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尔不光在文化观念上绝不苟且，在性观念性行为上也绝不含糊。她所以下决心离开她的前夫，导火线就是他没征得她的同意就单方面进入了她的身体一一在她看来做爱只能是两情相悦，否则就是强奸，哪管是丈夫！与观鸟人邂逅时，他问你就不怕我是坏人？卓尔答得妙：坏人可能是我。她知道他想要，却不待他说，自己主动说出我要你，正因为这种平等的两情相悦，她才与他如醉如痴，否则，她绝不会接受；在郑达磊要求与她做爱时她又是一反常情，并不因为郑是好友陶桃的男友而拒绝，她接受了，而且坚持要上位，她要变被动为主动，变承受为进攻，借以亮明她对自命不凡的郑达磊的藐视与评价，从物质到文化心态，卓尔一路攻坚，终于唤回女性几千年来的迷失，收复了她们失落了太久的权利失地。
除卓尔外，在这群作女中着墨最多的就是陶桃了。看得出，作者所以花那么多的心思塑造她，其实就是让她与卓尔与比较而生映衬而在。她们本是同一代人，陶桃同样具有高学位高职位同属城市内领，而且她比她们更美丽更温柔更善解人意，可由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就确定了她比她们多了些世故中庸机巧明理，这些因素也许能让她活得更顺畅更得意，可结果适得其反。为什么？就因为她对人生有种凄惶，总想委身于一个有学问有地位有钱的男人，并且要名正言地成为他的妻子。有欲则不能刚，对男性求之过甚过切，就失掉了自己的尊严，她所以最后输给郑达磊就是因为这一点，相比之下这个形象比较黯淡比较可怜，可这正是作者要达到的对女性世界的警示与关照，是她从另一面阐释关于女性权利的形象话语。
《作女》也写了几个男性形象，如严谨认真攻读加拿大博士学位的刘博，如一直为开火锅城连锁店奔忙的老乔，如细腻周到、善解人意的卢荟，如混世于广告部的齐经理，如沉于大自然和鸟类世界的观鸟人，如如日中天驰骋于商界的郑达磊，他们各个奔忙各有各的天地，不能说他们无所作为可又看不出他们作为了什么，他们都为这世界增添了另一色彩，可少了谁这世界似乎也黯淡不了多少。他们中最有个性有作为的要算郑达磊了，他在陶桃面前的确显出了男性的威势与阳刚气，可在卓尔面前却一下子溃不成军，这就是作者对现世性别实力的评价。她有些失望，也有些庆幸；有些悲哀，也有些昂扬。这昂扬并不单纯，昂扬得悲壮，悲壮中乂有更多的迷茫。我不知作者是不是满意这状况？可她却不能不承认它。
三、现代感与文化意蕴
我在本文的开头曾说，抗抗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一副关注现实生活的心肠。翻开《作女》你会感觉到，中国乃至世界现代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汽车的韵律与文化，那鸟类世界的色彩和语言，那玉的温润和话语，那服饰与香水，那当年砌叠长城的古砖的结构与沟壑……她都如数家珍，如沐其中，不管说到哪个话题都能与你娓娓道来。要是浮面地单侃，在现今这个假文化混迹真文化的世界，是任谁也能聊上一段，可抗抗是把这些文化熔铸在人物中，流动于故事中，使之人文交汇，水乳交融，哪管神侃海作，也处处氤氲出一种人文气息，在这气息中，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的学养与造诣陶醉，不能不为她的现代感与超前性而赞叹，这就是她这部作品的又一特色，也是她在探索小说创作雅俗相融、雅俗共赏的通道上一个可取的试验。
既是试验就总难完善，比如这些作女们作的程度是否真实，她们的理想追求是否还陷在迷茫中，她们的终极归宿在哪里，这些或许不是《作女》的使命，作者只能再写下去。
《扶桑》种种
与严歌苓文学对话
严歌苓，中国上海人，着名旅美女作家。天聪早慧，二十几岁跃出中国文坛，其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等均获中国各种国家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来美深造，获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写作硕士学位。时空更迭，天高地阔，作品更臻隽永深邃，其《少女小渔》、《女房东》、《人寰》、《天浴》等小说、电影十一次获台湾大奖。长篇力作《扶桑》因其史感的深刻、诗情的魅力，中文版面世后又以英文版呈现于英语世界。前此，歌苓送我一部中文版《扶桑》，读后不胜兴奋，故电话歌苓说我真想跟你对话。她笑说广对呀，我上海菜做得绝好，来我家吧，我们边吃边对。于是我去了她位于阿拉米达的家。
李硕儒《下称李你以为作家的写作与作品，是纯属作家个人行为，还是有形无形地已经介人社会的律动？
严歌苓下称严：这是个大题目。
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可也是一个老话常说的话题。
严：以我的体会这分两个层面一就作家写作行为本身说，它是个纯粹的个人行为；可从对作品的孕育、思考到成书面世，它早已融人社会甚至冲击社会了。
李：我所以旧话重提，是因为我感觉到，在美国，众多的华人作家或不是作家的华人似乎正在有意无意地形成一股寻根热，寻华人在美国的根。我于是推想，你的《扶桑》是否也是这种热的一部分？这部作品的成因是不是你对华人往事的追怀与反思？
严：你今天看到的是现在的我。酝酿这部作品时我还在上学。在我的学校，我是唯一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外族人，要学写作，还要应付种种生活的压力，那种陌生、笨拙、丑陋汇集一起，在我的灵魂里时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感。就像一棵幼树一下子从旧土里拔出，那种土腥、潮湿、主根须根连同娇嫩又孱弱的神经全暴露在另一个天空的空气中，这自然暴露出我的种种弱点与稚嫩，可我不能在空中悬得过久，久了就要风干、死亡，我必须重新栽到新土里，把新土焐热，把我的根和根上的神经扎进焐热的新土，这种冷不防的拔离、蜕变和扎根就像一次再生，它需要发掘所有潜在行为当中过去从没意识到的行为和心理才能延续这生命。在这种挣扎中我不可能想到历史和追怀往事，我没有这种奢侈的本钱。可直到有一天在图书馆，我看到一幅照片，一幅过去唐人街上妓女的照片，你看，这照片已经是我的英文版《扶桑》的封面。
李：看完封面上的照片？她不像想象中的那时妓女的样子，很修长，很美，还带几分雍容与淡定。
严：可她确实是一张那时妓女的照片。于是我翻找大量的记述那个时代华人移民生存状态的图书和资料，从我的移民感觉我找到了他们的状态他们的感觉。
李：看得出，你是从感觉到创作，而不是从命意出发。你的感觉实在好，入木三分。读你的书，我也是从感觉接受，从感觉离析。你在《扶桑》中塑造的三个主要人物中，我觉得扶桑和大勇丰盈饱满可以说呼之欲出，可那个小克利斯却有些模糊，总像隐在旧金山的大雾后面。
严：不是旧金山的大雾，而是东西文化隔离的大雾。
李：先说扶桑。如果按鲁迅先生对女性特性的论述一妻性、母性、女儿性中，她没有妻性和女儿性，只有母性，还有一般女性没有的妓性，看法可对？
严：你这看法很别致。还有一种说法，说扶桑有一种佛性。这不是亵渎神灵。因为从生命原本的意义上说，她能够接受一切、包容一切、怜悯一切，而且总是那么从容地、淡定地、悲悯地、大智若愚地微笑着接受，你说你从她身上除了看出母性外还看出妓性，有道理。但不准确。你再细看看，她虽然是妓女，但在她身上从来没有妓女常有的贱、嗲、刁、媚和那种以灵肉做生意的贪婪。她是一个原始的嚣张的自由体，在她身上没有任何社会和世俗给予的概念和符号，她没洗过脑，只是一个最低的原初的生命形式，一个淳朴又纯粹的雌性体，我就是带着一种讴歌式的兴奋来讴歌这种原始的生命力量的，无论带来的是正面还是反面的效果。
李：或者叫艺术层面的，而不是伦理层面的。
严：当然，这一切都是形而上层面的话语，可别被说成我严歌苓在鼓吹女人都去学妓女当妓女！
李：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尽管在中国的古典哲学中到处宣示儒、释、道的哲学主张。可在民间老百姓中，人们信得最多的并且往往以之判断是非善恶的往往是侠是信是义，这种色彩在大勇身上体现得非常强烈，重墨浓彩。自然，他也有不信不义的时候，这就是在他显出霸气、匪气、无赖气、泼皮气的时候。这个人物非常饱满强烈，有时是非常矛盾对立的东西集于他一身，恐怕他自己也不好解释，自然他也不屑去解释。读到不少章节我都忍俊不住，总要笑出声，甚至想马上给你打电话问：你一个女流、弱女子，是怎么写出这么个人物来的？
严（笑我在阅读关于中国城的资料中读到不少堂口里的霸主，他们非常丰富有趣，我就把他们的特点集中在大勇身上。说真的，写他的时候我非常过瘾，正如你说的，在他的性格中，正面负面的色彩都十分强烈，写作中我几乎是不能不毫无顾忌地把大块的色块往他身上拽。
李：拽得好，自然天成。
严：你看他那气魄！他最愤慨的就是洋人的自以为是和他们视华人为劣等民族的眼神。
李：我最喜欢大勇从拯救会里救出扶桑，带着她和一帮梳辩子男人坐在海湾轮渡上遇到那帮白人退伍兵后两方对峙、两方叫劲的段落。白人人多带枪，是一帮正在喝着酒寻衅的兵痞，他们没事要找事呢，遇到这帮带着中国妓女的梳辫子的中国人岂肯轻易放过！大勇和他这神和骑士风度，当然还有对东方神秘主义的好奇。他身上有唐吉诃德式的可笑的地方，可又没有唐，吉诃德的饱满完整，我想你如果真把他写成个小唐吉诃德就好了。
严：这不是我的本意。或许是因为把他放在两个成熟的东方人之间才出现了这种反差？自然，还有我对白人理解不深的因素。
李：甭说一个十四岁的白人男孩，就是一个四十岁的白人面对这么复杂的两个中国人恐怕也弄不清他们是怎么回事。弄不清还要往里搅和，越搅和就越可笑。
严：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我们整个民族充满这种关系，甭说外国人弄不清，同是中国人也很容易迷迷糊糊。读了《赛珍珠传》以后我感觉我和她，有很多共识，她非常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以及中国人对生活和命运的观念。要是西方的从政者能有这位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女作家的立场和认知就好了，那么，存在他们和中国之间的什么问题都将解决。
我最痛恨的是西方人总是居高临下地把自己定位在离上帝最近的位置，而把其他肤色的人种贬为劣等民族，然后就由他来拯救来解救。从西方和东方打交道以来，包括十八、十九世纪的传教士直到今天，他们的这个逻辑和定位就从来没变过，包括克利斯对扶桑，也是我同情你，所以我来解救你、爱你。问题哪有那么简单？你克利斯对扶桑连了解都没有，你都不懂她，你怎么理解她解救她？你解救她什么？就如同西方与中国，你还不理解中国，你怎么解决中国那么多问题？包括民主与人权。你说的那个人权与中国人想的完全是两码事，他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政权而要你给的人权？所以西方人永远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因为他们没学会赛珍珠看中国的立场和方法，他们参与中国的事只能越掺越乱。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并没想到这些，只迷迷登登地沉在我的人物里，可潜意识中我是有这些理念的，也许这个克利斯就是我潜意识中的理念和艺术构思的不够和谐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