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82年早春，发生了一件让美国军队蒙羞的事件，而且也招致了印第安人残酷的报复。
两名摩拉维亚教派[1]传教士，大卫·奇斯伯格（David Zeisberger）和约翰·赫克威尔德（JohnHeckwelder）到特拉华印第安人中传教。他们让很多该部落的人皈依了基督，并且说服他们在宾夕法尼亚的西部地区过上安居乐业的农业生活。在独立战争爆发的几年前，两位传教士应特拉华人的请求，搬到了托斯卡拉瓦斯河上游的一个地方居住，距离皮特要塞[2]（Fort Pitt）大约100英里。在那里，他们建立了3个繁荣的定居点：肖恩伯恩（Schnbrunn）、格纳登胡腾（Gnadenhütten）和沙勒姆（Salem）。在独立战争开始的时候，传教士和他传道的印第安人都表示中立。但最后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怀疑他们有变节行为。因为信摩拉维亚教派的印第安人和特拉华人有亲属关系——而特拉华人又是最忠于英国人的——他们不断被施压倒向英国人这一方，而且其中一些胆子大的年轻人加入了英国一方的印第安军队。最终，一支50人的英国和印第安人的军队逼着他们在1781年离开他们居住的村庄前往桑达斯基河（Sandusky）的上游。当他们证明了自己很清白没有支援美国人，底特律的英国当局感到满意之后，有100个居民被允许回到托斯卡拉瓦斯河（Tuscarawas）的定居去收获田里已经长得高高的玉米。
与此同时，在宾夕法尼亚的边境地区，又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恶劣的印第安人暴行，激起了白人定居者对印第安人的深仇大恨。当流言传来说有一群敌对的印第安人占领了摩拉维亚教派印第安人废弃的村庄后，白人定居者就派了一支300名民兵的武装前往讨伐。这些回到家乡的印第安人，一方面内心觉得自己很无辜，另一方面想保护自己的镇子免遭战火涂炭心切，所以没有逃走，也没有采取什么防御措施。民兵们先来到了格纳登胡腾。离这个镇子还有1英里的地方，他们遇到了一个叫舍波什（Schebosh）的年轻印第安人，他们上前就杀了这个青年，还割了头皮。还有两个平和且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也同遭毒手。剩下的印第安人都被赶到一起，他们得到保证“不会加害他们”并且被带到了镇子的中央，在这里他们一个个被捆了起来。“男人们被带进一所房子，女人们则被带进另外一所房子”。
现在，这些印第安人才缓过神来，他们即将成为美国人对于复仇渴望的牺牲品。男人们开始祈祷，唱圣歌，“然后说一些激励人心的话，然后挨着个说着安慰的话，直到他们被一一处死”。接着就轮到妇女们了。有一位精通德语和英语的莫西干妇女，名叫克里斯蒂娜，她想哀求民兵们放她和她的姐妹们一条生路，可是最后还是行不通。
这个悲剧的故事还有一段苦涩而讽刺的续曲。就在民兵们来到格纳登胡腾的时候，有一个传教士被派往沙勒姆向那里的印第安人报信。那里的印第安人不知道他们的同胞遭此厄运，他们内心十分笃定没有逃，因为如果逃走了就等于说他们是有罪的。第二天，一伙民兵来到了沙勒姆，他们缴了印第安人的械，把他们带回了格纳登胡腾。在那里，他们把印第安人绑了起来，拿走了他们的小刀。用奇斯伯格的话来说：“这些民兵让我们的印第安人把他们藏在灌木丛里的东西拿出来，然后通通拿走。他们让印第安人告诉他们蜜蜂在灌木丛的哪个位置，帮着他们把蜂蜜取出来。印第安人还被迫做了许多事情，然后就被杀了……印第安人们祈祷、歌唱直到战斧砍到他们的脖子上……民兵们把死尸连着这些房子通通付之一炬……”
民兵们很清楚这些印第安人是“印第安良民”（good Indians），也就是说，这些印第安人没有针对美国定居点的敌对行径，并没有和敌人结盟。他们还知道，这些印第安人是基督徒，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刀下亡魂面对死亡时表现出来的勇于殉道的精神面前，这些人竟然无动于衷。他们胸中究竟有怎样无法平息的仇恨，我们实在无法探查而知。就像美莱村[3]（My Lai）的那些美军士兵，格纳登胡腾的这些民兵屠杀了没有武器的男人、女人还有小孩，并且他们的残暴行为来自一种对人恐惧和仇恨的奇怪反应，有悖于人道。这场大屠杀激起了一阵抗议的浪潮。在前线定居点的头面人物异口同声地斥责其为世所罕见的野蛮行径。人们要求严惩行凶者。宾夕法尼亚的议会调查了事件的始末，并给予了谴责。然后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大约一个月之后，在5月25日这一天，一支由威廉·克劳福德（William Crawford）上校率领的远征军从皮特要塞出发，前往桑达斯基河上游的怀安多特人和肖尼人的镇子，他们的使命是“只要有条件，就要用火和刀剑摧毁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让我们这个国度的居民生活无忧而平安”。以上是宾夕法尼亚人威廉·埃尔文（William Irvine）将军写给华盛顿的信中内容。在克劳福德帐中的465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的前线战士中，有些人参与了格纳登胡腾大屠杀。
这支小型部队穿过了茂密的灌木丛和开阔的林间路，也走过了越橘地和沼泽地，他们神经紧绷，不放过任何一个印第安人的踪迹。当他们沿着去往桑达斯基河的小径，逐渐接近摩拉维亚派印第安人的定居点时，探路兵发现了大约有60名印第安人在行进，而且有3个印第安战士坐在马上尾随这支美国部队。在好几个地方，印第安人点着了树林，想要困住这些士兵。此时，路面变得越来越崎岖，一条条沟壑和泥泞的小河横亘在他们的行军路上。在这条小径上，军队因为其精疲力竭加上事故损失了一些马匹，但是全军仍然咬牙坚持，即便地势复杂，每天仍然能行进20英里之多。
到了6月1日，克劳福德的队伍显然是遇到麻烦了。印第安人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因此不难推断他们将会把分散的兵力汇合至一处。克劳福德的给养也快用完了，而且士兵们都在私底下抱怨，他们因为行军困难而心气低落，尽管没看见几个印第安人却风声鹤唳，以为印第安人已经到处都是了。当天，克劳福德召开了一个战斗会议。如果他们到达了桑达斯基河上游，那么他们怎么再从这一片充斥着敌对印第安部落的地区撤回呢？他们怎么把伤病员抬出去，而且给养日渐紧缩，怎么样才能吃上新鲜的食物？但是，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继续进军，因为回头也许和继续向前一样危险。在临近他们的目标，即桑达斯基河的印第安镇子的时候，美国人发现了许多踪迹。很快，他们就遭到了攻击。靠着树林作为掩护，民兵们和印第安人交上了火，并在日落之前都把他们控制在河湾一带。次日早晨，简单清点人数之后发现有两个人被当场杀死，还有3个人是在夜里死的，他们的呻吟和嚎叫一点也不能鼓舞同伴的士气。还有19个人受伤，而且其中有3个人的伤势过重而无力回天。有一个美国人被割了头皮，而印第安人那边也有两个人被割了头皮。到了6月5日，印第安人团团包围了这支深陷困顿之中的小型部队，很显然是想吸引他们开火，并且在己方增援部队到来之前把他们死死按在原地。到了傍晚，一伙约150个肖尼人的部队出现了，他们成三纵队，扛着一面红旗，堂而皇之地行军前来，在包围克劳福德的部队中也出现了特拉华人的身影。印第安人在美国人的退路上建立起了简陋的防御工事。而克劳福德和他手下大多数军官决定趁着夜色杀出一条血路。他们悄悄给马匹上好鞍，士兵分作两纵队行进。但其中一个小队，并不想跟从这个大方案，而是另外选择了一条路线，因此这支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严重的分歧。到了晚上，混乱开始加剧，一队人想要沿着两天前来的那条小路杀回去，而另外一队想要走那条靠近印第安小镇的。他们的目的地是这些人在遭遇印第安人之前曾经在那里安营扎寨的一处泉眼。克劳福德在混乱中不见了踪影，而另外一个人接过了对这些人的指挥权。
许多人三三两两地开溜，因为他们觉得靠自己的话，也许逃跑成功的机会更大。他们稍事休息就赶着逃命，耳畔时不时传来恐怖得让血液都要凝固的“割头皮士兵的呼喊”，说明印第安人抓住了一个掉队的或是开小差的，已经剥了他的头皮。渐渐地，当一行人逐渐离肖尼人的镇子越来越远，有些独自跑路或者一起跑路的人才又聚到一起。最初的465个民兵，有380人逃了出来。这支部队有这么多的人找到路逃了出来，充分展现了他们作为林中人过硬的求生技能，同样也暴露了印第安人持续追逐能力的薄弱。最终的伤亡数字是40—50名官兵被杀或失踪，28人受伤。而克劳福德和远征军的军医以及其他一些美国人被擒，毫无疑问也帮助了这些逃出密林的美国人逃脱魔掌。许多印第安人撤回到了他们控制的其中一个镇子，开始拿这些战俘取乐了。
一开始，克劳福德和约翰·奈特（John Knight）医生被剥光衣物，然后被抹成黑色，在左右两列由男女老幼组成的夹击队形中跑过去，两边的人用大棒、棍子和拳头伺候他们。第二天，他们再次被涂成黑色，手被绑到身后。而克劳福德被领到一个四周都是烧得发红的煤块的桩子前，他被逼着在滚烫的煤块上行走，而折磨他的人要么近距离地向他的身体射击，要么用点着火的木棍戳他。在足足折腾了两个小时之后，克劳福德央求站在旁看好戏的一位叛变的美国人西蒙·基尔第（Simon Girty）给他一枪，求个痛快，基尔第则回答他：“你没看到我没枪吗？”
最终克劳福德被割了头皮，当血液从他头顶的伤口处涌出后，他轰然倒在仍旧燃烧不息的煤块上。同时，印第安妇女们也一铲铲地往他身上堆煤块。奈特被迫看着他的朋友被折磨致死，而且当克劳福德被割头皮之后，这些印第安人“把他的头皮摔到医生的脸上说：‘这是你们伟大头领的头皮，明天我们接着伺候你。’”
奈特在另外一个村子被折磨致死。有一个印第安人被指派去押着他。就在他们去行刑地点的路上，这个野蛮人想生个火，于是解了奈特的绑，命令他去捡木头。奈特找到一块趁手的木头，给了那个印第安人当头一棒，当场把他撂倒，还缴了他的枪。当印第安人逃走以后，奈特也穿过丛林逃跑，走了20天才回到了皮特要塞，告诉了人们他的可怕遭遇。只有被特拉华人抓住的战俘才遭到了酷刑，“那些人说他们不要对白人表现任何的仁慈，”一位远征军成员写信告诉他的朋友说，“其实他们对自己的朋友和亲属，那些虔诚的摩拉维亚派印第安人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仁慈。”
克劳福德败北所带来的后果是，它激起了俄亥俄河上游沿岸地区[4]印第安人袭击事件的大爆发。这些喜怒无常的印第安人，打败了就垂头丧气，而胜利了又变得兴高采烈。在匹兹堡郊外30英里左右的汉纳斯顿（Hannastown）就遭遇了印第安人的奇袭和火攻，有20个定居者没有来得及逃到要塞里面，就被杀的杀、被掳的掳。在整个前线地区，要求为克劳福德的兵败和蒙受酷刑以及汉纳斯顿和其他偏远定居点的袭击事件而复仇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定居者宣称，如果埃尔文将军带着他们干，他们就能招募和装备起一支六七百人的民兵武装，远征讨伐桑达斯基河的印第安村庄。政治机器的再次高速地旋转起来，他们一共募集到了1000人，其中还有100名正规军的加入，使其实力大振，他们的目标是扫荡桑达斯基河流域，并且和克拉克会师共同打击肖尼人。
约瑟夫·布兰特正在准备攻打西弗吉尼亚的惠灵[5]（Wheeling）及其以南的定居点。西蒙·基尔第和威廉·卡德维尔（William Caldwell）上尉——一个胆子很大、进取心很强的亲英派军官，也前往支援。布兰特指挥的联军包括1100多名印第安人，这也许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集结起来的最为庞大的一支印第安军队了。但是当他们开拔之后，却传来了克拉克远征讨伐肖尼人村庄的消息，而且他们求布兰特折返协防。大多数士兵是想折返的，但他们的头儿们却下定决心，不放弃这次出征，非要到肯塔基地区去捞一把。因此300名怀安多特人和一些亲英派武装的游骑兵在1782年8月15日渡过了俄亥俄河，并包围了莱克星顿以北5英里处的布莱恩驿（Bryan's Station）。布莱恩驿是个小要塞，有200码长，40码宽。其中有40间小木屋，住着90名男人、女人和小孩。每个角上有一个两层楼高的碉堡，而包围整个要塞的栅栏墙有12英尺高（约为两人高）。要塞的居民们很早就得到消息说印第安人将要来犯。要塞的唯一水源是在要塞山脚下的一处泉水，靠近印第安人驻扎隐藏的地方。要塞的守军决定派妇女拿着水桶下山打水来做饭和浣洗，假装他们并不疑心敌对的印第安人就在附近。这真是一幕荒诞剧。一小队妇女和年轻的女孩，有说有笑，成群结队地来到山下泉边，用水桶打满水。而怀安多特人则认为妇女们来打水这件事清楚地证明了要塞里并没有人疑心他们的存在，因此他们就让这些妇女完成了她们的使命，没有找她们的麻烦。
当妇女们回去之后，印第安人马上派出一小队人马企图引诱定居者离开要塞。守军假装上钩。一小队人杀将出来追击印第安人，但他们却小心地尽可能地紧挨着要塞，从而可以快速地逃回去。基尔第和他的印第安战士确信他们的诡计已经奏效，就从树林里面冲出来，在另外一边攻打要塞，但是他们却迎面遭到了猛烈的炮火，只得狼狈退去。基尔第只得对要塞进行间歇性的火力威慑，并要求要塞的人投降，还保证会保护里面的人不会遭到印第安人的毒手。而年轻的亚伦·雷诺兹（Aaron Reynolds）大声驳斥基尔第，说他是一个出了名的恶棍和狗奴才，任何一个诚实正直的人都会看不起他。如果他和那些狗杂种手下们胆敢踏进要塞一步，他们会用鞭子抽而不是用枪把这些畜生赶走。雷诺兹还说，如果基尔第敢在此多逗留一天，那么援兵就会把他肮脏的皮囊给钉到树上去。听了雷诺兹的这番奚落，印第安人火冒三丈大吼了起来。子弹雨点般地砸到栅栏墙上，而且因为过于密集还把栅栏墙给引燃了。但第二天，基尔第在确信攻坚战无果之后，摧毁了田里的庄稼，杀死了牛羊猪猡，顺走了马匹，撤兵而去。
基尔第慢慢撤回利金河边的蓝盐地（Blue Licks），等候追兵。而就当基尔第撤离布莱恩驿的时候，从莱克星顿、哈罗兹堡以及伯恩斯伯勒的志愿兵，以及林肯县的135名民兵以及由丹尼尔·伯恩带领的法耶特县（Fayette County）的一个分遣队都来支援了。他们决定立即追击基尔第部，并挑选了180名骑马的步枪手出发去追赶印第安人。在下蓝盐地地区[6]，他们看到一些印第安人在不到1英里的一条岩石路上行进。一些步枪手，包括伯恩在内，怀疑这是一个陷阱，要求所部静候对方主力的出现。其他人则急于想进攻。一个脑子发热的肯塔基人休·麦克加里（Hugh McGary）少校停止了辩论，他狠狠地给自己的座驾一记马刺，朗声说道：“等待就是懦弱！不是懦夫的就跟我走，让印第安人看看我们都是有种的。”于是，在麦克加里的率领下，这队人马穿过了一条小溪，并布成了一条攻击线，伯恩指挥左翼，而麦克加里坐镇中央。他们策马来到距离怀安多特人和亲英分子守候他们的地方大约60码的地方，他们翻身下马，开始射击。伯恩在左翼打得印第安人节节后退，但阵型右翼的美国人却因为遭到包夹而溃败，而麦克加里也发现他的右侧和后方遭到攻击。他的手下纷纷撤到伯恩的右侧，接着美国人的整个阵型都崩溃了，人们纷纷逃奔至渡口。“能重新上马的人算是走运了，”一位军官这样写道，“而上不了马的人，连一点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在溪边，有的人被一小队印第安人纠缠住，许多人在试图渡过溪水的时候被砍死了。剩下的人马，一渡过河就继续撤退直至遇到增援部队。此时，印第安人也鸣金收兵，这次行动戛然而止。
蓝盐地之战是肯塔基人在英属印第安人手中败得最惨的一次。70人阵亡——超过了部队集合出发时人数的1/3，还有20人被俘或者受重伤。当增援部队抵达蓝盐地渡口时，他们发现一些美国人被绑在树上，“被人用刀和矛砍死了”。安德鲁·斯蒂勒（Andrew Steele）是增援部队的成员，他在给弗吉尼亚州长本杰明·哈里森的信中写道：
凡7年征战不休，胜负交替，还未曾见此等令人惊恐、性命攸关，且有害于肯塔基民众福祉之事……两县[7]民众观此世所未见暴行之惨状，其情之悲切，余语塞而不知何以表之……我肯塔基之勇士，四十有七，遭彼人（印第安人）空前之横虐，成旷世残杀之冤魂后又见弃于野……如今敌我之间，战和皆可、守得平衡，但遭如此一击则恐摇摇欲坠，一发而不可收拾也……
几周后斯蒂勒又给哈里森写了一封信，描述了前线的现状。
蛮族敌人对我外围之据点频繁入侵，横加劫掠。我兵力疲散，久战之军亦遭败绩，但见寡妇泣、孤儿号，其声洞洞，缠磨于耳……自1778年，有一股三百余蛮匪糜烂我境始，余每岁均乞告阁下边患之不堪，又，1976年迄今，计八百又六十名可战之士被戗，遭此空前之横虐，成旷世残杀之冤魂[8]（斯蒂勒看来很喜欢这个说法）。
如果哈里森能对前线定居者表现出一点关心的话，人们也许会给这位“豪门贫儿[9]”这样的头衔，比如“我们生命、法律和宗教自由伟大的守护神和保护人”，“历史年鉴将会把你的名字收录在最勇敢的爱国者和最睿智的政治家名录之中和每个肯塔基人都会对他打心眼儿里感激得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之列……”
整个肯塔基前线一度让人看来是准备放弃的了。克拉克被人诟病说没有保护好肯塔基地区，但他回应说像蓝盐地那样的悲剧是因为指挥官“百分之一千该受到谴责”的行为造成的——他们在增援部队还没有抵达的时候就贸然发起了攻击。
蓝盐地之战的效应，就像类似的挫败所造成的影响一样，刺激了前线将士，让他们想要重头再来一次。埃尔文将军麾下汇聚了1200名民兵和正规军的雄武之师，准备讨伐印第安人盘踞的桑达斯基河地区。“我此次去印第安人的地盘，不是去观光游览的，”埃尔文在写给哈里森的信中写道，“我的部队主要是志愿民兵，除了这些自带干粮和装备的之外，我也把能带上的大陆军人马都带上了。如果我们如愿将肖尼人、特拉华人和怀安多特人的镇子化为一片火海，那么我们这一带和印第安人的战争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克拉克率领了一支人数相当的部队从肯塔基出发，准备攻打以奇利科西为中心的肖尼人的村子。另外，还有约1000人被派往攻打基尼斯附近的印第安人的镇子，这些地方3年前曾被苏利文的远征军夷平。
1782年11月初，就在埃尔文的部队准备出发前几周，克拉克已经率领了一支1050名骑兵的部队，从利金河河口[10]出发攻打肖尼人控制的地区。克拉克在6天行军中，一如既往一丝不苟地执行计划。而肖尼人得到了情报并成功逃脱，仅有10人阵亡，10人被俘。奇利科西和其他几个镇子都被付之一炬，1万蒲式耳的玉米被毁。因为无法和印第安人正面会战，克拉克不情不愿地撤回利金河河口，但他确信已经让印第安人处于下风，并且前线的定居点也将在未来数月没有印第安人来袭的后顾之忧。印第安人过冬的口粮算是灰飞烟灭了，但更重要的是，蓝盐地之战给美国人带来的阴影也一笔勾销，而且美国人也再一次提醒了印第安人：他们有复仇的本事。按丹尼尔·伯恩的话来说：“印第安人的精气神被打趴下了，他们部落间的联系被消解了，他们的部队被打散了，要是想再发动一次入侵，他们的实力也完全不够了。”
一个英国军官在写给一个叫亚伯拉罕·德·佩斯特（Abraham de Peyster）的亲英派武装军官的信中，也描述了类似的境况：“我多么想把印第安人再组织起来，但我发现我再也找不到足够的人来对抗美国人了。来此讨论重组事宜的印第安首领们，让我告知你他们的位置，请求你通过一个保密的渠道和他们的同胞，在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取得联系。如果不能立即给予帮助，他们就会被赶出家园，他们的敌人对他们而言实在太过强大了。”
就当埃尔文将要开始他更为漫长的对桑达斯基河印第安镇子的攻击时，华盛顿那边传来消息说，英国人已经向他保证，在和约签订期间将停止一切敌对活动，而且他们也命令印第安人不得开展任何袭击活动。但在西北领地，恐惧心理让流言像插了翅膀一样快速地传播，谣传克拉克将像对付肖尼人一样，攻击别的敌对印第安部落，这让那些和英国结盟的部落陷入了持续的骚动之中。英国人试图要限制他们的袭击活动，也让印第安人变得焦躁不安、魂不守舍，而且底特律和尼亚加拉的英国当局通常会赠予他们的补给也直线下降。克拉克主张全面进攻印第安人盘踞的沃巴什河源头地区，以及正在巩固工事的尼尔逊要塞和文森斯，目的是要正告印第安人：“首先他们不如我们白人，其次英国人对我们弱点的臆测是错误的，还有只要我们乐意，随时随地就可以深入到你们的腹地……”1783年4月中，消息传到交战前线，说在巴黎已经草签了和平条约[11]。在条约最终版本的条款中注明，西北领地被英国割让给了美国。本杰明·哈里森州长在7月写信告诉克拉克，说他的出征已经没有必要了。“在信末题款之前，”哈里森在信的结尾处写道，“鄙人以及议员同仁们无法抑制吾等最为强烈的向您表达感谢之意愿。您为国屡屡征战，居功至伟。从彼英国劲敌之手，拼死夺此广袤膏腴之地，又退其蛮族同盟之犯，且于其腹地连战连捷……”
发生在西部战区的战争，有时也叫作边境战争，有时被人们看作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脚注，或者是一种补充，这种说法确实不为过。这里的战争，实际上是另外一场印第安人在英国人的协助、煽动和撺掇下，发生在印第安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早在独立战争之前的殖民地时代的数次“印第安战争”中就开始了，而且在东部的战事结束之后（东部战事基本上在约克镇战役之后就结束了）还在继续，甚至到了1783年《巴黎条约》签订，标志着美国革命正式结束为止都还在进行。
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革命最灾难性的后果也许就埋藏在西部定居者和与之对立的印第安人之间长久的、彼此怨恨的关系。这种对立，往最好的地方说，也是一种难以处理且危机四伏的关系。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英国人从起初零星地到后来全面地鼓动印第安人对从纽约上州到佐治亚的整条边境线发动袭击。大多数袭击活动只有粗略的军事目的。渐渐地，越来越多的袭击是惩罚性的，他们教训的是居住在远离任何有军队驻扎或者军队可以驰援地区的美国人，只是因为这些美国人被认为有可能忤逆其母国。西部战区的独立战争主要就是一场印第安战争，如果没有这些印第安盟军，英国人在西部战区的活动就会大为受限，只会有一些英国正规军和亲英分子的远征军，而且后者也主要来自纽约的莫霍克峡谷地区。正因为印第安人的参战，整个前线在一场残酷又野蛮的全面战争下变得满目疮痍。的确，在袭击和反击来回的边境战中，前线定居者饱受创伤，伤亡数字比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在所有主要会战中的伤亡人数还要多。一位定居者在一片荒野之中费力修整出一片小小的土地，盖起一间小木屋和一些简陋的棚子，围起一块蔬菜地，花了不少的心血和开销养了一匹马和其他一些家畜家禽，但是，他们却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房子被付之一炬，豢养的动物惨遭屠戮，自然渐渐就会对英国人和跟着他们的印第安人产生恨意。还有，如果他看到自己的亲友被印第安人割了头皮之后暗猩红色的头颅，那么只要还有一口气，他胸中想要复仇的欲望就会燃烧不息。从某种程度上，美国人不仅仅是面临挫败，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时才被印第安人激起了战斗的欲望，而且因为印第安人，在实际作战中就是英国人的雇佣军，只是他们野蛮地掀起全面战争的方式和黑森人[12]（Hessians）有所不同。英国人付钱给印第安人，源源不断地奉上各种大礼，就是让他们去屠杀美国人，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这样的。
英国人在美国革命期间所遵循的各项政策中，买印第安人之凶来杀美国人是最难辞其咎的。正如我们之前提出过的，在苏利文将军摧毁易洛魁联盟家园这件事中，英国人对美国人血腥无情，而对印第安人也是残忍而充满利用性质的。当英国人撤离之后，他们留给印第安人的只是永远也尝不尽的苦果。自美国革命之后，在前线定居点生活的美国人开始不断向西迁徙，在他们眼中，印第安人是仇敌，是残忍、欺骗和蛇蝎心肠的代名词。他们认为既然敌人狡猾又野蛮，那么自然就需要“自卫”与之对抗，于是就拿恐怖对付恐怖，一命来抵一命，你割我头皮我就割你的，定居者和野蛮之间陷入了一种暴力漩涡。起先，人们还区分“好”印第安人和“坏”印第安人，或者“敌对的”印第安人和“友好的”印第安人。但这种区分都很笼统，而且常常叫人看不出来。而这些区分对待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有些部落之间传统的仇恨开始愈演愈烈，彼此征战的部落之间怀着一种从前很少见的凶狠劲儿。他们从白人那里学会了实施彻底消灭的战术。
正如克拉克曾指出的，英国人政策的讽刺之处在于，大多数殖民地前线的人对于美国革命的“事业”几乎没有认同。他们之所以搬到前线地区是因为他们希望“自由”和“脱离”任何政府，不管它是英国人的还是美国人的。波士顿那些腰缠万贯的律师，或者纽约富得流油的那些所谓热爱美国的商人或地主，在前线的定居者眼中就和诺斯勋爵[13]（Lord North）以及他傲慢无礼的使者一样，都是和他们气味不相同的异路人。从一开始，前线定居者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他们希望就像佛蒙特和肯塔基[14]或者在瓦陶佳和新生的富兰克林州[15]那样，建立起独立的州。并且，很多情况下，只要谁赋予他们渴望独立的权力，他们就会支持谁。例如，一群在殖民地西部的定居者在1782年于惠灵聚会一堂，计划在玛斯金格姆流域[16]搞一片土地，成立一个新的殖民地并接受英国人的管辖。如果英国人此后能约束一下印第安人的行为，并且鼓励这些已经成燎原之势的分离主义倾向的星星之火，那么比起他们煽动边境袭击的成就来说，英国人这么做一定能给这个号称“合众国”的政权带来更多麻烦。但他们的战略好像就是准备把前线定居者推入美国大陆议会或者某些州并不温暖的怀抱中，而事实确实是这样。在满脸厌倦的大陆议会代表们眼中，让前线定居者吵吵嚷嚷的流血事件感觉如此遥远，就像发生在月亮上一样。基本上大陆议会对前线所知甚少，而且也没什么同情心。他们把定居者这个群体看作是社会底层个体的抱团，反抗统治权威，而且他们的习惯和举止并不比那些“野蛮人”好多少——这些人没有能力和他们的印第安邻居处好关系，而且他们不断去侵占印第安人的狩猎地才给已经要处理很多问题的大陆议会带来了没完没了的问题。
霍华德·斯维哥特（Howard Swiggett）是研究印第安人及其亲英分子盟军的战争的学者，因此，他也描写了英国人是如何利用印第安人的：
最讽刺的是，印第安人在打仗中是最不堪用的，而且英国的高级指挥官也早就避之唯恐不及。他们的战斗素质，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比最没用的民兵还要差……养活他们的难题也很棘手。饥寒交迫的印第安人涌入了从奥斯维戈以西到底特律的西北领地的据点之中，过去威廉·约翰爵士在13个月里面在他们身上花了1.7万英镑，而现在才几个月就花了这个数字的5倍之多，而且都打了水漂。他们让英国军队蒙羞，让战争的运作陷入茫然。
斯维哥特显然是言过其实了。虽然说英国人利用印第安人作战是他们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之一，但是印第安人，只要有足够的条件，其实是令人畏惧的战士。只是，问题在于他们无法被控制和约束，而且他们被派去和正规军作战时，战斗表现很不稳定。如果美国独立战争是通过消耗战的方式来决出胜负（英国人也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可能性），那么使用印第安人也许是不道德的，但却是一个很高明的计策（我们所说的“不道德”不仅是因为英国人对印第安人的无情剥削，也是因为印第安人在前线定居点造成的令人恐怖的破坏和人们的痛苦）。沙斯蒂吕克斯侯爵[17]（Marquis de Chastellux）在1783年曾写道：“雇佣印第安人的政策，……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可，其产生的后果直接地妨碍了大英帝国的利益。这将会让受入侵的所有殖民地的居民团结如一人，来对抗印第安人和他们的盟军，而且会造成无法消解的仇恨和复仇的血腥事件，让人噤若寒蝉。”
尽管英国人压榨印第安人以及印第安人和定居者之间的对立，最早可以追溯到殖民地初创时期，但还有像罗杰·威廉姆斯[18]，威廉·佩恩[19]和约翰·艾略特[20]这样的定居者领袖，虔心努力要保护印第安人的权利并保持和他们的和平关系。而且即便经历了多次印第安战争和互相屠杀，印第安人大致上还能保持他们部落的完整性。从白人开始入侵以来，当他们被迫离开世代繁衍的地方，他们会在战斗中很好地注意保存实力，并坚决地进行后方掩护作战，然后撤退到哪怕只有片刻安全的地方。还有些像斯托克布里奇印第安人，他们已经“归化”了，就在白人生活的地方附近互不干扰地定居了下来。因此，到了1775年，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印第安问题会有“办法”来解决。那就是，殖民者和印第安人，尽管彼此之间存在文化的鸿沟，但他们可以学着在这个土地广袤的国度共同生存下去。但美国革命改变了所有这一切。无情的争斗所留下的伤口，永远不会愈合。从美国革命开始直到19世纪末，对于前线的定居来说，只有一种“好”印第安人，那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
如果说争取独立的战争终止于《巴黎条约》，那么美国人和那些与大英帝国同盟的不同印第安部落之间的战争则将延续下去。
注释：
[1]又称摩拉维亚兄弟会，起源于今捷克摩拉瓦河流域，宗教改革后产生的较早的新教流派之一。
[2]匹兹堡前身。
[3]越战中臭名昭著的美军屠杀平民事件，发生于1968年3月16日在越南中部的广义省美莱村，死亡人数从150人到900人不等，众说纷纭。
[4]今宾州匹兹堡以西，与俄亥俄州的边界处。
[5]位于今西弗吉尼亚州和俄亥俄州交界处，俄亥俄河的东岸。
[6]沿利金河而下分别有上蓝盐地和下蓝盐地地区，后者因为之后的战争改建为州立公园。
[7]指的是当时的林肯县和法耶特县。
[8]斯蒂勒在信中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上一封信的这句话。
[9]本杰明·哈里森州长贵为家中长子，在父亲骤然逝世之后，因其父亲反对长子继承制而只分得部分家产。
[10]利金河注入俄亥俄河处。
[11]为英美双方签署的1783年《巴黎条约》。
[12]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臭名昭著的雇佣军。
[13]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方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担任英国首相。
[14]佛蒙特和肯塔基是美国原先的13州中分出的两个新的州，分别来自纽约州和弗吉尼亚州。
[15]存在于1784—1788年，位于今田纳西州东北部，该地原属北卡罗来纳州，被用作偿还其在独立战争期间所欠美国大陆议会债务，后又收回。
[16]位于今俄亥俄州东南和西弗吉尼亚州西部。
[17]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远征军的将领。
[18]17世纪从英国来到北美洲的新教神学家，主动学习北美土著语言，主张与印第安人公平贸易，并且是最早的废奴主义者之一。
[19]17—18世纪英国地产商、殖民者，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开创者，费城的设计规划者。
[20]17世纪的英国清教传教士，主要在印第安人中间传教，上文提到他将《圣经》翻译成印第安人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