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上的十七世纪，尤其前六十年，是个伟大的时代，动荡的时代。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随后的复辟。这一历史性的巨变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个人不得不作出自己的反应。我们知道，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有多少不同的社会阶层，就有多少不同的教派，从天主教一直到教友派，形形色色，但主要的斗争是在保王的国教和革命的清教之间展开的。我们说政治斗争是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是说宗教论争甚至宗教战争实质上是政治斗争，但当事人在他们主观意识里，恐怕至少有一半是真心诚意地把这场辩论或战争看成是宗教信仰问题的。如果我们停留在“宗教斗争=政治斗争”这一简单公式上，就很难理解论争的具体内容，以及这场斗争怎样具体地影响每个人的心灵。时代的动荡促使每个有思想的人思考，而这种思考总是用宗教术语进行的，所以这一时期作家的著作里多谈生与死、这种信仰和那种信仰、精神的疾病和创伤这类问题。
在宗教斗争激烈的同时，科学也在长足进步。这是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并行的两股力量。自然科学的进展当然要受宗教的抵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就因为提出了血液循环的理论（1628），被人认为是邪说，而他的医生业务一落千丈。科学家本身也受宗教的局限。科学要抬头，首先要和谬误作斗争，不过正如常言所说，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天文、医学、物理、化学方面的探索和实验，新技术的发明，仍然在前进，以致六十年代初正式成立了“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这样一个科学团体。为科学发展奠定方法论基础的则是培根。
人们思想的活跃也还由于向外的继续扩张而更形活跃。殖民冒险、海外贸易、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国际战争，从积极方面讲，扩大了岛国居民的眼界，也给思考的人以新的精神食粮。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英国文艺复兴盛期和复辟前后文学上的情调的差别，就会发现十六世纪末的那种自信淡薄了，建立乌托邦、“新天地”、和谐的世界等等理想，培育一种新人的可能性的信念，简言之，早期人文主义的理想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情调则因人而异，但都与六七十年前大不一样：多半是内向的、忏悔式的；或者是严肃的、说教的；也有玩世不恭、一心享乐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抒情诗不见了，有也是痛苦的；戏剧因清教徒的禁止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散文和另一些文学品种。表达意见，特别是宗教政治意见，最快捷的莫若散文——政论文、布道文、小册子。当然比笔头表达更直接的是口头表达——演说、谈话。作为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十七世纪的哲学著作和历史著作很有成就。在这动乱的时代出现了大批的传记、回忆录、日记，有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宗教见解的正确，有的是因为风云变幻的时代有许多值得传之后代的事和人可以纪录下来。
因此，十七世纪前半叶，除了弥尔顿一些早期诗篇和玄学派诗人外，可以说是散文的时代，而散文也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早期写说理文章，如培根就根本不信赖英文，说明这个表达工具在他看来不够完善。《圣经》则故作古奥。十七世纪前半叶散文的主导风格是所谓“巴罗克”，华丽而散漫。但这种风格很快就被朴素无华、简洁明朗、更适宜于科学和说理的文风所代替。英文作为表达工具日趋完善。
本书不打算全面系统地介绍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这不太可能，也无必要。全面的论述可检阅本书所附参考书目。国内通行的英国文学通史对这一时期则又比较简略，只介绍一些主要作家，本书的目的只是想起一点拾遗补阙的作用，可能对专业研究者有所助益，对一般读者也可以增广见闻吧。所选的作家作品，不可能不是从主观认识和兴趣出发，这只是一个初次尝试，希望因此而有更好更完整的断代国别文学史出现。由于这里的作家大多比较陌生，他们的作品也大多没有译本，所以尽量多译些选段，以免空谈，读者也可据此判断所论是否得当。
1984年5月于中关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