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若我能在某一刻弄清未来会发生什么，我总想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有孩子。这个问题很神秘，让我觉得最为有趣，比爱、工作、寿命以及幸福程度等问题都有趣。我能想象其他那些问题，却无法想象生孩子这件事。我想知道我能否挺过生孩子这一关，并非因为它的答案会让做母亲这件事变得可以想象，而是因为这个问题若一直被疑云所笼罩，会让我分心。我想控制的，正是这件令人分心的事，它与做母亲本身同样重要。我视其为一种威胁，一种我当不了母亲的缺陷形式。可是，女性必须且的确希望自己以后会生孩子：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渴望，还有些人游刃有余，让别人觉得她们对此事毫不在意。我的策略是否认，因此，等真做了母亲，我既惊讶又措手不及；我不知做母亲会带来何种后果，且有个毫无根据却很独特的想法：我随随便便就当上了母亲，这全拜某种比我强大的力量所赐，因此只能认命。
某种意义上，本书试图讲述我初为人母的经历，以及生孩子只是个序幕的戏剧性事件。毫无疑问，它记录了我的转型期。我很想谈一谈自己对做母亲的看法，这种想法最初很强烈，可它藏得很深，在我那重组过后的生活表象之下。我女儿艾伯丁出生几个月后，它消失殆尽。我故意忘掉我在不久前强烈感受到的一切：事实上，我难以忍受。我对这世界充满无止境的欲望，凡事我都感兴趣，我渴望做回当母亲前的那个自己，那个回不去的自己；我渴望获得自由，生孩子前我也许有过却没有珍惜的自由。于我而言，母性是一座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围城，我总在谋划从里面逃出来；艾伯丁六个月大时，我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此时我重回围城，就像某个逃犯被捕，只能闷闷不乐地接受现实。之前我曾慎重考虑过的自由变成了悬挂在两次怀孕之间的一张小吊床：我陷入包围之中；正是在那时，我才再次真切地感受到做母亲既真实又奇怪。在怀我二女儿杰西以及她出生的头几个月内，我在这种感受再度消失前写完了这本书。
我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我悲观地认为，一本讨论母性的书只能吸引其他母亲；即使是母亲，也只能吸引像我这样的，她们觉得做母亲的经历非常重要，以致阅读相关读物能给人某种奇怪的慰藉。我提及“其他母亲”和“只能”等字眼，仿佛充满了歉意：因为几乎无法对外界解释做母亲的体验。做母亲时，女性放弃了自己的公众价值，以换取一系列私人意义。如同某些人耳听不见的声音一样，别人很难识别这种私人意义。若换个角度去聆听，也许我们能听到那些声音。“这星球上的所有人都为女人所生，”美国诗人及女性主义者艾德丽安·里奇[1]写道，“所有男女共同拥有的一段不可否认的经历，即我们在某个女性身体中长达数月的成长期……我们大多数人从女人的角度首次了解爱与失望，刚与柔为何物。这一经历在我们身上打下烙印，它将伴随我们一生，甚至持续到我们弥留之际。”
当然，有很多有分量的分析、史学研究、论战以及社会研究去讨论如何做母亲。人们将其视作阶级、地理、政治、种族以及心理话题，并严肃对待这些话题。1977年，艾德丽安·里奇写出了影响巨大的《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Of Woman Born：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受她的启发，我才记录下自己如何做母亲。然而，我做母亲时，觉得之前从未有人写过如何做母亲：这个例子也许只能说明我所描述的那种不善分辨音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由于不善分辨音调，每当为人父母者说话，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便会受折磨，我们小时候便遇到过这种情况，等我们长大成人，它又让我们陷入困惑，想知道为什么从未有人告诉过我们为人父母意味着什么—包括我们的朋友，甚至是母亲！我确信，若三年前看到如今自己所写的这本书，我肯定会纳闷：如果本书的作者觉得生孩子这么恐怖，为何她一开始还会费尽心思地去要孩子呢？
本书并不研究母性及其历史；同时，本书也不讨论如何做母亲，以免有人读到此处依旧怀有如此幻想。我只是写下了自己对生孩子经历的看法，用一种希望有人认同的写法。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得承认这种坦诚的文体让我略感担忧。除开需要自我暴露，它还要求作者愿意打扰自己周围人的生活。就我个人而言，我所谓的打扰其实就是忽略。我并未过多谈论自己的具体情况、与我一同生活的人，或者别的人情世故—我与孩子的关系难免会涉及这些人情世故。我所做的，是将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作一张画布，方便我描绘这本书的主题，即母性。
可依我看，孩子以及谁去照顾孩子这两个话题已同政治有了密切联系；所以，写一本讨论母性的书，却不对我如何能抽出空来写这本书略作说明，此举也许有些自相矛盾。艾伯丁出生的头六个月，我在家照顾她，我的伴侣则继续上班。这段经历很有说服力，它向我揭示了之前我从未认真考虑过的一件事：孩子出生后，他/她母亲和父亲的生活轨迹便不同了；两人之前地位基本平等，如今却处在了某种彻底敌对的关系之中。在家照顾孩子和在办公室上班的一天截然不同。不论它们各自有何利弊，这两种生活都有着天壤之别。在我看来，孩子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从最开始便相互对立，此后，男性的统治地位必然愈发牢固：父亲逐渐得到了外界、金钱、权威和名望的保护，而母亲的职权范围则扩展到整个家庭领域。众所周知，若夫妇双方均有全职工作，母亲一方通常要承担的繁重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远超她们应做的份额，因此，她们必须减少自己的工作时间，以应对孩子会出现的紧急情况。此议题事关性别政治，但哪怕是在最开明的家庭—我承认我家便是如此—育儿者和工作者之间也存在一道鸿沟。跨越这条鸿沟异常困难。对父亲来说，一种对策是自己待在家而让母亲去工作：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与女性差别如此巨大，并深受保守主义影响，因此也许男人们在照顾孩子时并不觉得自己是伴侣的仆从。然而，几乎没有男性会容忍这种安排可能会给自己事业带来的坏处；言下之意是，能够容忍这一点的男性比大多数同胞更加致力于性别平等，这让他们冒着颜面扫地的风险，同样的风险也让女性做全职母亲的前景黯淡。父母双方也可以雇奶妈或保育员，然后都去工作，有时候也可以各自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某几天在家带孩子，另外几天去上班。若两人中有一人在家办公，这种模式便会更难操作，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了孩子，像我这样的职业可谓“理想职业”。在家工作的那位在家务活分配上难免会遭到不公正待遇。他们的角色开始类似于空中交通管制员[2]的角色。
还没生孩子时，我曾不动感情、轻松愉快地以为，雇人去专职照顾孩子能解决既工作又当母亲的难题。那时候，对我来说，公平似乎便是一切。我不知道怀孕生子的经历对性别平等这一概念有多大的冲击。孩子的出生不仅将女人和男人区分开来，也将女人和女人区分开来，于是女性对于存在的意义的理解发生了巨变。她体内存在另一个人，孩子出生后便受她的意识所管辖。孩子在身边时，她做不了自己；孩子不在时她也做不了自己。于是，不管孩子在不在身边，你都觉得很困难。一旦发现这一点，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陷入矛盾之中、无法挽回，或是陷入某种神秘的圈套，你被困在其中，只能不停地做无用的挣扎。
就我而言，我们决定一起推翻传统的家庭文化。别人对此的反应有惊讶，有赞许，也有恐慌。比起简单的不走寻常路，这种最具惩罚性、最不可行的家庭生活模式似乎少有人评论，也少有人关注。我的伴侣辞掉了工作，我们迁出了伦敦。人们开始打听起他的情况来，仿佛他身患重病或已经过世。他们热切地问我，他要做什么呀？在我这儿得不到答案，他们便直接问他。在蕾切尔写她那本讨论照顾孩子的书的时候照顾孩子，他如是回答。似乎没人觉得这个回答特别滑稽。
照顾孩子这份工作地位低下。它让人离群索居，感觉无聊，要求苛刻又没完没了，令人精疲力竭。它会侵蚀你的自尊，将你同成人世界割裂开来。越是与生活脱节，这件事做起来就越困难；可是，让孩子意识到你的存在，而不是让自己活在孩子的世界里，也很难。哪怕你赞同所有人都认可的生活方式，可依然有些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我坚信，在这一事业中，慷慨比平等更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父母即祸害”这种说法实在是包罗万象，这是因为它吸纳了“善”“恶”这类褒贬意味明显的形容词，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基本上见不到这些词。身为母亲，你要学习如何既当烈士，又当恶魔。若没有孩子，我可能没什么个性，与这种可能性相比，做了母亲的我更正直、更讨人厌，与世上这两类事物的联系也更紧密。
我试图在本书中探讨上述话题中的一部分，旨在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女人转变为母亲意味着什么。我对女人和母亲的定义一直很模糊，可定义的过程持续让我着迷。这过程一直都是如此，我并不怀疑这一点，可在我看来，这其中的心路历程对我们而言，要远比我们母辈所经历的漫长。生孩子和做母亲如同铸造性别不平等的铁砧，在我们的社会，女性的责任、期待及经历类似男性，所以她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感到恐惧。女性变了，可她们的生理条件一直未改变。同样地，母性虽为我们的性别史打开了一扇特别的窗，可窗玻璃极易碎。我一直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每一位成员都会经历从出生到独立异常艰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必须征用某个女人的生命，这正是我试着去描述的内容。
本书用朴素的方式来探讨母性这一主题，撰写本书时，我做母亲的最初热情还在。本书描绘的这一段时期里，时间似乎停滞不前，并未线性流逝；所以我按主题，而非按日期来记录它。毫无疑问，我希望自己也许会从其他阶段收获启迪。但我却借鉴了其他人的思考，在书中包含了我在写作本书时所读所想的小说中的一些讨论；对我而言，这些讨论能表达我想讨论的主题。这些小说的选择确有偏颇，带有私人性质：很久以前，文学界便发现、记录下这样一块天地，我自认为是它的首位居民；有数不胜数的诗歌与小说可取代我选择的作品。比起找出最完美的表达方式来说明我居然引经据典过，更重要的是阐明做了母亲以后人的感受力会如何变化：因为有了小孩，我的阅读经历—实际上是文化类作品的阅读经历—发生了巨变，因为我发现，“艺术与表达”这个概念比我之前认为的要更为包容和必要，在产出和创作的欲望方面也更具人情味。
行文至此，可将眼下这些文字视作一封信，收信人为愿意读它的女性；愿我的经历能够陪伴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