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80年前后，这个世界还好吗？如果用关键词来指代，除了阴谋、杀戮与死亡，是否还有其他的意境？
战国末年，秦将白起率军攻赵，夺取光狼城（今山西省高平县西），斩杀赵人三万。随后白起顺汉水南下，攻克郢都，生擒楚怀王。楚国被迫割上庸（今湖北省竹溪东南）及汉水以北部分地区给秦国。战国诸雄的多年嘶杀似乎在这一年要见分晓了，秦国很有统一天下的霸气，但其实不然。历史向来讲究的是欲擒故纵——从这一年算起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真正统一天下，差不多还需要六十年的时间。六十年一轮甲子，时光荏苒，历史在起承转合。一位重要的人物，李斯，刚刚出世，与此同时出世的还有另外三位重要人物，分别是范增、吕不韦和韩非。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不同凡响的人相生相克，注定要掀起波澜。
本文的主人公李斯可以说是在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出生的。这个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人的出生地草长莺飞，有成群的野兔出没，另外，李斯家乡的东门外水草丛生，空气湿润，让人流连忘返。事实上，它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在风姿绰约的水草里险象环生，如同此时的楚国及各邻国。这位出生于乱世的男人若干年后走在刑场的路上时，曾百感交集地对其儿子感叹：“我多想再和你到上蔡东门外牵黄犬逐狡兔，不知是否还有机会？”这些充满意蕴的话，似乎参透了人生的得与失。
李斯的人生张力很足，跌宕起伏一个轮回下来，势大力沉，非常人可以比拟。
思考
现在看来，李斯人生轨迹的第一个拐点源于他的深度思考。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曾想过，但李斯不是想，而是深度思考。李斯的思考源于两只老鼠，他曾看到一只是在厕所里吃人粪的老鼠，另一只是在仓库里吃粮食的老鼠。前者惊慌失措，骨瘦如柴；后者怡然自得，心宽体胖。同样是鼠，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呢？李斯观察后得出的结论是“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一句“在所自处耳”昭示了李斯的命运将是不断变化的。唯有行动才能最终改变命运。此时的李斯只是上蔡县城一个掌管文书的小吏，仰人鼻息，没什么前途好言。在他心里，自己或许与在厕所里吃人粪的老鼠没多大区别，人前人后都谈不上光鲜亮丽。于是改变就从那一刻开始，李斯改变的初衷有逻辑基础、性格基础和欲望基础。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心动之后就立马行动的。李斯后来的人生之所以丰满而立体，在于他从不将人生的起点当作终点，即便许多年之后，从终点再回到起点，但此起点已非彼起点，一切物是人非，斗转星移。李斯恰恰就是这种“我来了，我看见了，我经历了，而结局无所谓”的人。
荀子作为李斯的老师，也是一个一生漂泊的人。荀子的漂泊不仅仅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后人的评价当中，荀子的人生要宏大和深刻的多。但至少在李斯拜他为师前，这个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曾经奔走于秦、赵、齐等国家，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乱世中仁术式微。在秦国，荀子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力术止、义术行”，未果；在赵国，荀子向赵孝成王提出“善用兵者”“在乎善附民”的主张，未遂；在齐国，荀子对“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的国之乱相提出批评，碰壁。虽然他一度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但对时政的影响实在有限。所以当他五十岁才游学于齐国并出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时，其从政之路可以说是坎坷的。这样的坎坷化作人生经验，便是荀子告诫他的学生李斯在毕业找工作时需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从荀子学帝王之术，有所成就后对恩师如是说：“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荀子彼时的心情想必是百感交集的，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他当年西去秦国碰壁而归，如今学生李斯却要重蹈覆辙。荀子建议他在楚国首都的政府机关里当一名小公务员。而李斯的回答却是“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向西的心态不可动摇，在设定目标的道路上，李斯不玩曲线救国，更不肯降低目标，苟且一生。“做一只什么样的老鼠”关系着他的人生质量。他人的经验虽然可以参考，毕竟时移世易，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李斯和荀子此时此刻心态的不同预示着人生道路的不同。荀子授之以道——儒家之道，李斯学之以术——法家之术，这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面，所谓各取所需。
从此，李斯的人生从心动开始行动，凡是和既定目标偏离的干扰因素，都要剔除。公元前238年，荀子逝世。同年，嬴政亲政。这位13岁就被拥立为秦王的人物是当时最大的传说。李斯的机遇隐约可见，可是，他能抓住吗？走近一个人与走进一个人的心里是有本质区别的，初出茅庐的青年李斯能否跨越其中的沟壑？无人知晓。
机遇
事实上走近秦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李斯欠缺一个合理的身份。李斯到了秦国以后，欲献帝王之术，以什么身份晋见呢？若以布衣之身贸然闯宫，即便见了秦王嬴政，后者凭什么对他言听计从？在这里，机遇问题成为李斯成败的关键。
李斯选择的对策是曲径通幽。先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再由其引荐，隆重推出，向秦王献帝王之术。所以细究起来，这里存在两个机遇：首先是走近吕不韦的机遇问题，其次才是走近秦王的机遇问题。而李斯在其中分寸拿捏得当，很有一气呵成之感。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走近吕不韦的。
吕不韦当年曾重金资助被质典于赵国的秦王孙公子异人（后改名为子楚），认为其“奇货可居”。事实上这真是一桩眼光独到的投资，吕不韦收获颇多。因为子楚归国后即位，成为秦庄襄王，他任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至太子嬴政即位后，吕不韦更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吕对秦王的影响力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其门下食客更达三千人，家僮万人。而李斯有何德何能，能够在数千门客中脱颖而出，引得吕不韦的关注呢？
李斯的解决之道是依靠两样东西：一是荀子门生的身份；二是写得一手漂亮的小篆。再加上吕不韦面试时，李斯侃侃而谈，纵论天下大事自成方圆，顺利过关，成为其门下一名舍人（门客）。
当舍人易，出人头地却难。就像毛遂自荐的典故那样，要想鹤立鸡群，非得有大实力不可。李斯进相府后，有两件事做得与众不同，终于引得吕不韦格外关注。其一是修订《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吕不韦著书立说的重要标志，当然具体工作是让门客（舍人）去完成的，内容含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字。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成稿的质量也视门客水平而定。李斯既为荀子门生，擅长纵横之术，又写得一手漂亮的小篆。其工作业绩自然是很突出的。不妨这么说，他领衔修订的《吕氏春秋》起码在文字修辞上无可挑剔。因为吕不韦曾自豪地将修订后的《吕氏春秋》发布在咸阳城门上，又在旁边悬挂一千赏金，号称若有人能增减一字，就给予千金奖励。结果无人能够领走奖金。如此底气和豪气，一大半应来自于李斯的自信及吕不韦对他的赏识吧。
其二是李斯对国政献策，并且一鸣惊人。秦国境内在公元前243年发生严重蝗灾，庄稼绝收，百姓亟需救济，而富户豪门却一毛不拔，坐视朝廷困局。秦王嬴政想采取手段，却不知从何下手。李斯向吕不韦献策说，相国不妨请旨下诏，富户豪门凡交纳粟谷一千石者，可拜爵一级。此谓以爵求利。如此，囤积居奇的困局可解，而朝廷则可用交纳的粟谷救济饥民。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李斯的献策是有实效的，当然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收获是吕不韦对其刮目相看了，并最终将他引荐给秦王。李斯的第一个机遇至此完美收官。
接下来的机遇是能不能获得秦王的信任，以售帝王之术。如此，说服工作就相当重要了。《史记》记载李斯的说服理由是“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没有条件的时候要潜龙勿用，时机成熟时要立马抓住，免得错失良机。李斯对错失良机的后果做了如描述“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意思是大王您如果犹豫不决，各诸侯国重新强大起来，合纵连横，到时候（秦王）即便有黄帝之贤，也不能统一天下。
李斯的“机遇说”既说给秦王听也说给自己听。所谓成大事者能察时机之变，见势而为。如此机遇，秦王抓住了，也便是李斯抓住了。秦王要是不以为然，李斯前面的种种努力也就付之东流。但李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务虚，更务实。因为抓住机遇是个空泛的概念，怎么抓、最后以什么手段达成什么目的才能真正动人心弦。正是在这一点上，李斯提供了他的方法论、他的远见和他对时局深刻的洞察力，也才使秦王真正的信任他，依计而行，并且重用他。
李斯的方法论主要有两点。一是“离间和贿赂”。“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接受其贿赂），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这个很像当年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即软硬兼施；二是“远交近攻”，确定“先灭韩，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李斯建议秦王先攻韩、赵，“此举则韩亡，韩亡则荆（楚国）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破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因为当时六国中韩、魏、楚与秦国接壤，楚国较强，韩、魏较弱。李斯远交近攻、先弱后强的战略部署与当年张仪的合纵连横针锋相对，在秦国已然强大的背景下作为破衡之道，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与此同时对提升秦王统一天下的勇气和信心也有莫大的帮助。李斯的方法论才是真正的务实，才能让秦王化心动为行动，开始有所作为。
当然对李斯的人生设计来说，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所谓机遇改变命运，李斯被秦王拜为“客卿”。客卿居于三公和九卿之间，有崇高的地位。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机遇成功学，李斯有所作为，在这一点上比他的老师荀子走得更远。但机遇的背后是危机。接下来李斯遭遇了三大人生危机，他能否一一化解？“做一只仓鼠而不是厕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李斯深有体会。
危机
公元前237年，秦王嬴政看李斯的眼神显得阴郁而狐疑。这个他自己一度非常器重的智囊人物因为郑国这个人的出现也变得将信将疑。差不多在十年前，韩国人郑国来到秦国，通过吕不韦说服他兴修大型灌溉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三百余里。给出的理由是秦国欲富国强兵、实现天下统一，就需先保证农业丰收，而关中平原没有一座大型灌溉渠确保农田用水，所以兴修水利乃当务之急。当时的秦王没想到这个看上去一脸忠厚的水利工程师其实是韩惠王派来的间谍，替韩国救亡图存来了。因为在此前不久，秦国夺得韩国都城新郑的重镇成皋、荥阳，很有一鼓作气将韩国纳为己有的意思。郑国此来，抱持“疲秦之计”，以说服秦国兴修水利为由，使该国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投入到修建郑国渠的劳役中，以此耗竭秦国实力，同时延缓其攻打韩国的时间。韩国苦心孤诣，直让清醒过来的秦王连呼上当，并紧急开展整风和清理门户运动。
所谓“清理门户”便是秦王下令驱除异邦客卿。李斯也在此名单之列。这个来自楚国、师从于荀子的异邦客卿，虽然有些才，可谁知道他心里真正想些什么呢？那些他脑子里“嗖嗖”冒出来的主意到底是出于真心还是阴谋？无人知晓。秦王可不想再花十年时间来验证一个阴谋的发酵过程。所以，还是一并赶走了事。毫无疑问，这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李斯版”。李斯这才明白“人在江湖漂，谁能不挨刀”。他的职业生涯迎来了第一次生存危机。如何化解，考验着他的智商和情商。
李斯的应对之策是写信，写《谏逐客书》劝秦王收回逐客令。李斯的这封信先从历史谈起，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摆事实讲道理，雄辩地论述秦国之所以走向强大，靠的就是引进人才，有容乃大。文采不是一般的华丽丽。紧接着李斯指出秦王逐客——“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告知秦王这是祸国之道，“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在这封信的最后，李斯真诚希望秦王要胸怀宽广，“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与此同时，郑国也为自己的行径辩解到“臣为韩国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指出郑国渠并非完全百害而无利，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秦王对异邦人的恶感。而事实也的确如此，郑国渠建成后，于秦国多有稗益，《史记》记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
当然对李斯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命运转危为安了。这是一个由水渠引发的仕途危机，只是李斯的纵横之道实在了得，他旁征博引，内外夹攻，终于让秦王抛弃成见，也为自己赢得了进一步的生存空间。秦王取消逐客令后，重用李斯，封其为廷尉。所谓世事有惊无险，否极泰来，李斯是真切感受到了。
但是，世事难料。公元前233年，天象异常。天王星与海王星合相于双子座18度。这一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在弗尼吉亚城朱庇特神庙前，面临其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危机：解开该庙在几百年前由戈迪亚斯王系设计的一个复杂的绳结。事实上亚历山大大帝别无选择。这个冬天他进兵亚细亚，很有要做亚细亚帝王的意图。而天命中出现的这么一个绳结成为考验他帝王资格的试题。身后，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注视着他，目光复杂。所谓成王败寇，一切尽在绳结中。那么，亚历山大大帝是怎么做的呢？面对这个之前无数人都解不开的复杂绳结，只见他快刀斩乱麻，拔出战剑，一剑下去，绳结应声而断——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思路并不复杂，只是需要独辟蹊径的眼光和手段而已。
同样是在这一年，李斯的同学韩非死了，死于李斯的特殊手段。韩非之死标志着李斯的又一大人生危机的解除，因为在此之前，秦王对韩非非常欣赏，很有神交已久、揽为己用的意思。秦王曾对李斯这样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恨。”同为荀子的学生，李斯当然能听出秦王话语背后的意思。李斯太明白韩非在秦王心中的分量了。《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此人研习慎到的“势”、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先后写出《孤愤》《五蠹》《说难》等书，在各国君主间流传，颇有当时意见领袖的潜质。秦王就是拜读了他的大作后成为其粉丝的。因此，就帝王之术的精到而言，毫无疑问李斯是自愧不如的。
公元前234年，韩非终于有机会站在了秦王面前。这个机会说起来相当的残酷：秦国进攻韩国，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以化解危机。由此，秦王见到了这个传说中的人物，而韩非的学问也让他肃然起敬，秦王甚至产生要重用他的想法——李斯的人生危机就此降临。因为相国之位向来跟君王之位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君王之位还讲究个血脉延承，相国之位则完全靠才能说话，并且它也不讲究先来后到——对成大事者而言，谁能为君王所用，谁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李斯的危机处理方案，从这一刻起不得不紧急启动。
其实就客观条件来说，韩非有所长，也有所短。第一，他说话口吃，不善辩论。虽然有才，才大多在“肚子”里，不能脱口而出；第二，韩非不懂人情世故，说话容易冲撞人。这与他的贵族出身有关。不懂得看别人眼色，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第三，韩非从韩国来，却在第一时间上书秦王，劝他先伐赵，缓伐韩。其私心昭然若揭。李斯认为，这最后一种情形对韩非来说最致命。他找机会密陈秦王“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见《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先将韩非来秦的动机定性，是“为韩不为秦”，然后提出解决之道——与其放虎归山，不如不留隐患，“以过法杀之”。只有这样做了，秦王才能成就霸业。但秦王却没有按李斯的建议去做。他似乎在观察韩非的所作所为，以进一步确定其来秦的动机。的确杀一个人是容易的，但韩非这样的大才子如果轻易杀掉，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不妨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如果能转变过来，何乐而不为呢？就此，局势宕开一笔，李斯的危机并没有解除，而时间，实在是对韩非有利——他的确是为其帝王之术寻找实践对象来的，之所以劝秦王先伐赵而缓伐韩，这里面虽有爱国因素的考虑，但更多的还是出于战略布局的考虑——时间会证明韩非的动机是有利于秦国和秦王的。
李斯开始焦灼不安了。危机酿成危局，这是他没想到的。从秦王模糊的态度可以得知，他对韩非还是有期待的。一旦韩非翻盘成功，他李斯将死得很惨。毕竟自己曾在秦王面前进过馋言。所以必须趁热打铁，进一步采取行动。李斯接下来便是借助外力，从侧面进攻韩非。由此，一个叫姚贾的人浮出水面，开始为李斯所用。魏国人姚贾本来和韩非没有什么关系，但韩非给他定性，称其为“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实在地说，韩非所指亦是事实。因为姚贾的确出身“世监门子”，他的父亲是看管城门的监门卒，出身卑微，而他本人又在楚、燕、赵和韩四国联合攻秦行动中被秦国用间，最后被赵王逐出境。所以“赵之逐臣”的称谓也算属实。但韩非说这番话是在秦王重用姚贾的背景之下——秦王后来派他出使四国时给予高规格待遇——“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回国后又拜为上卿，封千户。韩非自己尚属考察期却肆无忌惮地攻击秦之重臣，李斯认为这是其自掘坟墓。他马上联合姚贾，给韩非致命一击。
秦王却还想给韩非最后一个为自己辩解的机会。但这恰恰是韩非的短处。在朝堂之上，韩非结结巴巴地说姚贾“以王之权，国之宜，外自交于诸侯”，浪费秦国的金钱，为自己谋利益，又攻击他出身低贱，难当大任。由此，同样出身低贱的李斯充当二辩，为姚贾辩护称，用重金贿赂四国君王是秦之国策，姚贾要是有私心，“外自交于诸侯”，他为什么会在他国卧底三年重回秦国呢？这恰恰是一种忠诚；另外关于出身的问题，李斯提出姜太公、管仲和百里奚等出身都不高贵，但对其所效忠的“明主”可谓殚精竭虑。韩非出身高贵，却不在他的祖国效力，跑到异国他乡来献帝王之术，这样的行为难道是效忠“明主”的表现吗韩非至此完全目瞪口呆，无力为自己辩护了。他说话口吃，又不懂人情世故，现在被老同学逮住机会狠狠一击，真是百口莫辩。秦王也最终下定决心，将韩非下狱审讯。他的命运就此注定——李斯密派手下给韩非送去毒药，让其自杀。而韩非也别无选择，死在了自己老同学手里。李斯遭遇的这次危机至此完全解除，他坐稳了秦国最高智囊的位置。
李斯人生的第三次危机发生在公元前210年。这一年秦始皇第五次巡行，北归时得了重病，不久就死在沙丘（今河北省巨鹿县东南）。帝国的形势立刻变得微妙起来。是长子扶苏还是幼子胡亥继位，直接关系到李斯的前程。按秦始皇临死前的本意，是想让扶苏上位。因为他给扶苏发了诏书及符玺，希望他回来参加葬礼。两年前，扶苏被父亲派往上郡（今陕西省绥德县）做大将蒙恬的监军，此刻他并不在秦始皇的身边。这里面实在是有深意的。不是秦始皇不信任蒙恬，也不是他要流放自己的大儿子，而是让他出去历练，之后直接掌握兵权，以便将来可以成就大事。秦始皇其实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快离开人世，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向这个远在异地的大儿子发出召唤，希望赶快回来继承大统。
世事在这里变得微妙起来。李斯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深刻的危机。一朝天子一朝臣。扶苏跟蒙恬的关系又是亲密无间的。而这蒙恬，实在是帝国重量级的人物。他出身于名将世家。祖父蒙骜在秦昭王时代官至上卿。父亲蒙武是与王翦齐名的人物。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在灭楚之战中战功赫赫。蒙恬自己也在公元前221年被封为将军，后拜为内史（秦朝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弟弟蒙毅也官至上卿。蒙氏家族可以说是大秦帝国的顶梁柱，而秦军主力多在蒙恬手中。现在扶苏有蒙恬掌握的兵权作倚靠，若实现“扶蒙配”，李斯的相位是岌岌可危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和扶苏政见不合。李斯主导焚书坑儒事件时，扶苏曾上书明确反对。只因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行动，扶苏才悻悻作罢。现在扶苏即将上位，他李斯还有明天吗？弄不好就是杀身之祸！在这个意义上说，李斯这一次的人生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严重。更要命的是，他竟然想不出破解之道。
有一个人为他想出了破解之道——赵高。作为胡亥的老师，中车府令赵高的目标是让胡亥称帝，当然这里面存在两大障碍：首先是如何对付扶苏，阻止他上位；其次是如何对付李斯，将其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拥戴胡亥称帝。事实上赵高比较有把握的处置之道是第一个。因为秦始皇准备发给扶苏的信件当时还握在他手里，尚未发出。要不要发，如何发，主动权取决于他。但赵高以为，真正的难点还在其次，也就是如何对付李斯。李斯是在秦始皇时代上位的，他的一切可以说都是始皇帝给的。现在始皇帝死了，留下的政治遗嘱李斯肯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此谓报恩。所以接下来，赵高的工作重心放在了李斯身上，试图以他为突破口，扭转政局。
面对赵高苦口婆心地劝说，李斯陷入两难境地。他或许觉得这个叫赵高的人实在不懂得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赵高竟然用一连串的排比句质问他——“你的才能是否超过蒙恬？你的功劳比蒙恬高吗？你的谋略能胜过蒙恬？你的声望名誉好得过蒙恬？你与扶苏的私人情谊比得上蒙恬？”李斯听了那真是无动于衷。因为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纠结于这些明眼人都知道的表面问题，而是寻求破解之道——既然我们的阵营在诸多方面不如对手，那如何取胜呢？这是其一。其二，扶苏背后站着蒙恬，秦国的武装力量都掌握在对方手里，这是比扶苏个人实力更强大的国家实力。赵高拟让胡亥篡位，从技术手段上问题不大，因为信息不对称。但篡位之后事更多。首先，政局不稳，扶、蒙肯定要“反攻”；其次，他李斯的位置就不会动摇吗？未必。多少事，兔死狗烹；多少人，能做到急流勇退？怕是到时候你想退却找不到退路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实在是太多太多，李斯不愿意做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甚至是背负骂名的牺牲者或者说是替罪羊，所以他对赵高的回应话语充满敷衍色彩，“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均出自《史记·李斯列传》）
但李斯最后还是屈服了，因为赵高使出了杀手锏，说出了如下话语，“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这便是赤裸裸的威胁了，特别是“祸及子孙”四个字，让李斯不得不对厚黑学的精髓再一次深有体会。不错，扶苏如若上位，对自己的仕途是有影响，道不同不相为谋，但赵高拥戴的胡亥派更是不按常理出派。不仅拥有合法伤害权，更享有预期伤害权，这是一种透支，透支的不仅是李斯当下的命运，更是他整个家族未来的命运。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李斯只能做出苟且的选择。《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于是李斯不得已听从了赵高。
至此，李斯人生的第三次危机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化解了。胡亥上位，扶苏、蒙恬相继被自杀，他继续做着秦国的国相。或许，在某些花好月圆的时刻，李斯想象着兔死狗烹的故事不会在自己身上重演，自己做出的不是投机而是明智的选择。退一步讲，这其实也是对自己命运的投资，当他将全部身家都压在胡亥、赵高一方之后。那么，世事果真如此吗？李斯这只秦帝国最大的“仓鼠”能否安享晚年？一切还需时间来揭晓。
死生之事
公元前211年，两件事情的发生让当时时为国相的李斯心惊胆战。一为陨石事件。在帝国东郡掉下一块大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等字眼。当然这块陨石李斯没有亲见，不知真假。只是作为政治流言，这样的消息流传就是凶兆，不可等闲视之；二是百官云集相府事件。关于此事，《史记·李斯列传》这样记载“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儿子们娶的是秦国的公主，女儿们嫁的都是秦国的皇族子弟。三川郡守李由请假回咸阳时，李斯在家中设下酒宴，文武百官都前去给李斯敬酒祝贺。门前的车马数以千计。
李斯害怕了。因为他想到了老师荀子教给他的一个词：物禁大盛。这其实是盛极而衰的意思。李斯感慨自己“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史记·李斯列传》）“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实在是自惕之语，李斯也很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只是前途叵测，他担心自己不知道归宿在何方（税驾犹解驾，即休息或归宿的意思）！
在这个意义上看发生在一年后的李斯在赵高挟迫下拥立胡亥上位的事件，便是相当的意味深长。李斯没有遭遇扶苏、蒙恬的反攻倒算，却遭遇了赵高的步步紧逼。事实上这样的结局他也曾经设想过，同盟军一夜间易为敌手的事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但李斯以为，他还是有反制之道的。赵高者，中车府令也，职务相当于皇帝的侍从车马班长，在帝国的官职品秩中，只能算是中级官吏，归属太仆（相当于交通部长）管辖，官秩六百石，实在是不多。虽然赵高拥立有功，再给他找一个优点，书法写得也不错，是帝国除李斯外无出其右的人物，但那又怎样呢？李斯不相信这个人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即便新皇帝想让赵高上位，起码得给自己一个下来的理由吧。李斯思前想后，实在找不出这样的理由。
但李斯想不到，赵高实在强悍，因为他具备两点李斯没有的。一是策划事件的能力。所谓无中生有、打击报复、为我所用，没事也能给你生出事来；二是信息垄断权。以前李斯和秦始皇沟通顺畅，但新主上位后，这样的沟通权为赵高所独有。没有沟通就没有理解，裁判也无从谈起。李斯一旦有事，赵高落井下石，形势对他实在是不利。李斯首先感受到危机是秦二世对他生厌，继而起疑心。这其中，赵高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他运用信息垄断权总是挑秦二世寻欢作乐时通知李斯进去禀报，要命的是李斯自以为是老臣、忠臣、直臣，一进宫就对秦二世重建阿房宫、大修驰道等奢侈浪费行为提出批评，严重影响秦二世的好心情，招致其厌烦；随后赵高运用他的策划能力，无中生有地向秦二世密报李斯倚功自重，目无君上，招致其疑心。李斯的相位至此岌岌可危，几乎不保。
那么，李斯如何应对呢？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清晰却又出人意料的答案。堪称以毒攻毒的典范。李斯竟然上《行督责书》，引申不害“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之名言为秦二世纵情恣欲提供理论支持。他认为“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意思是“君主专制天下而不受任何约束，才能享尽达到极致的乐趣。贤明的君主，又怎能看不清这一点呢！”李斯凭着其《行督责书》那些搏出位的话语和理论，向秦二世进媚言，献忠心。以矫枉必须过正的决绝姿态扳回一局，也让赵高大跌眼镜的同时心生寒意：“要说做人无底线，李相您是我的老师。”
李斯的《行督责书》果然收效显著——秦二世对他再无疑心了。这当然是李斯自保的一个手段，但赵高却曲径通幽，再掀波澜，从另一个侧面入手，寻找打击李斯之道。这一次赵高瞄准的是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的部队相继攻下大泽乡、蕲县和淮阳，直指李由据守的荥阳，李由发急信求援“贼军十万已到许县，日夜可达荥阳，城内25000名士卒日夜铸兵器，加固城墙，挖拓城河，防哨巡守。无奈兵力悬殊，存粮也只可用数月。望速派兵增援。”这样一封信件被赵高利用了。赵见李由未能取胜，向秦二世落井下石到“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来敢言。”（《史记·陈涉世家》）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实际上是有罪推定，以此请求派人督查李由与农民军相互勾结之事。这里有一个背景还需交代，那就是李由和扶苏、蒙恬的关系。李由虽为李斯之子，却自小和扶苏关系甚好，同在蒙恬手下学习兵法，政治立场十分可疑。如今扶苏、蒙恬已死，父亲处境堪忧，李由将兵在外，会不会和“贼军”里应外合，试图举事？不可不疑，也不可不防。赵高从这一层微妙而危险的关系入手，直挠皇帝疑心，直击李斯痛处，李斯自然是辩无可辩。
但还是要辩的。锒铛入狱后的李斯上《狱中书》，以一种反讽的可谓为自己激情辩白。他说：“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如是这般为自己邀功摆好的“罪名”李斯列举了七条，他试图绝地反击，为自己谋一线生机。只是李斯没想到，这实在是雪上加霜！因为你李斯既然可以威胁韩国，削弱魏国，击败燕国、赵国，削平齐国、楚国，最后兼并六国，俘获他们的国王，那还有秦王什么事呢？功劳都是你的，天下也都是你的了。所谓功高盖主，本是不可言说之事，现在好了，不打自招。
悲剧就此注定。李斯一生中最著名的三大书《谏逐客书》《行督责书》和《狱中上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推力，在两次救赎了其命运之后终于彻底崩盘、一泄千里。公元前208年7月，李斯被处“具五刑”“夷三族”。死前“身具白骨而四眼之具犹动，四肢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惨不忍睹。一个时代的大人物的欲望故事至此惨败收场。李斯的命运曲线先扬后抑，泾渭分明，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很多年后，唐朝诗人胡曾还感慨万千，为他的墓题诗“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咸阳血染衣。”
真是一声叹息，个中滋味冷暖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