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作者，要是他敢于批评，敢于正视现实，敢于说真话，而且肯去亲近并尊重民问作品，那他就能够从前人所遗下的材辩里面去选取那些属于人民的东西，选取人民凭自己的爱惜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因为这正是于他合用的有力的批评武器（而且作者自己既然是士大夫漉，他比农民和市人更熟悉更了解统治阶级里那些人物些。那么只要他深入现实，忠于现实，并且有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现的能力的话，就也可能在原有的民同作品的基瑚上再提高些。写得更深刻些，更尖锐些）。
就在这一点上，《西潜记》作者和人民——即令出发点彼此不同，即令跨过这一点再往前走的方向也彼此不同，但目前就在这一点上——彼此不约而同地会合了，不知不觉地联结起来了。老百姓觉得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作品。
关于现实性和幻想、寓意等等
《西游记》里的那些神魔一孙悟空、猪八戒、托塔李天王、太白金星等等——都是现实中所不存在的幻想出来的脚色，甚至于很荒唐。但这只是外表。至于这些脚色的实质，他们的性格、思想、感情、活动等等，那的确是现实生活里所常见的那几号“人”。幻想的形式，现实的内容。而这里所说的现实性，比起前面所说（一般神魔故事自然而然“总会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或深或浅，或正确或歪曲地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那些现实性来，却有更明确，更积极，更直接的现实意义。《西游记》里所写的，其实是那时的一些社会相，只不过采用了原来的神话材料，通过神话形式来表现的而已。
关于魔头们的形象。孙悟空是个猴子，猪八戒是个猪。我们知道，这用来表现这两个“人”的猴和猪的形象，并不是随便乱凑的；要是把孙悟空弄成一个呆头呆脑的猪身，而把猪八戒写成一个活蹦乱跳的猴子，就不适合。为什么用猴子形象来表现孙悟空这号人物就会适合呢？这是由于这号人物和猴子在某几点上有某种程度的相类似，容易使人发生联想之故。否则，人物性格和形象就不统一。
但要注意，这些相类似——只是在一定的某几点上，在一定的程度上。一超过这一定的限度，就成问题了。究竟人是人，猴子是猴子。超过一定的限度，人的内容和猴子的形象之间就会不对头。
要是到了这么一个关头——要顾到写“人”，就会写得不像个猴子；要顾到写得像个猴子，就会写得不成其为。人”，——作者该怎么办呢？
作者要写的如果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关于动物形态学的科学报告的话，鄢他就应当顾到写“人”。在这里，现实性和真实性的问题是在于“人”的内容，而不在于猴或猪的形象。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当然不是指什么一般的抽象的“人”，而是指现实性的具体的人——他们是生活于一定的历史时期里的，有他们的阶级性和阶层性，而这阶级性和阶层性是通过他们的具体的个性来表现的。
还有关于所谓微言大旨的问题。
当然，像所谓“悟一子”、“悟元子”之流那样，把《西游记》看做一部深奥的谈禅讲道的书，是可笑的，可是我们姑且承认《西游记》是有所膏意的吧，“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等等，以及三藏讲的“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等等《中国小说史略》174面。假定如此，那么《西游记》是一种“借外言之”的“寓言”，意在此（心意）而言寄于彼（猿猪）。为什么可以意在此而言寄于彼呢？因为作者在这彼（猿猪）此（心意）之间，看到有某些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有某种程度的相类似，——否则这寓言就会不知所云。
即使我们这样假定，但也要注意，这些相类似——也只是在一定的方面，在一定的意义上，在一定的程度上。一超过这一定的限度，矛盾就暴露出来了。这类寓言。它本身原就是两重性的：一边是比喻者或象征者，一边是被比喻者或被象征者。而这两者又各属于不同的范畴，超过一定的限度，这两者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冲突。
要是到了这么一个关头——要顾到阐明“三界唯心”的大道理，就不可能把孙悟空、猪八戒这些人物写得真实而具体；要顾到把这些人物写得真实而具体，就会把“三界唯心”的大道理撂到一边去——作者该怎么办呢？
这种寓言形式有这么大的限制性，要用来写一大部现实性的史诗，倚直是不可能的。作者所写的如果悬现实性的史诗，面不是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哲学文字的话（这只要把孙悟空猪八戒拖来打一个比喻就行，不用多费笔墨去描写他们自己的生活），那他就得撂下他那套“大旨”，来曩全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人物。就是说，如果要把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人物写得真实雨具体，就决不能把他们死死地依附在那被比喻成被象征的东西（心意）上，而应当让这两个人物能够独立地存在。让他们像活人一样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性格、思想、感情、活动等等，有自己的发展。
《西游记》正是这么办的。不管作者原来的意图如何——是不是旨在“明心见性”，但照他所表现出来的看，却是活生生的人物，是生活。这样，就有了现实性。
只是在回目上用了些“心猿”、“本性”、“二心”等字样而已。有些回目——如“外道迷真性。元神助本心”（第三十三回）。“群魔欺本性，一体拜真如”（第七十七回）等等——我疑心是各种各色（或释，或道，或理学）的“悟一子”、“悟元子”之流窜改的，想用圆目来点出“大旨”，而其实和内容不相干（光看圆目，决想不起是些什么内容）。
再看作者的写“群魔”——倒是个个都有来历，有下场，而其魔之所以为魔，也交代了那种种原因。那么这“种种魔”就不是由唐僧的“心”所生，也不是唐僧的“心”所能控制的了。即使三藏此心真正能够寂然不动，也还是有“群魔”要闹出事情来的。这“群魔”明明是客观的存在，是统治阶级的对立体。这么着，这部作品有了这样的现实性——这现实性就恰恰否定了“心生种种魔生”的说法。
《西游记》里还有这样的话头：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凡两见：第八回，第八十七回。
假如作者抽象地概念化地来处理这“天地”和“乾坤——它们虽然被作者拟人化，可并不是现实性的具体的人，而只是超出世间一切利害关系之外的公正无私的最高裁判者——那么，也许可能使读者相信这四句话，而乖乖地听命于天，小心在意地皈敬“正道”，不敢生什么“犯上”作乱的念头。
可是《西游记》作者不这样处理。他却把这“天地”“乾坤”的代表都写成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这些天界的神道们并不是什么超出世间一切利害关系的无私的裁判者，而是自己亲身参加到这利害斗争中的一个集团，——而且这个集团也不能算是“善”的代表。
孙悟空之所以败于玉帝他们之手，难道是由于孙悟空作了什么“恶”而得的报应么？我们说，一点也不是。作者笔底下的孙悟空：是一个现实性的具体的“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恶魔化身），使我们了解他的性格、思想、感情、欲求、活动：我们不但不觉得他这是“恶”，而且还觉得他可爱。同情他，心向着他，他的失败，更不是什么“恶”不敌“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力量不敌而已。
那么，那四句话写在这个地方——不论作者主观意图如何，但就这作品所表现的人物及其生活看来——那“善”、“恶”和“无私”等字样是应当带上引号的，因为它们恰恰成了一种讽刺。
那么，这很明白：正由于《西游记》里写出了人物，写出了他们的性格、思想、感情、欲求、活动。写出了神道们怎样个“正”法，魔头们怎么样个“邪”法，而孙悟空他们“弃邪归正”之后又有些什么矛盾（思想方面和行动方面）等等，——这样，才表现得出哪边的人可爱，哪边的人可憎，才表现得出人民的反正统情绪。
假如作者不去接触具体的人物和生活。不去接触现实。而只是概念化地来处理这个主题——神是正，魔是邪，而邪不敌正——这部作品就会成了地主统治阶级的惩恶劝善的滥调。
如果说，《西游记》在这方面是多多少少表现了些人民性，那么这人民性是通过现实性表现出来的。在这里。概念化和人民性是互不相容的。
§§§附录注：
①在我国古代的传记文学里。还没见过像《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样完整的大部头的作品。其中虽然有许多地方是佛教徒的渲染和幻想（有些地方是对某些自然现象的不了解而演为奇迹，有些墙方则是把这位玄奘法师神化了），但大致是真实的纪事，可以看出玄奘之为人。他的学习精神和工作精神等等，关于他在旅途中怎样克服困难——尤其是从西出国境到高昌县的一段，写得非常动人。从文体上，也可以看出初唐的作者怎样徘徊于骈、散之同。
②观世音大概是在民间最受欢迎的一个菩萨了。我小时候看见浙江的一些信佛的农村妇女，嘴里念的虽然是“南无阿弥陀佛”，有兴趣的可还是观音菩萨，一开口就谈不完，好像谈着自己的姐妹似的那样亲切。观音之受爱戴，总由来已久了。慧立的《玄奘传》（卷一）里就说到玄奘在万分困难之际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后来学会了《心经》之后，才觉得念《心经》更有力量些，而《心经》里的“观自在菩萨”其实就是“观世音”的另一译名。
观世啬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为什么这样受人欢迎？
《法华经》里描写了几个大乘佛教里的理想人物。观世音菩萨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看看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译本）吧，这里写出了一位救苦救难的菩萨。能够救哪种人的苦难呢？——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刀寻段段坏，而得解脱。……设复有人，若有若无罪，杻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
这些苦难，都是社会的矛盾和斗争所引起的，而且是被压迫被迫害的人民才会遭受的苦难。
偈语里可写得更露骨：
“或遇王苦难，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这“观音力”简直是目无“王法”，和王者对抗了。而且他“于布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婆娑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至多只提到了商人的苦难（如为了觅宝而“人于大海”，或“赍持重宝，经过险路”，观世音菩萨可以保险），可是没有一个字提到帝王、贵州或地主们的苦难。
他不但救苦救难，能施无畏，而且——
“咒诅诸毒药，所欲加害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那么，观世音菩萨简直是个复仇之神了。
不记得在什么书上看来的了，说是苏轼有一次在佛印那里看了这几句偈语，认为后面两句太厉害，想改为“念彼观音力，两边皆无事一。佛印首肯，云云。要是真正这么一改，观世音菩萨当然要温和得多（从一个打破枷锁的复仇的“麓无畏者”变而为一个和事老），可是在老百姓心目中就会要疏远得多了。
这样一个人物——解救苦难的力量的化身，大无畏的复仇力量的化身——而使老百姓感到亲切，那是不足怪的。
（比较一下《法华经》里另一个人物——叫做“棠不轻菩萨”——对一切损害和侮辱都甘心顺受，而且还恭恭敬敬地告诉对方：“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终当成佛”。［大意如此］这位菩萨在我们的民间就一点也吃不开。）
《法华经》里还写观世音菩萨有时“现妇女身而为说法”，民间传说里就渐渐使这“妇女身”固定下来，终于成了一个妇女。在《三教搜神大全》里就有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了。说她是一个国王的三公主，因为抗婚，父王要烧死她，要杀她，而她“色不变而志愈坚”。她被囚到冷宫里，大家苦劝，她不听，“反失语激父，父大怒”，立命斩讫，虽然写她的反抗是为了“欲了人间事”（要出家）。而且那结果是公式化的（照例是由于一些奇迹而得救），可是总写出了一个非常坚决顽强的反抗到底的女性——为民间所喜爱所歌颂的性格。
就这样，这几乎成了个传统：在民间作品里出现的观世音菩萨。总往往是正面人物，而且往往是妇女，就连《西游记》——对天界的哪一位佛神都讽刺揶揄，可是对观音就另外一种态度，把地写得可亲近，有的地方还写得很美。
（9）这部“存稿”里可找不出一点和《西游记》的创作直接有关系的消息。可是我们如果要研究研究这位作者，却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资料，可以知道他的家世（见《先府君墓志铭》等篇），知道他还写过一部《禹鼎志》（也是小说之类，见《禹鼎志序》），又有些篇数表现了他对于当时社会世态的批评（《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他的美学见地（《序伎赠写真李山人》），以及他的丰富的想像和幻想（例如《金陵客窗对雪戏束牛柌曹》，《海鹤蟠桃篇》，《二郎搜山图歌》几首诗），——这令我们联想到《西游记》，虽然后者要生动多彩得多。
原载《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汤沛回忆：“一次吃饭时主席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学医学的，不能光看医学书籍，要多看些其他书籍。’并进一步教导我们：‘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主席兴趣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这些书中的某些片断和情节以及它们的意义。周末的晚餐桌上成了他老人家考试我们的场所。当然这也是我们增长知识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