们利用我没关系，但是不能又利用又欺骗。
说完这话他就离开了。书记送他出来，还是希望他息事宁人，免得使事情复杂化。
他说：是你们把事情搞复杂了。
书记说：回来上班不就解决了嘛！
他说：我要是不想回来呢？
书记说：要是能办提前退休也行。
他说：我今年四十二，你觉得是退休的年龄吗？
书记解释说：我只是在想一个办法。
他说：办法很简单，就是你们到你们的上级组织去检讨，我把这笔钱捐给山里的孩子。
书记哈哈一笑，说：这是前任手上的事。
前任？前任是个什么角色？他对那个人已经毫无印象，仅记得那人拥有一副永远微笑的面孔。那个人大概就只会当面对人微笑。他是否也有背后哭泣的时候？也许没有，但总有一天他会在梦里抱头痛哭一场。
这是一个阳光极不明朗的日子。
从文联院子出来我就不舒服。我已经很久没有进这道门槛了。1990年我从机关下放时，当时的负责人一面对我深表同情一面把我牢牢悬挂着，两年没有任何安排，也没有一个部门愿意接受我。那时我已经出了六本书，却还不能成为专业作家，而这个人没有一部著作却能做文联首长。直到我只身去海口，没想到给我开出的还是张假证明。在那些人眼里，我只是一根自生自灭的野草。但即使是野草，也会一岁一枯荣的，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我的生，绝没有凭借任何的春风。这是我今生最大的光荣。可是谁能知道，这自我放逐的七年是恐惧的阴影紧追不舍的七年。除了无端的冷漠和压制，这七年我经历了三亚的车祸、羊城的遭窃、朋友的背信、情人的反目和家庭的瓦解。1993年9月的一个夜间，我从上海飞海口，飞机在万米高空遇上了强气流而直落两百米，小桌板上的咖啡飞到了我脸上，氧气面罩在我眼前像秋千一样晃动。我经历了一场死亡的热身赛。我在极度的恐惧中度过了一百五十分钟。那也是我大脑出现的最长的空白时间。然而就是这样，我也还是无怨无悔。我在大学时代就幻想着有一天能走进这座不起眼但对我极具诱惑力的院落。如今我却更愿意对它敬而远之。
我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今天上午我就接到了作协的通知，让我下午去参加主席团会议。我回答说：我已经辞去了一切职务，怎么会再去参加这个会呢？再说按章程这一届的作协早该换届了，还有什么会好开？对方就让主席来同我说话。我制止说：要是这样，我就挂电话了。说着，我放下了话筒。我厌倦作协这个组织，我更对那位主席反感。那个人原本和我不认识，人缘极差，但以前也因政治问题受到了一些排挤。这个人原本是做梦也当不了主席的，是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他鸣不平，才一致把选票投给了他，希望他上台后能为基层的会员做几件实事。但是这个人当选后唯一急于要做的，是一早起来重新印制了一张标有主席头衔的高级香水名片，然后就带着老婆不知去向，一走就是几个月，把作协工作撂到了一边。他的无能和无耻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再和这种人共事便是我的耻辱。我平生厌恶什么都想要的人，我也瞧不起名片上印上一大堆职务头衔的人。
那位书记的话虽然是脱口而出，但是在我的心里还是引起了波澜。他居然想到了让我退休。他本人为何不退呢？他至少比我大十五岁。我似乎明白了，他们是组织里的人，他们的进退升迁都由组织一手包办的。而他们又来充当我的组织领导，因此可以对我提出提前退休的建议。其实十年前我就成了他们的一件包袱，所以那位微笑的前任把我一挂就是两年也在情理之中。他们只须一张假证明就轻松地把我给打发了，对我唯一感兴趣的是我每月那几百元的工资，克扣下来多少有点作用。现在这笔钱累得大了，他们便担心无法收场，万一东窗事发，摆上桌面怎么看也还是个事。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们急于要我上班的动机了。
事情一点也不复杂。
我和北京通了电话，我告诉那家公司，事情怎么拖没关系，但必须先付我三分之一的订金，否则我就不会再去了。对方说这事得向老板汇报。到了晚上，老板的电话来了，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并强调说项目很快就启动。老板说这个月的18号是冠华酒店正式开业的典礼，届时会有许多名流云集，希望我能赶回去参加。老板说：在你们文艺界，我是有很多的朋友的。
这话听起来一点也不使我亲切。我喜欢的是文艺，而不是文艺界。从来不是。
——1999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