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鲁乌斯科河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飞越大西洋的航班上开始流行一种新的折磨人的方式，对于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无情的酷刑了：电子屏上显现出世界某一大块区域的地图，一架白色的小飞机就在这上面缓缓挪动，每60秒前进1毫米。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过去了，小飞机还在这同一块蓝色的平面图上滑行，已经远离了那两条大陆海岸线。最好的办法，大概就是在飞机上打个盹，或是读点儿什么东西，然后等到世界地图又有两厘米被征服时，再抬眼看一下屏幕。可是像我们这样缺乏耐心的人就不得不一路紧盯着那架小飞机，仿佛只要给它施以足够强度的念想，就能让它再往前挪一点点。
在这里，路线是指定的，不能再划出其他的替代线路，也不能走回头路，没有比这更有悖于地图精神的发明了。地图是空间的抽象化；给地图强加一个时间维度，不管是以计时器还是以一架微缩版飞机的形式，都违背了地图的初衷。地图在本质上是静止不动的，处于时间之外的；正因为此，地图是不会给研究它的人的想象力施以任何强制的。恰恰相反，一张地图在我们面前平铺而开的空间——沉默、静穆的抽象地域——会刺激我们的想象。只有在一个静态的、无时间的平面上，思维才可以自由驰骋。
已知的事实是，我们的抽象能力要超过想象构成事物的具体细节的能力。普通人是无法把握无限之物的形象的，不能像博闻强记的富内斯[14]那样，对一个有无穷细节的事物或者不断发生变化的事物完全了然于心。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绘制一张图表并非难事，更不用说凭记忆画出一幢房子的草图了。我们需要抽象的平面图，需要两个维度的好心帮助，以便尽情徜徉，设定或者擦除可能的走法，规划线路，推倒重来。一张地图就好比一个玩具，是世界的某一部分的相似物，按照适合于我们手和眼的尺度制作而成。地图，这个相对于处在永恒运动中的世界而言的不变的优越存在，是以想象的规模来制作的：1厘米=1公里。
翁多河
最近几年，墨西哥城的舆图馆被设在了国家气象局大楼内。人们或许会猜想，一个专门存放地图，或者至少说是给地图做分类、进行修复的地方，空间布局怎么说也该是比较规整的。事实并非如此。一旦步入馆内，就很难弄清楚自己的方位了。尽管地方很小，要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站在相对于出口的哪个位置，或是相对于某个既定中心的哪个位置，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走进从前用于修复工作的那个房间，那么刚才经过的那个摆放制图工具的过道就不知在哪里了；一旦置身于存放波菲利奥时代[15]地图的小室，就根本找不到北美地图室的方位了。
就在一条条狭长的过道中，悬挂着一幅幅地图，好似长时间潮湿的床单，隐没在数个世纪的阴影里，同时又得到官僚系统经年累月的庇护。要细看这些地图，得戴上口罩和外科医生的手套。助手——他们是历史专业或地理专业的学生，一心想着早早结束自己的社会实习期——会帮助访客将这些地图小心翼翼地取下来，然后在靠近入口处的某一张大桌上将地图摊开。需要四只手才能翻动这些巨大的纸张——页面上积压着岁月的重量。
灰尘能吸引灰尘。这一现象的科学解释肯定是有的，只是我不知道而已。舆图馆里累积了墨西哥谷地的所有尘埃，仿佛这里才是它们的最终归宿，是它们的自然属地。如果布罗茨基说得没错—“尘埃是时间的血肉之躯”，那么墨西哥城的舆图馆就是一台巨大的冰柜，让这座城市的时间得到贮存和修复。
舆图馆的一条条过道走到尽头，就是一间间按不同地区或历史时期存放地图的小室。波菲利奥时代（1876-1910）分部自然是这些小室中秩序最为井然、分类最为完善的——实证主义[16]总算还是给我们留下了点儿东西。就在这里，馆长向我展示了两部巨书，仿佛是格列佛在大人国里看到的——起码有1.5米长，1米宽，书中极为详细地记录了墨西哥——危地马拉边境线的轮廓。当馆长从两只沉甸甸的盒子里取出这两部书时，我表现出的惊异之情是和它们的巨大尺寸相对应的。这类书就存放在棺材一般的桃花心木盒子里，免于尘埃和光线的伤害。
然而，在简略浏览之后我便发现，这两部标明了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分界线的巨大卷本，不幸是单调乏味的：一页接一页的空白，只在中间有一条蓝带贯穿而过，这条蓝带有时代表苏恰特河，有时又成了乌苏马辛塔河，旁边有一些附注。这些难以读懂的附注，肯定相当于墨西哥边界委员会（没有比这更好的委员会名称了）的某一个成员沿着河岸走过的步数。这巨大的空白就是那根将两国分隔开的线条的证明，1882年的《边界条约》首次将这根线条落实在纸面上。
比线描图更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一卷书名页上墨西哥边界委员会众成员的照片。这些个人肖像看上去个个都像是波菲利奥·迪亚斯总统的某一个翻版，有的人鼻子更扁平一点，有的人显得更邋遢一点，但所有人都留着浓密的小胡子，神情严肃，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确定一个国家的边界。
只有一张相片能展现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制图学家所怀有的精神。图像中的八位墨西哥边界委员会成员，就好似《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17]中的那八个医生，拿着制图学中的解剖器具，团团围住一张大桌，俯身研究一面地图。这张大桌和舆图馆入口处对面摆放的那几张桌子差不了多少，也挺像那种供病理学家在尸体上动刀子时使用的长桌。照片仿佛是伦勃朗那幅画作的一张翻拍：授课的医生紧靠患者，手中的手术刀赋予他无上权威；患者已经死去，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只能听凭专家诊断的摆布；学徒们目光分散，看这看那，唯独不落在患者身上，他们似是在听讲——有人瞠目结舌，有人一脸沮丧，有人分心走神。凑在墨西哥地图周围的那帮边界委员会的制图学家便也如此；国家就如同一具平躺在桌上的尸体，等待着被诊断。
在本质上，解剖学家和制图学家做着一样的事情：在身体上稍带专横地划出疆界，而身体从本质上说是抗拒确定的边界、反对精确的定义和界定的——医生怎么能知道舌头在哪里结束、咽部实际上从何处开始呢？有两个委员会成员整个身子都趴在了桌上。其中的一个嘴角上挂着一丝笑，他成了一次伟大发现或者说专横决断的同谋：这边是墨西哥，那边是危地马拉，就这么定了。
我向馆长问起墨西哥城的规划图，他很抱歉地告诉我，这类图从来就没有过。传说中是一个叫阿隆索·加西亚·布拉沃的人直接在地面上划出了墨西哥城的轮廓。16世纪的墨西哥城地图是有的，当然有，但是没有哪一张地图为后来的历史中心四方城提供了规划先例。军阶卑微的西班牙士兵加西亚·布拉沃“在阿兹特克人的才干、经验和智慧的协助下”——正如纪念他的铭牌所称颂的那样，如今这块铭牌被埋没在拉梅塞区某个广场上流动摊贩撑起的帆布帐篷间——大约是在1522年的时候，在谷地的湿土上划了几道沟，成为新西班牙[18]伟大都城的第一位城市规划师。这并不奇怪。墨西哥城的所有居民都能凭直觉知道，如果墨西哥城真的有过什么规划，那或许只是某种替代性的说法；他们也知道，今天的城市规划师们所谓的“城市规划”，不过是关于未来的怀念而已。无论如何，墨西哥城就是它自己的地图。我们，就像博尔赫斯所描述的那个帝国的后人们一样，住在“一张无边地图的废墟”[19]里。
玛格达莱娜河（布埃纳维斯塔区）
在墨西哥城落地，总是给我造成一种倒过来的晕眩的感觉。随着飞机离跑道越来越近，乘客座椅开始微微震颤，此时不信神的人也开始画十字，空姐则在那失重的通道上进行她的最后一次巡查，在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把我往上推，仿佛我的身体重心挪到了别处，又仿佛我的身体和机场跑道是两个相同的磁极。我身上有某种东西在进行抵抗。
在飞机上，很少有人能意识到飞行这一物理现实的本身。在航空公司的飞机上，舷窗是小小的，在那些不能放倒的座椅上，瘫坐着肥胖的人、失眠的人、缺乏关爱的孩童、歇斯底里的女人，如此种种，都背离了飞行的本质，与我们远远看到的鸟儿的展翅翱翔完全不是一回事。在飞机上也很少有人会对环绕机身的壮阔风景保持关注：电影开始了，然后空姐就会要求靠窗的乘客拉下塑料遮光板。只有当我们敢于向空姐的独裁发出反抗，英勇地拉开遮光板的时候，才能看到窗外的世界，并且在一瞬间意识到自己在哪里。从上面往下看，世界是辽阔的，却又仿佛是伸手可及的，好似它自己的一张地图，它的一个更为轻盈、更易于把握的替身。
契科德洛斯雷梅迪奥斯河
书写墨西哥城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我原本不知道这一点，还一直以为，要写点关于墨西哥城的文字，就要模仿传统：以瓦尔特·本雅明的方式，成为一个熟识各条人行道的行家、对城市的花花草草了如指掌的植物学家、对老城区的建筑和环城高速上的奇葩广告能说出一二的业余考古学家。我曾试着像波德莱尔笔下的“小老太婆”那样走过科皮尔科，却发现关于10号干道一行字也写不出来。这是科皮尔科的错吗？有一回我曾听人说起，“科皮尔科”一词来源于纳瓦特尔语，意为“复制品之地”——在那块区域来回走过数趟之后，我终于可以很肯定地总结说，这块地方要能有点什么说头，那就是这个词了。这片丑得一塌糊涂的城区，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病恹恹的阑尾，它的图书馆里的书在这里以一页一毛钱的价格被大规模复制。或许，我写不出什么来，真的是科皮尔科的错呢。
然而，即使是老城区里书店林立的唐塞雷斯街，在我脑中唤起的也不过是中学时代的一点回忆，第一次读《奥拉》[20]，或是某次本能现实主义[21]的游荡。克维多[22]的这几句诗可以对我的失败给予解释说明，却不能提供安慰：
你在罗马寻找罗马。哦，朝圣途上的旅人！
正因为在罗马，你才找不到罗马。
阿梅卡河
墨西哥城像个什么呢？在我看来，意大利像一只靴子，智利像一根辣椒，甚至可以说曼哈顿像一根阴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把威尼斯的轮廓说成是一条鱼。
从一张比较详细的地图上看，威尼斯大概有点像一只古生代软体动物的骸骨。然而，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想象力得足够强大才行。帕斯捷尔纳克把威尼斯比作一块浸透了水的椒盐卷饼，这个类比也不贴切：
在我脚下，威尼斯游动在水中，
一块石头做的椒盐卷饼，泡在水里。
我翻阅《威尼斯地图集》，对这座岛屿的地图研究了好几个钟头，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威尼斯最像一只碎裂成数块的膝盖。
我知道，这种类比，就像所有的类比一样，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暗含了某种意图，这种意图仿佛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某些东西——一块领地，一张地图——是不能一眼看清的，有时候需要想象出一个类似物，就像一道斜打过来的光，照亮那飞速逃逸、难以捕捉的物体，让我们在一瞬间将它看清。威尼斯，威尼斯地图，一只膝盖：当这三个形象拥抱在一起时，能让人瞥见些许光亮。可是，墨西哥城的地图究竟像个什么呢？
拉科尔梅纳河
当西班牙军队沿着埃斯塔帕拉帕大道向特米斯提坦岛进发时，贝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23]所看到的，是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看到那条直通墨西哥的笔直通道，我们惊叹不已，还有那些水中的高塔、神庙、楼宇，都是用方石砌成，我们都觉得像是阿玛迪斯的书[24]里面讲到的奇幻之物[……]”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有谁把墨西哥城比作书里的东西了。这座城市缺乏标识之物，没有哪种精确的类比可以代表它。与柏林、巴黎或者纽约不同，墨西哥城是一座有着确定中心的城市，然而，这座城市却失去了与中心的所有可能的连接，并没有围绕这个中心来架构起自身。这是一个悖论。或许，正是这种由具有中心而来的自信，使得这座城市可以无限制地扩张漫溢，直到失去了全部轮廓，溢出到谷地之外。
拉皮埃达河（高架桥）
墨西哥城最早的一批地图中，保存至今的有两幅，一幅是1524年的，现藏纽伦堡，另一幅是1555年的，现藏乌普萨拉。（它们是怎样到达德国和瑞典的，这是个谜。）两幅地图上都只有寥寥几笔——几条主要的街道、几个巨大的方块区域、一些零散的房屋、船只和鱼。很难弄清楚哪里是南，哪里是北，不过这无关紧要；这两幅地图自是明净的，如俳句般简洁的（而非简单）。细细端详，墨西哥城最初的这两张地图不过是笛卡尔式的空间简缩而已，是对一块以水泊为主的土地的勉强图解。
那时候的墨西哥城倒是像个什么：“都城建在盐水湖中央，宛如一朵巨大的石花”，阿方索·雷耶斯[25]在他的《阿纳瓦克之景》一书中这样写道。在纽伦堡的地图上，墨西哥城像一块完美的头盖骨，呈半椭圆形，浸泡在一个巨大的水盆中。在乌普萨拉的地图上，墨西哥城则很明显是一个保存在酒精中的人类心脏。它让人想起阿波利奈尔的诗句：
风向标林立的城市
在红瓦屋顶凝结的混沌中沉思，
宛如诗人多样的心
伴随着非理性众声喧哗的旋转。
墨西哥城现存最新的一张地图（罗西地图出版公司，2008年）是什么也不像的，非要说它像什么的话，可以说像一块水印，能间接引起对另外某种东西的联想。法比奥·莫拉维托[26]在他的一篇关于柏林施普雷河的散文中写道：“一条河会控制住它穿行的城市，遏制城市的野心，时刻提醒城市记住自己的本来面目；失去了河流，也就失去了面目，城市就会自行其是，就会像墨西哥城那样变成一大块水印。”或许莫拉维托是对的；或许，一切都不过是水道的问题。
有人说，墨西哥城像一只大鸭梨—“大苹果”[27]的怪异翻版；梨果最宽硕的部分对应的是城南，梨梗部分则是瓜达卢佩圣母教堂的所在，那里是古斯塔沃·A.马德罗区。但是，细看便知，这只大鸭梨的果肉部分是大大地漫出了它应有的界限的。就像一场刑事案件发生过后的地面上用粉笔画出的轮廓，这些轮廓无法控制住案件导致的后果：墨西哥城是一只坠落在柏油路面上的梨子。
华莱士·史蒂文斯[28]曾写道：
梨不是中提琴，
也不是裸体，也不是瓶子。
它什么都不像。
桑德歇托-米斯科阿克河（洛玛努埃瓦区）
单凭走一圈，是无法得出任何关于墨西哥城的总括性观点的。卢梭的孤独漫步，瓦尔泽[29]和波德莱尔的漫游，克拉考尔[30]的图像旅行，本雅明的flaneries[31]，都是理解和描绘现代城市崭新结构的一种方式。可是，墨西哥城的居民既没有被赋予微观视角，也没有被赋予鸟瞰视角，因为他们缺乏任何参照点。在某一个时刻，城市失去了中心，失去了一条用以架构全局的中轴线。
不用说，墨西哥城必须从上往下看。我曾经试过：环城高速的高架路面，不过是让我们这些每天挣扎求生的溺水者短暂地浮出水面吸一口气而已。要从很高的高处往下看：或许要飞越整座城市，才能以某种方式重新看到墨西哥城。在夜晚的高空往下看，谷地重现了它液态的过去——湖里挤满了渔船。同样，在一个晴朗的白天，从飞机舷窗上往下看，墨西哥城几乎是可以把握的，仿佛是它自己的一个极为简明的图像，以人类想象的尺度制出。可是，当机身越来越贴近地面时，就会发现，老城区的方形地块好似浮动在一大块没有边界的灰色水域之上。谷地的褶皱，好似一股水银的浪潮在不断冲击高山的阻隔后留下的可怕痕迹；城内的街道，则是一个决了堤的幽灵之湖在湖底留下的石化褶皱。
塔库瓦亚河
飞机起飞时，有些乘客会哭，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们刚刚与亲友离别，在系上安全带的那一刻感到了分离之痛的最后一次震颤，不过我想，在飞机最终着陆时，倒是很少能见到这一幕的。有几回乘飞机抵达墨西哥城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哭了。当我看到纳沃尔·卡里略人工湖，看到这呈完美方形、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湖时，我崩溃了。没有任何声响，只是几滴零散的泪珠。我毫不怀疑，这悲怆的一幕不止一次地成为同排邻座旅客对我发出最诚挚同情的理由（他们一定会想，好伤心啊，这可怜的姑娘肯定挺惨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曾把我的这种反应归咎于疲劳——眼泪是困倦的排泄物。后来我想，这只是一种抗拒，抗拒自己落入一个将要面对的世界，当这个世界越来越近时，它就再一次变得无法估量了；或者，如加尔威·金耐尔[32]所说，变得无法预料了：
……我们这些想法雷同的渺小的思考者，
着陆于一个无法预料的世界，
跨越大洋的飞机把我们送回家，
沉重的机身靠向地面，几乎是轻柔地进入
喷吐着小小的、垂直的云朵，
留下长长的黑色橡胶污渍的地方，
认出了它的源起之地。
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在飞机着陆时自发的、没来由的哭泣，和不开心以及对未来的恐惧没有半点关系。这只是我对一个再也明白不过的事实的湿润的回答，这个事实就是，一个遭到废弃的湖被时间所凝固，成了陆地，沦为尘埃，过去的河流现在成了水泥街道和空洞的词语：楚鲁乌斯科、翁多、玛格达莱娜、皮埃达、米斯科阿克、塔库瓦亚、科尔梅纳、契科、阿梅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