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一下，这篇回忆文字，需要从我整理旧书说起。
我念过八年私塾，读过的、收藏的旧书不少，“三、百、千”、“四书五经”，连同那些铜版、木版刻印的古代诗文选本、专集，以及部分史学名著，流失了的不算，手头存留的总还有一百多本吧。那淡淡的书香中，不仅埋藏了我的辛劳、凄苦的童年，浸透着近三千个日日夜夜的心血；而且，许多书册上都留存着塾师的“手泽”——封面上有他用正楷题写的书名和我的名字，书页上还有他用朱笔点出的断句。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刻意地珍藏着。它们跟着我，从僻远的荒村走进了县城，又从县城到了我曾工作过二十多年的地级市，近三十年，又随着我进了省城。其间，它们也像人事一样，经历过甘甜，也遇到过苦难，甚至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说来，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虽然那些书里没有什么珍本、善本，并不具备特殊的收藏价值，但是，“书卷多情似故人”，毕竟存在一种难剪难理的深厚感情。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刚刚涌起，“破四旧”就开始了。那时，我刚刚从一家报社调到市委机关工作，行李和物品零乱地堆放在楼上一间暂时没有住人的空屋子里。这些锁在木箱里的旧书，也随之原封不动地运到楼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开过了。我整天提心吊胆地关注着这些旧书的命运，唯恐那些难以理喻、思想单纯的红卫兵，会把它们作为“四旧”的典型付之一炬，可是，又苦于找不到一个理想的掩藏处所。为此，常常中夜惊悚，忧心如捣。
一天，我在窗外闲步，突然发现这座楼房原是尖顶的，就是说，上面装有木质的桁架。那么，天花板上必然有着很大的空隙了。回屋看了看，墙后果然有个可以直达棚顶的绳索结成的缘梯。于是，便在一天深夜，悄悄地把书箱搬到棚顶上去，密藏起来，然后，再把缘梯撤除。化用朱熹老夫子《九曲棹歌》中的两句诗，从此，也就“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卷千篇锁翠烟”了。
尔后，“破四旧”的飓风虽然止息，其他名目繁多的批判、斗争，却还是一场接着一场。随着我连续几年下放工厂、农村劳动改造，再就很少进入这座楼房来住宿了，更是难以提起展读旧书的兴致。直到机关给我分配了住房，家里从农村迁回城市，一切都安顿得差不多了，我才重新架起梯子，钻到顶棚上，沾着浑身满脸的灰尘，把旧书箱搬运下来。屈指一算，已经八个年头过去了。
这天，我敲开了木箱的锈锁，把那些线装书一本一本地放到太阳底下晾晒着。顿时，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像三十几年前那样，依旧坐在塾斋的炕上。其中的“四书”是用一条布带子打着“十”字花捆起来的，解开布带，见到每页的书角，全都用蜡液熨过，使得那些因为翻检频繁、边角有些打卷儿的书页，变得十分平整了。我想起来了，这都出自小妤姐当年的手泽。
记得，那是1948年的秋天，小妤姐看我早就读了《诗经》、《书经》等一大批新书，“四书”已经放在一边不用了，便把这一摞旧书收在一起，带回她的房间里。多少天以后，重新放置在我的书桌里的“四书”，已经熨得平平展展，简直像新的一样。我现在记不起来，这布条是她捆的还是我捆的，反正从那以后，这一套书我再也没有翻检过。因为过了旧历年，我就进入了镇上的补习班，半年后，又考取了县城的中学。此后，面对的是全新的视界，便再也没有机缘接触这些旧书了。
现在，翻看着这一册册的线装书，有如旧梦重温，说不出滋味是酸是甜，情怀是悲是喜，也许是几分欣慰又夹杂着丝丝的怅惘吧。翻着翻着，我突然发现《论语》上卷里夹着一张写在带格的彩纸上的字条。铅笔字，不怎么熟练，有些歪歪扭扭，却写得十分认真。三十几个字，都是竖着写的（标点是我加的，改了两个错别字）：
我要走了，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嘱咐一句话：你太淘气，闹了几次危险了。
尽管过去没有见过小妤姐的字迹，但我知道肯定是她写的，不会是别人。
小妤姐是谁？她是我的塾师刘璧亭先生的小女儿。
要看她待我的那种真诚，那份情意，简直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其实，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应该说，在我整个就读私塾期间，除了嘎子这个铁哥们儿，还有一个“课外指导”，就是小妤。
她小小年纪便遭遇到惨痛的不幸。十岁那年，在警察署长家充任家庭教师的母亲，因为遭到东家的奸污而含愤跳进了辽河。从此，她便开始了流离转徙的动荡生涯——先是嫁到邻县的姐姐把她接了过去；待到刘先生在我们村里安顿下来，她又从姐姐那里回到父亲身旁。父亲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影响，不让她念书识字。可是，由于她赋性聪敏，又兼较长时期在私塾这种文化环境里熏陶，也懂得许多文化知识。她认识许多字，而且，背得出来《弟子规》、《名贤集》、《神童诗》中的不少词句。
小妤姐的性格有些内向，比较孤僻，平素很少和邻居的孩子们交往，这可能和她从小就遭遇苦难、失去母爱有关系；但与我却很合得来，用现在的话讲，共同语言比较多。我虽然小她三岁，个子却比她还高，生就一副“孩子王”的英雄气概，又兼天资颖悟，课业拔尖，因此，很受她的青睐。
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闲谈，说起了她的名字。她说：
“小妤，是我的小名，母亲起的。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多岁了，因此，我的大名叫作晚芳；后来父亲又说，还是叫野芳好。待到我母亲去世以后，父亲日夜思念，为了纪念我的母亲，便放弃了我的大名，叫起了小名。”
“晚芳、野芳，名字都很典雅。”那时，我已经读过了许多书，便告诉她：“‘野芳’的来历，是宋代大诗人欧阳修的诗句：‘曾共洛阳花下住，野芳虽晚不须嗟’。这个大文豪，似乎特别喜欢‘野芳’这两个字，他在一篇文章里还写过：‘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荫’。”
她听了高兴得跳起来，称赞我说：“你知道的真多！”
这天，我到塾斋很早，老先生正在吃饭，小妤姐撂下碗筷，就过来和我闲谈，同时，带出来一些花生米和糖块给我吃。她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昨天晚上犯了烟瘾，早晨起来就没有好气，性情焦躁得很，让我背书时多加小心。
背书开始了，我站在地下，背对着老先生，面向着东墙上的孔夫子像。我从左侧的门帘缝隙，看到小妤姐隐在门外的身影。我知道，她是放不下惴惴的心，生怕我出现差错，遭致斥责，因而偷偷地隐在一旁查看。幸好，从始至终，我背诵得十分顺利，这一关算是过去了。
我那时特别贪玩，在复习功课时，经常从炕席上拆下一些苇篾儿，弯作弹弓，去弹射嘎子哥，以致时间一长，屁股底下便破出一个大窟窿。小妤姐便悄悄地把牛皮纸抹上糨糊加以粘补，有时，还趁我们放学回家，把苇席调换一个角度。这样，我也就可以继续干那种拆折苇篾、弹射别人的淘气勾当了。多少天以后，屁股底下又出现了漏洞，小妤姐便再次地耐心粘补，看不到有丝毫的厌烦情绪。遇到夜黑天，伸手不见五指，路上绝少行人，我念完三排香的“夜书”回家时，她总是拎起门后的一条木棒，往前护送一程，然后，自己再独自回去。
过大年前后，私塾临时停学几天，我便常常跟着小妤姐到前村去看戏。戏台距离地面有五尺高，用木板搭成，坐北朝南，台下挤满了看客，周边都是卖各种小吃的。到了那里，小妤姐总是先去给我买个大麻花或带窟窿的烧饼，然后，我就一边吃着一边观看。这天，我们看到了最精彩的节目。台上跑着一只金钱豹，神气活灵活现，虽然是由人装扮的，却和真的一样，一蹿，一闪，一跳，一滚，博得了满场的掌声。
还有一个武生，出场时，先是威风抖擞地亮个俊相，然后把一支钢叉，朝着戏台右上方飞掷过去，不偏不倚，端端正正，恰好扎在戏台的柱子上。亏得他功夫到家，扎得准，不然，稍稍出一点偏差，飞叉就会掷到台下，扎在看客的脑袋上。尽管没有出现事故，台下的人群早已慌作一团，吓得一个劲儿地“妈呀—妈呀”地乱叫，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拍巴掌喝彩。这时，武生却已经踅回台后去了。我还瞪着一双眼睛，定定地等着看他的新招法，小妤姐却不容分说，拉起我的胳膊就往外走，嘴里一迭连声地叨咕着：“白给咱八百吊（钱），也不看了，——太危险！”
在家里闲不住，我们便去村子东头看高跷秧歌。广场上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唢呐翻着样儿吹，铙钹、锣鼓敲得震天价响。钻到里面一看，扮武丑的“头跷”刚好转到我们的身边。只见他，头戴着一顶黑尖帽，勾了个三花脸，嘴角旁留着个倒“八”字胡，手里摇着一条马鞭，左翻右摆，闪腰垫步，跳着各种秧歌的舞步。后面紧跟着大队人马，认得出来的，有许仙、白蛇、孙悟空、猪八戒一流人物。那智勇双全的孙大圣，一会儿蹦到这边，一会儿又窜到那边，一手舞弄着金箍棒，一手又抓耳挠腮，异常活跃。而心存邪念、老惦着娶媳妇的猪八戒，腆着个大肚子，扇乎着两个大耳朵，扛着钉耙，晃晃悠悠，滑稽可笑。
最逗趣的是那个丑婆，身穿一套花衣红裤，耳朵上缀着两只红辣椒，手里攥着一把棒槌，嘴上还叼着一个烟管很长的大烟袋，搔首弄姿，忸怩作态，洋相百出。当她发现许仙和白娘娘正在眉目传情、亲亲热热地翩翩对舞时，便忙不迭地跳过去，抡起棒槌捣乱，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干涉。我已经看得入神，咧着大嘴呵呵地笑，小妤姐却把嘴巴凑到我的耳边，嘟囔了一句：“你看这个老东西，烦人不烦人？”
现在，回头说说小妤姐的字条上写的“淘气闹了几次危险”的事。
前面我曾写过，由于塾斋闹学，受到惊吓，病倒了三个多月。那期间，小妤姐曾多次到家里去看我，还给我做鸡蛋疙瘩汤吃；每次老先生去家里探视，她都要尾随前往。
还有一次，我站在秫秸垛上，与隔院的孩子打土圪垃仗，脚下一出溜，不慎滑进了两个秫秸垛的夹缝里。秫秸的茬子尖尖的，像锋利的枪刺一般，把我全身的皮肤划出了十几处伤口，这样，人们还说：“太幸运了，多亏没有扎着眼睛。”最尴尬的是，处在两个秫秸垛的夹缝中，左右动弹不得，全都有尖刺顶着，挣扎了好长时间也钻不出来。最后，还是由我父亲和东邻的二哥帮忙，把秫秸一捆一捆地倒腾开，才算解救出来。
最危险的那一次，是被牛犄角挑起四五尺高，然后抛落在地上，肚皮划出了两道血印子，周围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事后，人们都说我捡了一条小命。
听到我讲述这些情节，小妤姐一会儿焦急，一会儿惊悸，一会儿摇头，喃喃地说：“简直把人吓死了，你可不能再这么闹下去！”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我父亲讲过，多难之人，必有后福。——你是一个命大、有福的人。”
她就是这样对我一片真情，时时处处关心着、照应着我。只是，由于我当时年龄太小，不懂得感情上的事，对于她没有过任何的回报，甚至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表露过。
记得就在最后这年夏天，一个深夜，我从睡梦中醒转过来，听到母亲和父亲在说话。母亲说：“小妤这个孩子，真挺好。人不大，特别懂事。对咱们的孩子，也是一片真心。”父亲接上说：“老先生和他‘魔怔’叔，也有心成全这门亲事，将来小妤嫁过来，两家好上结好，友情加上亲情。可是，我始终没有点头。我不吐口的原因，是他们二人的属相犯克，命相不对。”
说着，父亲叨念了一套口诀：“自古白马怕青牛，羊鼠相逢一旦休，蛇见猛虎如刀斩，金鸡遇犬泪交流，龙逢玉兔云端去，猪与猿猴不到头。”
父亲说：“咱们的孩子生在乙亥年，属猪；小妤生在壬申年，属猴。‘猪猴不到头’，古有明训，这叫犯属相；再者，他们一个是火命，一个是金命，火克金，金若遇火，必见销熔，‘金火夫妻克六亲，祸及子孙守孤贫’，这也是相书上写着的。命相不对，一生遭罪。这门亲事做不得！姻缘系由天定，人事不可强求。”
母亲又说：“那若是按这里本地的算法，女孩子算‘进’，小妤不是应该加一岁吗？”
父亲说：“命相学算的是属相，不论实岁、虚岁，她都是属猴——这没有变化。”
母亲也是最迷信命相的，听了父亲这番话，轻轻地叹息一声，两人便再也无话了。
看来，在那个年代，儿女们的婚事，在老一辈人的心目中，除了命相、属相，其他条件都是可有可无、无须过问的。每个当事人，不过是件金属、火焰、水滴、木块、土圪垃，至多只是一个大小动物，其他什么也不是。
上了中学以后，我问过历史老师，那套合婚、算命的玩意儿，有没有什么理论根据？
老师说，早在汉代，就形成了完整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体系，《白虎通义》中讲到了“五行相克相害”的道理。这是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从那以后，再见小妤姐的面，就越来越少了。
后来听说，小妤经她姐姐介绍，嫁给了邻县农村的一个小伙子。此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会过面，音信也杳然了。昔梦追怀，我曾写过一首小诗：
秋水映长天，
黄花似昔妍。
绿窗人去远，
相见待何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