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潮手记之一
由于商品大潮对于文学的冲击愈见强劲文坛有关文学的危机与出路的话题也愈加热烈，有的慷慨激昂，有的怨天尤人，不一而足的悲叹使本来就不轻松的气氛更显得紧张窒人。
我觉得对于当今的文学状态，要从更为本原的方面去看待和理解它的变异与演进，谈看法和下结论既不要仅注重表面，也不要过于性急。
不必讳言，变动不居的文学现实总有令人不能满意的诸多地方，但有的人以今不如昔的怀旧情绪看取现状也显而易见。文学自80年代末以来，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减弱，在以前时期由那些大大小小的“轰动”构成的繁盛局面已不复再现。历史地来看，文学由喧闹的社会性活动回归相对沉稳的自身建设，恰是由非常态走向常态，这是文学在其发展中不断剔除种种非文学性因素的必然结果。从这一层上讲，不再替代别的意识形态在社会批判和政治启蒙方面发挥直接作用，正是文学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争取来的。因此，对于文学在过去那种特有的辉煌，不必菲薄，也不必怀恋。
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生活日益由过去的以政治活动为中心向以经济活动为中心转移，离政治较近而离经济较远的文学，也自然由社会生活的中心和次中心不断走向边缘状态，而且由于经济本身的求利性与文学本身的求义性的天然矛盾的存在，很难指望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带动文学的发展。做文化人，即意味着要做市场经济社会中的边缘人，这无可避免也无可“商量”。在这一方面，也许再度重温经典作家讲过的艺术的繁盛决不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不平衡规律理论，可以多少平衡一下我们的不够平衡的心态。
我觉得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沏涌而来的商品大潮，实际上都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向文化人、文学家发出严厉的诘问：你还搞不搞文学？在这事关生存状态的诘问面前，有的人不免心动，有的人不免脚乱，因此就有人不愿继续做边缘人，而重新选择去做生意人或准生意人，于是，文人踏入了商界，商业手段也进入了文坛，文学中种种俗化现象乃至分化倾向便由此而来。
确实，现在的文坛是少见的缭乱，也是出奇地矛盾，比如，长篇小说多了，可读的少了；写散文的多了，有味道的少了；小报多了，上档次的少了；电视剧多了，能看下去的少了。真是繁中有杂，荣中有虚，很难经得起一番认真的察考。但笼罩着文坛、影响着大众的，恰恰又多是这些东西。诺大的文学阵地，先被影视文学分割掉了一大块，又被通俗文学分割走一大块，只剩了不大不小的地盘，由文学圈子里的人“卡拉OK”式地自唱自赏。
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而分化，已现实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这种分化可从多种角度去认识和描述，而在我看来，它主要表现为互有联系更互有区别的三个大的倾向。
第一，通俗型文学成规模发展，而且以报刊点、小书摊为据点，以名人轶事、社会热点类的纪实和言情、乡土、武侠类小说为主要形式，成为面向广大读者并满足他们的消遣性需求的主要读物。在这类文学倾向中，较多地体现了商品意识与文学样式的结合，有的作家出于赚钱的目的参与其中，有的商人出于赢利的目的介入文学，彼此都有经济利益的驱动，并不纯粹为了文学，因此，通俗文学中的媚俗倾向越来越严重，症结也正在这里。
第二，实用型文学应运而生，比如，适应社会经济变革的需要，为企业树形象、造影响的企业文学（如宣传明星企业和企业明星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为单位创牌子，传声名的广告文学（如“五〇五”神功元气袋的用户征文稿），还如，为了某种社会教育和思想教育的特定需要，创编的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影视、文学作品，每年所进行的“五个一工程”等等。这种实用型的文学切合着社会改革的进程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强烈的针对性和切实的功利性，起到了一般的宣教工具所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
第三，严肃型文学在困难中创新求变，尤其是许多严肃文学期刊在1994年面临生存危机不气馁，相继打出“新体验小说”、“新都市小说”、“新状态文学”、“文化关怀”和“60年代出生作家”等牌子，以新的口号、新的举措，来谋求新的生存方式和新的生存空间，相继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为文学圈内外的人们所注目。与此同时，近些年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中有两批新人在今年都以丰实的成果，使不同的创作倾向渐成气候。一批是以毕淑敏、刘醒龙、刘玉堂、关仁山、何申、阎连科等为代表的本色写实派，一批是以徐坤、述平、陈染、张珉、何顿等人为代表的新生实验派。前者主要写改革浪潮在平民百姓的生活和心理中引起的细波微澜和他们在新旧矛盾的交错中的奋力前行，作者带有把“新写实小说”和“改革小说”的长处相杂糅的明显特色；后者则以个人的、主观的角度来描述特定生活圈子里人们的喜怒哀乐，作品纪实与虚构的成分兼融，带有强烈的个人体验的色彩。两者区别明显，但同样都在追求一种反映当代人现实生活的直接真实，作品充满了与别的作品所不同的浓郁的生活情味和精神趣味。在他们之外，还有一些中年以上的作家也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进入了人们所称谓的“新体验”（陈建功、赵大年等）、“新状态”（王蒙、刘心武、张承志、王安忆等）。
以上这三种大的文学倾向，不仅仅是文体和内容七的不同，它们的更大的不同还在于它们执行了不同的文学功能，它们把我们过去对于文学所笼统强调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在总体上分解了，在具体上又突出了。比如，通俗型文学倾向在主要履行其消遣性功能的同时（这一功能是我们过去所忽略了的，它今天经由通俗型文学得到长足发展，也许是对这种忽略的一种惩罚、其中档次较高一些的作品，则可起到使广大读者认识社会、认识人性的作用；而注重现实功利的实用型文学倾向，主要执行的是一种教育性功能，当然其中好的作品也可能做到寓教于乐，兼具某些审美的因素；严肃性文学以满足人们高层次的欣赏需求为主，它显然以审美的功用为主从美与真、善不可分离并是真与善的升华来说，它自应包含积极的人生效益在内。当然，分解并非分割，突出并非孤立，但这种分解与突出，却可以使不同倾向的文学摆脱某些先验的负累，更切合不同层次的不同人的精神需求，更符合艺术的自身规律向前发展，从而使文学由分化走向深化，又以这种充满个性的多样与多元构成整体的丰硕与繁盛。
文学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是以时曲时直、时起时伏的形态向前演进的。但有一点将永远不会改变，那就是只要有人的理想存在与生长，文学就会存在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与人类同在。因此，不管文学所置身的环境已经发生了什么或还将发生什么，文学所面临的问题，只是怎样“活着”，而绝非要不要“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