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摘掉您的假发！[1]
——切斯特顿
如今我快要死了，但还有很多话不吐不快。原本我内心很平静。沉默且淡定。但是那些往事骤然浮现出来。这都得怪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原本我很平静，但现在却不复如此。有一些事情需要澄清。因此，我用一侧手肘支撑起自己，抬起我那如今微微颤抖着的高贵头颅，然后在记忆的角落里，搜集那些能为我辩护的事实。而那些事实，仅仅在今天这样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就能为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加之于我的骂名翻案。我那所谓的声名狼藉！人活着就必须承担责任。我一辈子都是这么说的。个体要承担对其行为、话语，甚至缄默所负的道德义务。没错，他的缄默，因为缄默最终也将飞升至苍穹，让上帝听到，也唯有上帝能够理解它并对它做出审判。所以，对沉默不语也请您多加留意。我对一切都负起责任。我的缄默是洁白无瑕的。这一点要说清楚。不过最重要的是要让上帝明白。其他人无所谓。而上帝则不是。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有时候，我这样支着手肘侧躺着，自己都使自己感到惊奇。我信口胡说，做着梦，并力图使自己内心平和。然而在某些时候我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忘掉了。我叫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是智利人。而我的祖先，从父辈一支而言，是巴斯克地区的原住民——那个地区被叫做las Vascongadas，或是el País Vasco，或是Euskadi，正如现在人们所称呼的那样[2]。而从我母亲那边的血统而言，我来自于法兰西的肥美大地，来自于一个在西班牙语里意为“大地上的男人”或者“步行的男人”的村庄——您知道，在我生命的最后这几个小时里，我的法语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然而我还是有力气来回忆，用来回应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对我的愤愤不平，他突然抵达我的家门，毫无来由地侮辱了我。这一点要说清楚。我并不想要对抗，我从不曾寻求过它，我寻求的是内心的平静，是对行为、言语以及缄默所负的责任。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我一直以来都是个理性的人。十三岁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唤，想要进神学院。我的父亲对此表示反对。当时他并没有表现得过分决绝，然而他是持反对态度的。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我们家的各个房间之间快速走动的影子，就好像是一头黄鼠狼或者一条鳗鱼的影子似的。我还记得，虽然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真切地记住了当时自己在黑暗中露出的那抹微笑，当年还是个男孩子的我所发出的微笑。我还能回忆起当时有张挂毯，那是用来表现狩猎场景的墙饰。还有一个金属盘子，放在晚饭的餐桌上，伴随着其他一切在这种场合下所需的餐具。此外还有我的微笑，以及我身体的战栗。一年以后，在我十四岁那年，我进了神学院。许久之后，在我离开神学院的时候，我的母亲吻着我的手，叫我“父亲”[3]，或者说，我当时误以为她叫我“父亲”。面对着我的惊奇和抗议的话语（请不要叫我“父亲”，妈妈，我是您的儿子，我对她说。有可能当时我说的不是“您的儿子”，而是“儿子”），她开始哭泣。然后当时我想到，又或许我只是现在才这么想，生活就是一连串模棱两可的双关语，它们将我们引向最后的真相，那唯一的真相。大约就是在那前后，就是说，在我被任命为神父的前几天，或者是在我许下圣誓的几天后，我认识了费尔韦尔[4]，那位著名的费尔韦尔先生。我不记得具体是在什么地方了，很可能是在他家中，我去过他家拜访；虽然也有可能是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造访他在日报社的办公室的那一天；又或者是在我加入的那个俱乐部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他。那是一个阴郁的下午，正如圣地亚哥城其他很多个4月的午后那样，但在见到他的那一刻，在我灵魂深处，鸟儿在欢唱，新芽在绽放，正如古典文学作品所描述的那样。费尔韦尔就在那里，身材高挑，有一米八，但是当时在我看来他几乎有两米高。他穿着用上好的英国呢做成的灰色西服三件套，手工皮鞋，系着丝绸领带，一件我梦寐以求的洁白无瑕的白衬衣，金色的袖扣，还有一枚别针——在那上面我辨识出一些我不想去解释的信号，它的含义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失口说出。
费尔韦尔让我坐在他身边，离他非常近。可能在这之前他还带我去了他的藏书室，又或者是俱乐部里的藏书室。当我们浏览着书脊上书本和作者的名字的时候，他开始干咳。也许他在咳嗽的时候曾用余光观察过我，但是我并不能保证这一点，因为当时我一直不曾把目光从那些书上移开。接下来他说了一些话，我没听明白，而且现在我也想不起来他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了。随后我们又坐了下来，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我坐在一把凳子上，然后开始讨论刚刚看到的那些书，它们的书脊被我那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健康丰润的手指，还有费尔韦尔那符合他这位如此高大的老人身份的、已经有点变形了的粗大的手指抚摸过。我们谈论着那些书和它们的作者，费尔韦尔的嗓音就好像一只飞越过河流、山川、谷地和峡道的巨大鸷鸟，总是伴随着最确切的表述；而他的语言就像是一只手套，总是紧紧围绕着他的思想。接下来，我带着雏鸟般的天真，对他说我想要成为一名文学评论家，想要继续他所开辟的道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想要阅读，随后用优美的散文语句大声抒发自己的阅读心得这一愿望更加令人感到满足。啊，当费尔韦尔听到我说出这一切的时候，他微笑了，把手（他的这只手是如此沉重，就仿佛戴上了钢铁制成的臂铠一般，甚至比那还要更加沉重）放到了我的肩膀上，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这条道路并不轻松。在这个野蛮人的国度里，他说，这条道路并非是开满了玫瑰花的。在这个庄园主所掌控的国家里，他说，文学是异数，人们对懂得阅读缺乏赞美。由于当时我出于羞怯什么都没有回答，他把脸凑到我面前，问我是否有什么话使我感到不舒服或是冒犯了我。难道您或您的父亲是庄园主吗？不，我回答说。不过我本人倒的确是一位庄园主，费尔韦尔说，我在奇廉[43]附近有个庄园，庄子里有个小葡萄园，产的酒还不错。随后他邀请我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造访他的庄园，它的名字和于斯曼[44]的一本书的法语名字一样，但是我现在忘了是哪本了，可能是《逆天》，或是《在那里》，甚至可能名为《献身修道院的俗人》。[5]我的记忆可不比以前了，我想那个庄园应该是叫做“在那里”吧，庄子里产的葡萄酒也叫这个名字。在对我发出邀请之后，费尔韦尔就陷入了沉默，虽然他那双蓝色的眼睛还是紧紧地盯着我的双眼。我也开始沉默，由于无法承受费尔韦尔探究性的目光，我恭谦地垂下了眼帘，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一样，并开始对那个庄园展开想象：在那里，文学真真切切是一条开满了玫瑰花的小路；在那里，对懂得阅读不会缺乏赞美；在那里，志趣凌驾于实际的需求和责任之上。然后我抬起视线，我那双神学院学生的眼睛和费尔韦尔猎鹰般的双眼相遇，我连着回答了好几次，说我会去的，并表示能在智利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的庄园里度过一个周末将会令人倍感荣幸。但是当这一约定的日期来临的时候，我的心中却充满了混乱和踌躇。我不知道应该穿什么，是便服还是教士袍。因为如果决定穿便服，我不知道该挑哪件更为合适，但是如果选择穿教士袍，我又开始担心到了那里人们将会以何种方式来接待我。我也不知道该带什么书上火车，用来在往返的旅途中阅读，也许应该为去程准备一本《意大利史》，然后在回来的路上阅读费尔韦尔编写的《智利诗歌选集》，又或者把两本书的顺序换一换。我也不知道在“在那里”庄园我将会遇见哪些作家（因为费尔韦尔的庄园里总是会有应邀前来的作家），也许会是诗人乌里巴雷纳，他创作了杰出的有关宗教题材的十四行诗；也许会是蒙托亚·埃萨吉雷，他是创作短篇散文的优雅的文体家；也可能是巴尔多梅罗·利萨门迪·埃拉苏里斯，那位广获推崇、性格果断的史学家。他们三位都是费尔韦尔的朋友。但是事实上，费尔韦尔有那么多的朋友和敌人，所以我对这个问题进行猜测只能是白费力气。
终于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忐忑不安地从车站出发，同时准备好去迎接上帝出于智慧为我安排的任何逆境。我现在还记得一路上所望见的智利的原野，还有那些沿着铁轨放牧的、长着黑斑点（或者是白斑点，得看具体情况）的智利奶牛，这一切就如同是发生在今天一样（如果真的是在今天就好了）！有时候，火车的隆隆声使我昏昏欲睡，我闭上眼睛，就像现在这样，然后再猛地睁开，啊，风景就在那里，它丰富、多变，时而振奋人心，时而又让人感到忧郁。火车到了奇廉之后，我叫了辆出租车，它把我载到一个叫做凯尔肯的村庄。在凯尔肯村中一个类似主广场（我可不敢把它叫做武器广场[6]）的地方，那里一丝人影也看不到。我付钱给司机，把行李拿下车，看了下周围的整体环境。然后当我再次回头，想要向司机询问点什么，甚至想要重新上车，开始先去奇廉，然后再返回圣地亚哥城的仓促的回程的时候，出租车却已经出人意料地开走了。这种看上去有些不祥的孤寂仿佛唤醒了那位出租车司机心中深远的恐惧。我也一度感到害怕。在这种无依无靠的情景下，带着我那只神学院学生用的行李箱，手中握着那本费尔韦尔的《选集》，我的形象看上去一定显得有点悲伤。从一片树丛后面飞出一群小鸟。它们似乎在叫着这个被遗忘的村庄的名字，凯尔肯，但又好像是在叫着“谁？谁？谁？”[7]。
形势所迫，我念诵了一段祷告词，然后走向一条木头长凳，为了使自己的形象看起来和当时的身份，或者是和当年的我所自诩的身份更为吻合。当那些黑色的、身长约二十五公分的鸟儿不停地叫着“谁？谁？谁？”的时候，我喃喃自语着，圣母玛利亚，请不要遗弃你的奴仆；当其他那些棕色的（更确切地说是栗色的），胸部白色，身长约为十公分的小鸟儿，以更小一点的声音不停地叫着“谁？谁？谁？”的时候，我轻声祈求着，圣母露德，请不要遗弃你可怜的教士；当一群品红色的、黑色的、紫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小鸟们，叽叽喳喳地叫着“谁？谁？谁？”的时候，我低声诉说着，悲伤女神，光明女神和诗歌女神啊，请不要把你们的奴仆丢弃在露天野外。突然间，刮起了一阵冷风，都快要冻到人骨头里去了。就在此时，在一条泥路的尽头，我看到一辆貌似敞篷车或是轻便马车又或者是四轮马车的东西，由两匹马拉着，一匹浅黄色，另一匹花色，正朝着我所在之处行进。这辆马车，以一种毁灭性（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定义它）的姿态，出现在地平线上，就仿佛它是为了寻找什么人并把他带到地狱里去一般。当马车离我只有几米远的地方时，马车夫，一个在这么冷的天气下只穿了一件衬衫和一件无袖短外套的农夫，问我是不是乌鲁蒂亚·拉克鲁瓦先生，尽管他把我的父姓和母姓的音都发错了。我回答说是，我就是他在找的人。于是他下了车，没再多说一个字，把我的行李放到了马车后部，然后请我坐在他边上。被那阵从安第斯山脉刮来的寒风冻僵了的我，出于谨慎，问他是否来自费尔韦尔先生的庄园。我不是从那里来的，农夫回答道。您不是从“在那里”庄园来的吗？我问他的时候牙齿冻得直打哆嗦。我是从那里来的，但是我不认识你所说的那位先生，那位好人这样回答我说。然后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很显然，费尔韦尔是我们那位评论家的笔名。我试图回想起他的真实姓名。我知道他的父姓是冈萨雷斯，但不记得他的母姓了。在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纠结是否要告诉马车夫我是冈萨雷斯先生请来的客人，这样就不需要再多做解释了，又或许还是什么都不说为妙。最后我选择了沉默。我靠在座位上，闭上了双眼。农夫问我是否觉得不舒服。我听到他在问我话，他的声音不会比随即刮起来的那阵风的声音更响，而正是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费尔韦尔的母姓：拉马尔卡。我是冈萨雷斯·拉马尔卡先生邀请的客人，我开口说道，如释重负。主人在等着您呢，农夫回答。当我们把凯尔肯村以及它的鸟群抛在远处的时候，我感到这是种胜利。在“在那里”庄园，费尔韦尔和另外一个我以前没听说过的年轻诗人一起在等着我。他们两位当时都在起居室里——虽然事实上把那个房间称为起居室是一种亵渎，应该说那是一个藏书室兼猎物展示厅，有很多带隔板的架子，里面放满了百科全书、词典、费尔韦尔去欧洲和北非旅行时买回来的纪念品，除此之外，还有一打以上的动物脑袋标本，其中有一对美洲狮的标本，那是当年费尔韦尔的父亲亲自猎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