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爷活着时，是木匠最风光的年代，他手头的徒弟一大堆，靠着木匠手艺，在镇子上风光无限。
逢年过节去镇子上的大户人家做家具，回来时总能带些新鲜的好玩意。我爷风光的年代是我父亲偶尔说起时随便带过的几句话茬。我爷的主业是木匠，副业是老阴阳，谁家死了人，我爷就拿着他的宝贝满山头转悠。陇南的秦巴山区是他靠着两只脚支撑，一步步走来的，他年轻时转秦岭，老了转镇子上的甸山，最后为自己谋了一个“山头广阔，山脚苍绿”的好地界。
我爷是一九九五年六月去世的，他去世时我才一岁多，我娘说我那时候胆子大，不害怕，翻了炕头的棉被找我爷，最后在中堂上方找到他，慢慢爬过去，挪动着小步子去摸他的脸，去抠他的脚。
我娘说，我爷去世时，他的木匠徒孙整整跪了四排，父亲拄着孝棒跪在最前头，时辰一到，他就砸了灰盆，众人抬起棺材往前走。现在有人忆起这个过程依旧感叹场面盛大。毕竟我爷靠着木匠和阴阳的手艺，造福过整个镇子。
我娘反感一切和死人打交道的职业，我爷以前做棺材时，我娘刚进门，只要听闻我爷要出远门去某个镇子做棺材，或者是听谁又死了喊我爷去测风水，我娘就紧张，她把自己的初中文化抛到脑后，竭力阻止，却无法阻止一个老者对生灵的向往之情。我爷死后，我娘的心算是放到肚皮里面，安稳如初了。
父亲生于一九六六年，蹚着中国旧社会的巨浪洪水走来，旧社会的疟根已成脾性，我父亲并未遗传到我爷什么好的基因，而是把封建迷信思想，全部继承了过来。
千禧年初，父亲和母亲在镇子上的酒厂上班，酒厂被评选为中华老字号后开始裁员，母亲是技术行业，还是干着本职工作。父亲是白酒线上的酒糟管理员，说白了就是出死力、扛着大铲的最底层员工，父亲无疑被列入第一批裁员名单。母亲是个暴脾气，一听要裁员就着急，拿了钱提了东西找领导，这些无疑都是微不足道的贿赂。
裁员通知下来的那天，我刚从学校回来，一进院子就感到了低气压云层袭来的不安，母亲坐在院子中间，父亲靠着葡萄树坐着，倚在树根旁抽烟。我走过去，从母亲大腿上拿起一份名单，那时候我读五年级，只认得右下角父亲的名字。
我家生活并不宽裕，父亲家本来就很穷，母亲当年嫁过来时，是自己骑着自行车，车座上载着被褥，靠双脚蹬着车，从娘家到了镇子上。我外公在母亲走时就说，一个娃一个命。
父亲失业，家里的生活开始拮据起来。我每天早晨去学校时，书包里都放着一个馍馍和一瓶水，校门口卖的火烧三毛钱一个，鸡汤米线七毛钱一碗。我从这些摊位边走过时，都是干咽唾沫，因为穷，清汤寡水成了我生活的唯一选择。母亲发工资时，会塞给我五块钱，我把这钱拿到商店换成一沓一毛钱，分次使用。这样，我有很长时间可以吃到校门口的火烧，我也留了吃鸡汤米线的钱，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鸡汤米线，煮沸的锅里放着一只老母鸡，新鲜的汤汁，至今难忘却。
2
母亲开始为父亲谋工作。
她多番打听，从别人口中问到司法考试的途径，父亲被母亲赶鸭子上架开始准备司法考试，父亲是高中文凭，首先得拿到自考文凭，那时候司法考试制度不像现在这般严厉，非法学专业的自考本科都可以报名，且没有年龄限制。
父亲第一次参加司法考试时，已经三十多岁，他连去市里参加考试的车费都没有，是母亲腼着老脸去娘家向外公要来二十块钱，父亲才有了车费。
我也在日渐成长中发现父亲的懦弱和愚昧，他一心研究阴阳八卦，那些被母亲藏起来的八卦书籍都被他翻到，他的司法考试书底下压着的就是八卦书和一些我也搞不懂的工具。父亲这一生就是这般，可能因为是我爷最小的儿子，他懒惰、愚昧、不上进，他在床上看书，看一会儿就呼噜声震天响，每次呼噜声不过三声，就能听到他被母亲一脚踢翻，“咣当”一声滚落在地板上。
我读初中时，父亲的司法考试已经失败多次了。他从旁人处得知，青海有个做花盆模型的，生意很不错，那年暑假他就带着我，背上打包一个棉被，我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绿色水壶，我们上了从天水到青海的火车。母亲再三叮嘱我，开学了就赶紧回来，我点头答应。
天水火车站年久失修，加上经济不景气，很多检票口都关闭了，买票不用身份证，我跟着父亲混在人头密集的列队中，跟着大队人马冲上了绿皮火车。这是我第一次跟着父亲逃票，无丝毫准备和预料。
父亲把棉被捆好，放在靠窗位置。他把我按在棉被上，我把水壶抱在怀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有很多大爷的车座底下放着鸡鸭，因站票很多，不久后我的旁边已经站满了人，我伸腿下地时，发现竟没有一个小空能容下我的脚。
火车驶出了甘肃，隧道和黄土山慢慢没了踪影。检票员开始查票，父亲火速从我的对面大步挪到我的位置，低头和我身边约莫二十岁的大学生说着什么。不久后，父亲比了一个“ok”的手势，我亲眼看到大学生检票后，偷偷把火车票从背后递给父亲，父亲伸手够到，递给刚巧站在他身旁的检票员，他笑嘻嘻地说：“嘿嘿，这娃是免票的。”
我们在青海火车站下车，我和父亲坐了汽车和拖拉机，再转三轮车，车顺着黄山前进，我们到了本康沟村的一间大型工厂——对没见过世面的我来讲，是大型的工厂。依旧是水泥墙和水泥院，大院门口拴着一只狼狗，它扯命嘶吼，扯断锁链朝我奔来，被门卫室的大爷一口喝住，这狼狗才慢慢挪着步伐，退到院墙背后。
我出来时母亲说，青海是市里，我跟着父亲玩一个暑假权当是旅游了。但谁想到是这般境地，住的是茅棚屋，夜里有风吹来，我哭着喊要回家。第二天父亲一整天没回来，晚上回来时，他脸颊泛青，身上带着的钱全部被盗走，父亲说，这是哄人的窝点，他逃不掉了。
我开始哭，他捂着我的嘴，把仅剩的干粮递给我，让我别犯傻。白日里我心惊胆战地躲在炕头，望着窗外，一直等着父亲回来。
待了一星期后，父亲在一天夜里收拾好我的衣裳，叮嘱我：“你今晚去厨房，千万别出声，明早跟着做饭的胖婶婶，她让你干啥，就干啥。”
我从未见过他那般从容，我连忙点头让他放心。凌晨三点钟，我跟着他出了院子，顺着水泥墙往后院走去，旁边停着很多铲车，能看到不远处的屋子上挂着的大字“本康沟红土厂”。胖婶婶探出头，一把将我拉到里屋，我再回头看父亲时，只望见他的背影。第二日天擦亮，胖婶婶换了大红带花的衣裳，裹了头巾，迅速套好架子车，把我放在架子车上，我的四周堆了很多菜筐，菜筐里面装着烂菜叶子。
胖婶婶再三叮嘱我别出声，我很小心地缩在菜筐中间，我的四周已无任何空间。接着车子挪动，耳旁能听到胖婶婶和人打招呼，还能听到铁门发出的声音。
很久之后，胖婶婶把我提起来，放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这和本康沟村显然不同，能看到车和来往的路人。
胖婶婶指着十字路口嘱咐我：“一直往前走，就是青海火车站，你的兜里有你爹给你的路费，赶紧回家去。”
“我爹呢？”我拉着她的衣角问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几乎哭了。
胖婶婶没做任何回答，她套好架子车，把菜筐里的烂叶子扔到马路旁的天桥底下，摸摸我的头，嘱咐我路上小心，然后就穿过步行街，朝菜市场的路牌底下走去。
自那以后，父亲彻底失踪了。
我娘曾无数次问过我那地方在哪，怎么走，是不是人贩子组织或者是传销组织，我早已记不清，我连自己是怎样坐上火车到的天水车站都记不清。我一度反思过是我的问题，我应该拉着他一起逃走，奈何年少无知，哪懂得瞻前顾后。
我娘一直在找父亲，她去过青海好几次，也去过兰州，但没有任何关于父亲的消息。父亲就像砸在黄河里的石子，滚在黄河中，不知奔流到何方。
3
我考上一所二本院校，准备去兰州读大学。父亲已经失踪数年，我娘在白发增添十几根的冬天和邻居大阿叔搭伴一起过日子。大阿叔是电大毕业的，只因家里没钱，就没了职位，开了豆腐坊卖豆腐。大阿叔和妻子离婚三年了，我家的电线坏了，电视机坏了，都是他提着工具箱上门修。我有时候会反感，反感多了，就装作看不见。后来想通了，母亲需要有人陪她。
父亲于我，就像心底埋的一根线，一直无法忘却。
大二时，班里组织采风，主要以黄河为主。我背起画板，拿上相机，在中山桥和白塔山转悠，坐在白塔山顶画漂亮的黄河水。也是采风这年，我再次遇见父亲。
在汽车东站的栅栏外，我上了校车准备去景泰采风。那天很热，车子里很闷，我把东西放好，在车头放垃圾桶的地方喝着矿泉水。我在高我半截的垃圾桶后面，看到一个老人，弯着腰，手指缠着红布，戴着一顶草帽。他在我跟前站住，伸手示意我快喝完，他要收瓶子。
我无意间瞥一眼，看清了那草帽底下的脸，发黄泛黑，嘴唇干裂，他抬头看我一眼，伸出的手开始颤抖，他一把抓住我喝水的胳膊，仔细看我。
“爸？”
同学还以为我遇到了疯子，有几个下车准备解救我，听我喊了一声后，又都慢慢地上车了，隔着玻璃细声讨论起来。我顾不上和他叙旧，上了车拿起背包拉着他的衣角就往检票口走，他跟着我从候车室出来，我们站在“汽车东站”的牌子前，他从背后站到我面前，取下草帽，他头发微卷，被汗水黏在一起。那个画面我至今在脑海记得清清楚楚，他一言不发，蹲在我对面的树荫下开始抽烟。我的眼泪打圈，抬头努力控制情绪。
你会想我们应该拥抱，应该哭泣，应该说想你了，但这些都没有。我跟着他上了公交车，到了中山桥下车，我一直跟在他身后，他在一个长椅处停下，拍拍旁边的位置，示意我过来。我坐在他旁边，等待他的第一句话。
“你都长这么大咧，真好。”
父亲说完这句话，我开始哭，我用袖子挡住眼睛，把整个脸埋在袖口下：“你去哪了？为啥不回家？为啥？你知道我娘等你多久吗？你知道她现在……”
父亲没再说话，他让我跟着他走。我跟着父亲走过唐僧、孙悟空的雕像，走过母亲河雕像，走过黄河水车，我们走了好久。天已经黑了，我们走到黄河上游，马路变窄了，我跟着他坐上一辆汽车。我不知道要去哪。
半小时后下车，他打开手电筒，照着我，指着空无一人的黄河岸说：“我在捞尸。”
那时候我才得知，父亲成了黄河捞尸人，也就是“水鬼”。我的鸡皮疙瘩落一地，我跟着他到了一所水泥房，门口拴着一条健壮的黑色狼狗，朝我叫唤。院子中间立着一根竹竿，竹竿上绑着一块八角形镜子，这里看不到黄河水，能看到的只有一座仁寿山。屋子很黑，父亲开灯后，我才注意到他脸上的刀疤和烫伤的痕迹。他坐在床边开始给我讲述我走之后发生的事。
青海的经历被他忽略掉，他辗转到了兰州，刚巧碰见当时的“水鬼”组织，父亲跟着我爷学过木匠，也对阴阳八卦感兴趣，他说他怕了传销组织，他了解到“水鬼”不挣钱，但可以分得一个小屋，每个月可以得到几袋口粮。父亲想，也算是有了着落，但毕竟是和死人打交道，怎样也得留个心眼。他本来就迷信，对生死之事格外看得清。
“水鬼”是黄河上的捞尸人，和西藏的天葬师、湘西的背尸人差不多，是古老的职业。很多人以为这种职业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消失，但黄河之上，万滚流水，难免要有人和死人打交道。父亲就做了捞尸人，为自己搞了这个小屋子，和一根绑了红绳的竹竿，用来打捞尸体。他同我讲的时候，一直抽着烟，不紧不慢，好似一个资深老者。
父亲说他第一次下水捞尸，是老师傅带着他的，老师傅在岸边站着，他脱了鞋下水，多少有些紧张。下水之前老师傅交代，人体密度和水差不多，尸体沉入水底后，会渐渐腐败，多数都已面目全非。一开始，父亲是不相信黄河里有那么多死尸的，他想着总不会那么巧被他碰到。但真的碰到了，他感觉自己碰到了衣服角，就大喊，老师傅在岸上竖起手指让他闭嘴，他颤抖的手四下打探，摸到尸体，但再也没勇气下手，尖叫着爬上岸喘气。只见老师傅火速下水，手里拿着竹竿，不用几分钟，两具尸体被打捞到岸上。父亲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被水泡过的男女尸体，因男性与女性的盆骨不同，浮尸讲究“男浮女仰”。父亲说被水泡过的尸体面目狰狞，嘴唇外翻，多数是大头鬼。打捞上来的无名尸，多数用一根绳挂在黄河岸边，过了三日无人认领，政府就命捞尸人联系医院。一般情况下，医院是挑不上的，因为都是浮尸，没有医学价值，所以多数情况下，医院都会让捞尸人自行处理。
我曾想过，为何没人处理这些案件？父亲说：“哪有那么多电影里演的情节？把尸体捞出，别污染到了城市流域，否则就严重了。”
父亲说，“水鬼”就是见不得光的职业。
父亲慢慢习惯了面对浮尸。死尸的模样千奇百怪，有的仰着，有的躺着，有的头都不知去向。无人认领的浮尸，父亲就和其他捞尸人把尸体攒到一起，埋在地下。“水鬼”也怕噩梦缠身。都说黄河上能看到行走的浮尸，父亲说他就亲眼见过。
4
父亲说那是三年前，兰州下了大暴雨，整个黄河拐弯处都是暴雨冲刷的痕迹。一下暴雨，捞尸人就开始行动，这样的天气最适合捞尸，河水可以把很多埋在淤泥底下的尸体冲上来。父亲跟着几个捞尸人上了船，扬着船帆在岸边摸索。
在倾盆的大雨里，伞被雨打得撑不起来，父亲索性扔了伞，四处打捞。就在这时，河面开始反光，在不远处，他亲眼看到一个在水面上行走的浮尸，头肿得很大，朝船快速走来。
父亲说他当时双手扶着船沿，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坐在父亲前方的年老“水鬼”，一眼就识破，他快速站起，用绑着红绳的竹竿使劲一打，这个行走的浮尸就倒在水面上。老者解释，人死了没灵气，因胀气和肿大，有时候上半身轻，下半身重，尸体就会直立起来。
父亲说，捞尸也是有规矩的，人活着遵阴阳，解八卦，他多少有些迷信。当年我爷看风水时就同他讲过，人死了，精气神还在，只要我们不伤了死者的精气神，他就会感激我们。
“水鬼”看到尸体才行动，无关尸体的，都不动。父亲讲，做一行有一行的规矩，他们只代人打捞。
父亲曾遇到过上门求打捞的。
对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只身前来找父亲，先在他面前磕了三个响头，父亲连连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那人说起话来一口地道的兰州方言。父亲了解到，男人的女友一星期前不知去向，他找了很长时间，最后一步是找捞尸人帮忙寻找。
父亲从不向任何上门要求打捞的人许诺，他知道这些人着急，但捞尸这种活，不许诺就是最好的许诺。父亲找了一个下午，就在沉积的泥垢中打捞上来一具女尸，看上去尸体泡在水中的时间不长，脖子上的勒痕还很清楚，一般这种尸体，有点线索的，捞尸人打捞上来之后，立刻就要报警，警方来调查案件。
父亲刚要报警就被这个男人拦住了，他试图用钱封父亲的嘴。这个举动惹恼了父亲，捞尸人从不收钱，这是替死人卖命，如果收了委托者的钱财，就成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勾当，父亲大怒，他深知那层关系，坚持报警。在警方的调查下，女尸的案子真相大白。女人是男人的小三，因男人被妻子发现出轨，女人又怀孕了，男人在万般无奈之下选择杀死女人。又因内心的恐惧作祟，在杀死后抛尸，连着做了三夜噩梦，恐慌的他这才找父亲帮忙打捞，打算毁尸灭迹。
案件破了后，潜藏多年的黄河捞尸人被甘肃知晓，上了甘肃很多报纸。我记得我曾在微博上亲眼看过那个关于黄河捞尸人的话题，当时只觉得毛骨悚然。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黄河水泛着日光的画面中，那个背对着镜头的人，正是我的父亲。父亲说，知道的人多了，他们也就没了安生的日子，时常可以看到各种报纸争相报道《黄河捞尸人阐述黄河千古真相》、《黄河上游惊现捞尸人》、《黄河上惊现漂浮女尸》等爆眼球的标题。
他说哪有什么千古悬案、千古真相，捞尸人能做的只是打捞尸体，悬案也好，真相也罢，都有人负责处理。
我曾问过父亲，为何要做这个活计？
他说是命运使然。我爷的木匠他爱，但他更爱阴阳八卦，所以他做了捞尸人。从起初的惶恐到如今的淡然，倒成了一种安逸。父亲说，现在的捞尸人已经不单单是捞尸了，社会发展好了，不像以前那样经常死人，现在他们几个人成了黄河上的环卫工。游客散去时，他们背起背篓，打捞漂浮在黄河上的塑料袋和水瓶。父亲也说，捞尸是小事，现如今白银景泰那一带的黄河流域早已垃圾堆满，银滩大桥的黄河流域，在黄河水进入汛期的六七月份，扔到河面上一个石子都不能沉下去。发臭的黄河水变黑，母亲河就这样成了万民投弃垃圾的弃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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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直生活在兰州这座城市，我读大学的那四年，每到周末就骑着脚踏车穿过安宁区，一个小时后就到了父亲现在工作的黄河环卫附近。他穿着黄色环卫装，和一群老人蹲在岸边下棋。这或许是他追求的生活，他并没有带着我娘的期许去考司法考试，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活着，守护着这条河。
这是我和父亲之间的秘密，我从未和母亲提起过我在兰州见过父亲。她现在生活得很好，从民办教师变成了正式职工，而大阿叔也是赶上二〇〇八年的好政策，考上了律师。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是早已忘了父亲的存在。这样也好，在同一个世界，过着不同的人生也挺好的。
我毕业时，找父亲叙旧，他得知我要离开兰州，老泪纵横。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的脆弱，这些年独身一人的坚持，我成了他全部的依靠。回到陇南后，我遵循母亲的安排参加单位考试，两年后，进村进社政策取消，我背上行囊，去了兰州。
只因那里，有人站在黄河岸边，等我，望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