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三晋大地上转了十来天，几乎是时时处处都和古文化打交道。地面上有形的，像大同的云冈石窟、太原的晋祠、平遥的古城、解州的关帝庙，这自不必说；即使那些载诸史籍、今天已荡然无存的，亦在在使人悠然意远。大的像尧、舜、禹的都城、故里，小的像这里所要说的那个虞坂，都使我逸兴遄飞，流连忘返。
古代典籍《战国策》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秦穆公时有个孙阳，善于相马，因此，人们都以神话中掌管天马的星宿“伯乐”来称呼他。一天，他在虞坂这个地方，见到一匹良马正拉着盐车攀登太行山坡，累得伸开了蹄子，弯屈着膝盖，垂散着尾巴，压伤了内腑，口涎洒地，白汗交流，到了山的半坡，怎么也拉不上去。孙阳走过去扶住了良马，痛惜地哭了，并解开身上的麻衣给马披覆在身上。结果，这匹马低着头喷气，又仰起头长鸣，声达于天，非常响亮，可能它感到遇见了知己吧。
由于这则故实令人感发兴起，使我爱屋及乌，对这个虞坂也产生了兴趣。我想，既然说拉着盐车攀登太行山坡，可见，它应该处在山西运城一带——至今，这里仍有池盐生产。可是，具体在哪个地方呢？问了几位文友，都是“敬谢不敏”，茫然莫晓。后来，我到了平陆县，承当地一位老先生指点，才知道虞坂原是中条山的一支，为古时南北交通要道，地处平陆县的北张店和夏县的庙前镇之间。据考证，《左传》中记载的，晋献公先后两次“假道于虞以伐虢”，借的就是这条要道。虞国在今平陆县北；虢国（北虢）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其时为公元前658年和前655年，和秦穆公时的孙阳相马，时间大体上相差无几。
听到了这些，自是欣慰不置。于是，专程前往察看。山还是那个山，坡还是那个坡，其他就满目萧然，物是人非了。白衣苍狗，变幻斯须，更何况已经过去两千六百多年呢！
所幸，历史长新，斯文不坠。那么，还是就文论文，就诗论诗吧。还说那位被称为“伯乐”的孙阳老先生。唐代诗人汪遵读过《战国策》这段记载之后，感慨重重，为了赞颂这位伯乐，特意写了一首七绝：
蜷曲盐车万里蹄，忽逢良鉴始能嘶。不缘伯乐称奇骨，几与驽骀价一齐。
诗人说，如果不是伯乐慧眼识良驹，这匹千里马几乎要与驽马等同身价了。实际上，这是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通过为骐骥作幸语，反衬出当世士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有才无运、遭逢不偶的悲凉。
而同时代的诗人胡曾，却又轻轻地荡开一笔，虽然也借这个题材写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但做了深入一层的探索：
悠悠虞坂路欹斜，迟日和风簇野花。未省孙阳身没后，几多骐骥困盐车！
这正是对前面“幸语”的反诘。意思是：得遇孙阳，困顿于盐车之下的千里马受到赏识，得以解脱，这只是偶然性的机遇。古往今来，服盐车而上太行的良马是无量数的，它们又都怎么样呢？诗人最后发出无限的感慨：不知孙阳死去以后，将会有多少良骐骏骥在虞坂上受困哩！这就使得诗的主题大大地深化了一步。
汪遵也好，胡曾也好，名为写马，其实都是在写人。马之幸与不幸，乃是士之遇与不遇的映衬。在这方面，清代诗人洪亮吉的诗，就显得更为直截、显露一些：
烈士伤心古道旁，一生曾未值孙阳，却看老骥还千里，正服盐车上太行。
诗中同样写了一匹千里马服盐车而上太行的艰难情景，但不是直接写，而是从一个终生怀才未遇，在古道西风中伤心垂涕的志士眼中观察到的。千里马逢千里马，畸零人叹畸零人。把命运相似的志士同良骥联结在一起来描写，“惺惺惜惺惺”，感染力就更强了。
用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来反映识才、选人问题，是一个老题目，“前人之述备矣”。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大文豪韩愈的论断：“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然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一过，冀北之群遂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文章强调了识才之眼在人才发掘中的作用，无疑是正确的。直到今天，我们也还习惯地沿用这个典故，来阐明识才与选才问题，而且经常可以听到“伯乐太少”的慨叹。“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滕王阁序》中的这些名句，不知倾倒了多少英雄、才子！
可是，细细揣摩一番，又觉得并不尽然。世上的良马多得很，并且常常与平庸的凡马、驽钝的劣马混杂在一起，单靠几位伯乐先生的青睐，又怎能适应多方面的需要呢！“未省孙阳身没后，几多骐骥困盐车！”早在一千多年前，胡曾就已揭示了这种矛盾。
另外，伯乐相马还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相马者伯乐只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长，而良马（也即是人才）的特长却表现为各种各样。对于自己专业范围内的千里马，伯乐是能够发现、识别的，而在非其所长的领域里，恐怕就难以做到发现及时、识别准确了。加之，伯乐在识才、选才过程中，难免会夹杂一些个人的情感因素，有时也会造成种种悲剧性的后果。
解决这类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伯乐功能的社会化、制度化。就是说，一方面坚持选才、识才上的群众路线，使领导与群众结合起来，大家都来做伯乐，都做识别人才、开发智力资源的工作。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人才生活在群众之中，群众最有能力也最有资格，选拔、鉴别带领自己从事创造历史活动的人。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有利于人才成长与发展的人才管理制度。只有从“个体伯乐”过渡到“群体伯乐”、“制度伯乐”，才有可能做到大规模地发掘人才资源，既做到“野无遗贤”，又能够才尽其用。
（1987年初稿，1998年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