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无疑是一位智者，但他是反对运用智慧的。他以为人间的智慧是一种“巧伪”，是引起纷争和社会混乱的根源之一。所以他在政治上，主张采用愚民的方针。《老子》中说：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些议论，当然是为统治者考虑，也想得很聪明。对老百姓，既要空虚他们的头脑，削弱他们的意志，以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也要充实他们的肚子，增强他们的体格，以免他们饿得不能劳作，却铤而走险。这两条，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奉行的基本原则。稍为像话一点的君主，都会关心人民的温饱问题。因为他们懂得：吃饱饭而头脑空虚的人民最容易管理。
但我们需要注意到，老子的思想是完整的一套政治哲学，最终目的是要构成“自然无为”的社会。所以他的本意，并不是单纯地为君主们出谋划策，令他们可以高高在上，胡作非为。与愚民的方针相应，他也要求君主顺适人民的愿望，无私无我地进行治理。他说：
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只不过，他所提出的愚民政策很容易被君主们接受，而所谓“以百姓之心为心”，仅是挂在君主们口头上的一句空话，和拿来欺骗老百姓的一句谎言。
老子不仅有愚民的基本主张，还有若干颇能见效的愚民方法，也为后世的统治者所运用。今天读来，对于了解专制社会的特点，还是很有意思的。
其一云：“不尚贤，使民不争。”尚贤是儒家、墨家的基本主张。但在老子看来，尚贤会使有才能有知识的人势力上涨，其结果仍旧造成民智的开发，而导致纷争。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人执一端，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高度繁荣的时代。秦统一六国以后，便有“焚书坑儒”的壮举，以实行思想钳制，这是“不尚贤”的一个例子。汉代以后，以经过重新改造的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看起来似乎又是“尚贤”的了。其实，这种“尚贤”，乃是以“尚德”为核心，也就是尽可能把人们的思想行为限制在统治思想的规范内，不涉“旁门邪道”，仍然具有愚民的作用。至于乾隆皇帝，更进一步根本否定他的臣下有贤与不贤的区别。因为他自己是“圣人”，在他的手下，只有普普通通的臣子，这是深知了“不尚贤”的妙处。
其二云：“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这一条大有道理。因为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他们看到了比自己的生活更好的情况，就会要求得到这一切。平民起来打倒贵族，乃是想要得到贵族的权力地位和物质享受。可以说，一切不平等就是平等运动的起点。按照老子本来的意思，是不希望社会中有名利禄位这些令人“可欲”的东西。但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后人可以运用的方法，是在“不见”上动脑筋。虽有而“不见”，勉强也能蒙骗人心。中国乡村中的穷人，对于高层的生活情状，向来只是胡乱猜测。有一则笑话：某个乡下农民对人说：“皇帝一定很快活，大概是天天吃肉吧？”不能说这是“其心不乱”的表现，不过他所知天下最好的食物只是肉，那么“乱”的程度应是较小。拿这一条来分析某种特别的社会情况，也很有趣。一个穷困落后的地区，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统治者只需告诉人民，他们的生活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那么人民会相当满足，社会因此也很稳定。一旦闭塞打开，尽管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渐渐提高，社会却不能如以前稳定。因为人民所见的“可欲”之物太多，其心已乱。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每每出现动乱的因素，根源就在于人心的这一种“乱”。
其三云：“国有利器，不可示人。”这一条主要是对臣下而言，不过愚臣和愚民，总体上还是一致的。它的意思，是说君主对权势的运用，不能昭示于人，不可形成定则。否则，下面的人就会掌握趋避的办法，变得乖巧起来，君主的权势将失去作用。历代帝王对于这一点多能心领神会，运用自如。常见的例子，一是对重大事件的处置，在事件结束以前，始终保持含糊暧昧的态度，因而随时可以改变立场，令下面的人无法把握；一是对下面提出的方案，不依据任何理由加以改动，令下面的人无法猜测。如明、清有些皇帝，常常在大臣拟定的任用官员的名单上，随便颠倒几个人的位次，或添上一两个，划去一两个，理由是皇帝自己也不晓得的，谁倒霉谁高升全凭运气。其结果是“天威莫测”，叫你有脑子无处用。
以上种种，又可用老子的另一句话归纳：“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注”是关注之意，指百姓各用其聪明；“孩”是“阂”之假借，关闭之意，指圣人从外面关闭上百姓的耳目，令他们浑浑噩噩，无知无识。
《老子》讲愚民术，又讲其他的政治权谋，因此为历代统治者所注意。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均亲自为它做注释。朱元璋的御注，在政治权谋方面尤其留意。当然，我们要看到，后人常在《老子》中取其一点而引申发挥，脱离了老子完整的思想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