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儿个是清明，想起了小时候的民谣：清明雨，雨清明，三个铜钿过清明。
我记得清明倒不是因旧诗中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而是因为自幼丧父，从小便扯着母亲的衣角一年一度去上坟，叩头、烧纸钱、用筷子插几个母亲自己做的糯米团子之类的点心。一边叩头的时候一边用眼睛盯着那几个糯米团子，巴不得快点回家，好把这些团子吞下，盖因为家境贫寒，日常以菜粥为主食，糯米团子实在是大大的美味了。
由此也就记住了清明。母亲为我守寡终身，7年前去世，再也不用为我担惊受怕了，骨灰就在我的书柜里，清明那天总要摆几盘水果、点心，烧一炷高香。
忽然想起了坟。
生命从哪里来还在争论之中，归宿却毋庸置疑：大大小小的坟，都得往里边去，入土为安，千年如是。
记得父亲的坟在宅后的一块地里，隆起的坟包上有三两棵杨树、柏树，树不高，也算聊遮风雨。乡下有不少这样的坟，大多有树，而崇明岛上所多的是芦苇，河边的杨树大体上成排成行，坟地上的树则是三三两两簇拥在一起，星星点点散落在土地上。倘是夏日的风雨天或者夜间月光下走路穿过簇拥在一起的小树林时，会心生怯意，我的邻居硬说看见过我父亲坟头上的“鬼火”，一个夜晚，在那几棵小树中间闪烁不定。
这种怯意的被扫荡，是在大跃进时，坟头的树一律砍倒，烧火炼铁，继之是深翻土地，棉花田变水稻田，父亲的坟自然也在被深翻之列，终于淹没。那年我刚到一个镇上读初中，回家的时候母亲神思忧郁地说：“你爹的坟没有了。”我竟不知道安慰母亲，想到的却是，坟挖光了，大约也不会有“鬼火”了。不过，我还是到宅后去看了一眼，深翻过的地里刚刚灌上水，不几天就要插秧，一片新绿。
待到母亲晚年，生了一场大病，精神大不如前，好像是聊天似地对我说：“现在时兴火化，那就烧吧，想起来却是很骇人的，好在死了也不知道了。不过你总要把我葬回老家，哪怕在自留地上做个坟，上面种两棵树。”这时候我才知道，父亲的坟一直在我母亲心里。
后来我写森林，北方的白桦树南方的相思树，武夷山的骨岩，天目山的层林，认识了不少种树者，诸多见闻写到一篇报告文学里去了，关于树的思考却时断时续从未了结。
崇明岛的发现是在唐朝武德元年，一块长满芦苇的沙地，较早的探险者中有一姓姚一姓刘，小岛的一角便叫“姚刘沙”。这一块沙洲三面临光一面沿海4说是沧海桑田的明证，其风风雨雨多少世纪至今犹存的一个原因便是岛上的老百姓家家种树户户插柳，树木、芦苇所营造的绿色屏障化解了每年必有的风暴潮汛。
一个小岛实质上就是一个世界。
也因而想到家乡人在坟头种树其实别无深意，种惯了树，哪儿有空地就在哪儿种，而且只要有树的地块便是风水宝地。
近读《清史》，有一个二品顶戴的种树官，梁鼎芬，愚忠一生种树5年，简录如下：
梁鼎芬，广东番禺人，字星海，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官至湖北按察使。光绪三十二年，这位老兄居然冒西太后之大不韪，弹劾庆亲王、时领军机的奕匡及直隶总督袁世凯，谓：“当今朝政皆袁世凯言之奕劫行之”，这一句妙论其实道出了时弊真相，可是把西太后也给绕进去了，遂严词呵责，发回原籍，闭门读书17年。辛亥起义后，清室退位，陈宝琛推荐梁鼎芬入宫，溥仪授三品京堂候补、赐紫禁城骑马、在毓庆宫授读。其时德宗光绪帝的陵宫未了，1914年溥仪又派梁鼎芬去易县西梁格庄金龙裕管理崇陵事务并负责植树事宜，同时授品衔。1梁鼎芬愚忠愚得可以，种树也种得精心，自己捐钱1000元，再四处募捐，绝不贪污分毫，买来松、柏、桧各式树苗，自己挖坑，自己浇水，自己用手一只一只地捕虫。5年下来，崇陵内隆恩殿四面、宝城前、琉璃门、月牙院、后宝山、并崇妃园寝等地共种树40601株，这个数字也是他先亲自点算后再经“内务府”复核，无一误差，既非弄虚作假，也无假冒伪劣。
笔者去过一次崇陵，虽然屡经盗伐，还是松柏森森，绿茵重重，便不能不想起袁世凯称帝后在崇陵前伏地痛哭长跪不起的梁鼎芬，一根辫子拖到死，死后留下了4万多棵树。
用两分法，能不能给梁鼎芬作个结论呢？日：愚忠不足为训，种树绿化有功。
甭管孤臣遗老还是孝子贤孙，种树总是好的，信夫？
看见高楼就想起树，水泥太冷，在预制板堆砌的城市里，生命更需要绿色！何况，我们还有那么广大的沙漠？现代生活中愚昧的一面便是在追求物质的同时对生存环境的破坏，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往往缺氧，不得不靠美容院和拙劣的广告浓妆艳抹。
清明雨，把柳丝拉得长长的雨……
1997年5月于北京一苇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