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上也以最快的速度组成了工作组，进驻古城作家协会。并在肖副市长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作协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人人正襟危坐。肖副市长威严地扫视了一圈到会的干部，目光在徐晨的身上停留了一秒钟，然后响亮地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开始字正腔圆地宣布工作组名单：
组长：苏守信
副组长：王伦
组员：钱学义、茅永亮、张名人、李玲。
宣读完毕，又威严地扫视了一圈人群。接着由苏守信讲了这次清理的宗旨，目的，方法，以及所要达到的效果。又由王伦讲了清理工作的时间和具体安排。最后，肖副市长扶了扶金丝边眼镜，用温和而又感人的语气说：
“最后，我要讲一下政策。－－徐晨同志来了吗？”
徐晨急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答了一声：“在！”
“徐晨同志你可不要紧张哟！”肖副市长笑望着徐晨说，“这次清理，我们是对事不对人的。粉碎四人帮已经十年了，谁也不会再整人。这一点你可以大放宽心。”
徐晨感激地笑了笑，战战兢兢地坐了下去。
“我们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辩明理论是非，深化思想认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确贯彻党的双百方针。”肖副市长说，“因而，对于《中国诗歌的新曙光》这篇文章的批评，不能叫批判，而应称研讨。我们的一系列会议都要叫研讨会。而且，研讨时要做到与人为善，以理服人，不能有很浓的火药味。不能让人觉得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徐晨同志，你看这样可以吗？”
徐晨连连点头：“可以，可以。”
“我说老徐呀，”肖副市长继续对徐晨说，“你要正确对待这次清理。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该吃的吃，该睡的睡。既来之，则安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很赞赏恩格斯，他批杜林很厉害，但当柏林大学解除杜林的职务时，他又为杜林鸣不平。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徐晨的鼻子有些发酸，多日来的紧张和惶恐消失了。他低着头夹着尾巴离开了会场。
散会后，工作组成员留了下来，在肖副市长的主持下研究清查工作的布置和安排。
王伦说：“我完全拥护肖副市长刚才的讲话，但对徐晨这些老右倾，是不是太客气了一点？”
肖副市长瞪了王伦一眼：“你懂什么？”
王伦连忙闭了嘴，不吭声了。
肖副市长说：“研讨和批判《中国诗歌的新曙光》，这仅仅是我们的一项工作，或者说是一项次要的工作。一篇文章不会把他们怎么样。我们还要做更深入更扎实的工作－－”
众人抬头仰望肖副市长。
“他们的历史需不需要查一下呀？徐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如何？那十年他都干了些什么？《文艺春秋》编辑部有没有三种人？也就是打、砸、抢分子？要和他们的历史联系起来。还有那个孟一先，也要认真的查一查，看看他是何许人。”说到这里，肖副市长停下来，观察了一眼工作组成员的反应。积极分子们一个个侧耳聆听，脸上露出由衷佩服的神情。
“还有经济账，也需要查一查。办了那么多年刊物，经手那么多钱，难道就没有一点点问题？真的就是两袖清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不信。”肖副市长说着，又望了一眼他的听众。
“我也不信。”苏部长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肯定有问题。”
王伦说：“一个历史问题，一个经济问题，肖市长算是给我们点明方向了。”
“这两个问题查出来……”肖副市长的嘴角上掠过了一丝嘲讽的笑意，不再吭声了。
苏部长接上说：“那就不是什么一般的问题了。”
王伦表态：“我们一定根据市上领导的部署，认真清查，绝不姑息。”
茅永亮激动地说：“他们这些年闹得太不像话了，已经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了。我这把老骨头哪怕不要了，也要和他们干到底！”
张名人唾沫四溅：“我和永亮同志是一个心情：积极参加战斗。”
李玲跟上说：“《文艺春秋》的经济问题，我这里就掌握一些：他们卖了废旧报纸，从不入账，全都喝了酒吃了饭。”
肖副市长点点头：“好，好，这很重要。我很赞赏同志们的这种政治觉悟和精神状态。教授－－”他望了一眼作沉思状的钱学义，“你的炮弹准备得怎么样了？”
细酸连忙收起高深莫测状，换上一脸谦卑的笑：“报告市长：已经准备好了，全是重型炮弹。”
肖副市长用鼓励的口吻说：“这场戏，就全看你的了。演好演砸，你钱教授可是举足轻重啊。”
细酸又换上一副神圣的表情：“请肖市长放心，除了我自己，我的几位学生也都写了分量很重的批判稿，研讨会绝对一边倒。”
“好，那我就放心了。”肖副市长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又叫上苏守信和王伦到他的办公室去密谈。
一切布置就绪以后，召开了有全市文艺界和理论界代表参加的研讨会。与会者情绪激昂，连珠炮般的发言直指《文艺春秋》和《中国诗歌的新曙光》。这场喜剧的总导演肖副市长则稳坐在主席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徐晨坐在最后面，遥望着吞云吐雾的肖副市长，一些不该回忆的东西又冒了出来……
那时他还是一个业余作者，在外县的一个报道组工作。有一年春节，他忽然来给徐晨拜年，提了不少当地的土特产。闲聊中间，他提到自己原是古城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县。他是独子，父亲年纪大了，无人照顾，生活十分不便。他想调回古城，可自己一点门路都没有。思前想后，觉得徐晨古道热肠，为人忠厚，又在市上工作了几十年，认识的人多，因而上门拜访，希望老主编看在风烛残年的老爹份上，帮他调到古城。至于工作，干什么都行，哪怕烧锅炉哩。徐晨当时没有答应。因为他虽然在市上工作，却独善其身，不喜结交。除了埋首稿纸堆外，一般不参加社交活动，特别不和有权有势的官员们往来。可是这个作者的窘境又使他久久无法忘怀。晚上睡到床上，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古城市的市长“文革”中曾和徐晨在一个农场劳改过，虽然当时并无什么交往，但见了面还是认识的。许多人把这种关系称做“共患难的战友”，但徐晨却不敢这样认为。这位市长上任后，“战友”们纷纷前去祝贺，惟独徐晨没有任何表示。现在为了一个作者的工作，他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拜访市长大人了。谁知市长很念旧情，也很爽快。徐晨吞吞吐吐地讲完之后，他一口就把这件事答应了下来。过了几天，徐晨又把作者领到市长家里。市长看了肖某带来的几篇发在报刊上的通讯报道和小说散文，点头称许。又见年轻人机灵精干，且有大学文凭，还是共产党员，便将他留在自己身边当了秘书。
“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点和艺术主张的斗争，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的存在，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例如《中国诗歌的新曙光》所宣扬的……”
这是钱大教授在发言。
肖某担任秘书以后，深受市长的赏识。此人颇有心计，他一反过去几位秘书将报告抄写得一字不错的做法，而是在替上面起草的文件或报告里，故意写错几个字，让市长“见红”。他知道，当领导的都愿意显示自己的水平高超，你如果搞得精雕细刻，严丝合缝，还让领导怎么修改？他们手里的那支红铅笔总得在纸上留点痕迹吧？肖秘书深谙此道，不但写错几个常用字，而且搞错一两个标点符号，比如在段落的最后本该用句号的地方用了逗号，都被市长一一改正过来。然后在取稿之时，一脸愧色，一脸惊讶，承认自己的粗心大意，称赞领导的心细如发和认真负责。市长也便笑眯眯地听着，并且发出这样的感叹：
“做领导工作，少不了你们这些助手，但不能完全依赖拐杖哟。还得自己走路嘛！”
肖秘书心里想：我不写错几个字让你“自己走路”，恐怕连我写对的字都要改错哩。
“革命文艺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而三十年代的文艺有什么？除了鲁迅、郭沫若，还有谁的作品可读？沈从文？张资平？周作人？哈哈！他们的那些东西能和《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相提并论吗？……”
茅永亮慷慨激昂的声音。这位革命诗人今天特地换了一身中山装。
这位肖秘书还有一绝：给领导把门。市长大人有点“业余爱好”－－喜欢和年轻漂亮的女人“谈心”。肖秘书便有了用武之地。市长办公室如果来了尤物，他就像一条忠犬将门关死，端一把椅子，坐在门口看文件，不让任何人－－包括副市长们－－进去。人家问：“市长在吗？”答：“正在谈话。”脸色冷得森人，来人望而却步。保证让市长“谈”个痛快。领导晚上出去“放松”，下面有急事来找，问市长到哪里去了？他一概回答不知道。哪怕你有天大的事呢。再问，他就板起面孔：“人家领导晚上干什么，我管得着吗？”
“我发言，我发言……”
张名人举手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