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眼的故事
这是一声古老的、古老的叹息，这是一种现代的、现代的心绪；这是一个未开化、未开化的角落，这是一个不安分、不安分的年头；这是一个被损害、被损害的弱女子，这是一个要自由、要自由的强女人；这是一件不起眼、不起眼的小事，这是一个永恒的、永恒的主题。
人突然说：我是人吗？
小小于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京郊。原先的菜地，鼓捣鼓捣就长出了十多层的居民楼；原先的队长家长制，乍着胆子抵御家庭承包制。但是，原先还是原先，这里还是这里。
小耗子，上灯台，
偷油吃，下不来，
叽哩咕噜滚下台。
这些约摸从17世纪相传到现在的儿歌，老婶子们有滋有味儿地给托儿所的娃娃们唱着，唱欢势了，果不其然儿掏出娃娃的小鸡鸡儿，又装着有滋有味儿的模样咂巴着嘴，喊着：“吃一个，吃一个！”照例挨个儿把小鸡鸡儿都“吃了”。
明儿呢？后儿呢？多早晚儿也会唱“小小子儿”，也要“吃”小小于儿的小鸡鸡儿。
什么电动玩具、电子游戏，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或者说，这儿是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世界。世界已经进入1979年，已经进入第三次浪潮，产生托夫勒现象。但是浪潮、现象这些时髦词儿，真正传人中国要到80年代中期，而且一经传人，立即泛滥。什么事儿、什么人儿都可以即兴命名为“某某现象”。这是一种视人云亦云为时髦，视一致为潮流的懒于变革、疏于思考的劣根性“现象”。
扯这些全白搭。京郊这个托儿所照旧儿只有土炕，炕上连张像个样儿的炕席也没有，只一块脏啦叭叽的塑料布。小小子儿，长疮疖儿，哭着喊着拉痢疾儿。
大婶子们抱起哭着喊着的小小子儿，接唱“要媳妇儿”。这年还真让她们唱来了一个媳妇儿。这媳妇儿找队干部要工作。干部说：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你就没露过脸，你是个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媳妇儿好容易才咂摸过滋味儿来：要这么说，还得积极参加“文革”？这早晚儿还因为不参加“文革”编派我！
这媳妇儿终于获得恩准去那个托儿所工作。得填个表。她精气神儿十足地写上：保育员。填什么保育员？你就填看孩子的。人说了，孩子教什么教？不碰不磕就行了。我们要的是看孩子的！
媳妇儿直觉着透心儿凉。一低头，忍了。折过身就把她的职业改成：看孩子的。
字面儿上改了，心里边儿不改。这个媳妇儿给小小子儿、小丫头们教唱歌、教跳舞的，闪展腾挪的给人瞧着尽新招儿。“教什么教？自个儿都有家有业的了，疯半天给谁瞧？”这媳妇儿“不疯”的时候，用漂白粉擦洗炕上的塑料布。擦洗完了，更“疯”上了，找头儿要求给娃娃们铺炕席，要求改善住房条件，要求撤换不适合的保育员--这儿倒是应该说成：看孩子的。
头儿说，你不来托儿所，大家伙儿踏实着呢，你一来怎么这么多穷事儿？你看着孩子不就齐了？大家伙儿更有得话说了。整天价显鼻子显眼的就显她能耐？我他妈在生产队看了几年孩子也没那些个破事儿！她来了三天半，就搅乎得孩子也不行了，大人也不行了！
小媳妇儿说，她先头在家剪铁花，卖的钱比这挣的多了去了！还省得生气。如今既来了托儿所，让她干这活儿，横竖得干好。
较上劲儿了。
到底儿撤换了一位看孩子的大婶儿。她和头儿是亲套亲，嚼起舌头根子差点没把这媳妇儿给骂化了。
到底儿让队里给托儿所盖了四大间房。到底儿送托儿所的娃娃们眼见着增多了。可托儿所的篱笆隔壁是养鸡场，托儿所浸泡在鸡屎味儿里。地上潮得长蘑菇，苍蝇、蚊子像赶集。队里的劳力分六级，最末一级是清洁工，倒数第二级是保育员。孩子大大增加了，劳动量也增加了，待遇怎不见长？
头儿说来了你就乱了套了。真不知足。媳妇儿说，你们生产队办公室怎么不挪鸡场来？头儿说你还要什么？生产队都给你算了！
媳妇儿的男人说了，你还是回家吧。得罪了人还能有好儿？
媳妇儿说，她最见不得的就是让孩子遭罪。
那媳妇儿叫孙旭红，小名儿叫香子。八岁那年妈妈带着她和两个妹妹从城里改嫁到村里。妈妈指着一个“黑老头儿”（香子长大后才明白黑老头儿当时约摸三十岁）说，这是你爸爸。爸爸不是这样的。香子说。香子的亲爸爸死了两年了，她就是不承认爸爸死了。“爸爸出去办事儿了，爸爸还回家呢！”
香子掉过身去，只见“黑老头儿”家的女人全都插着红绒花，怎么跟过节似的？为什么有人生气了，就说怎么一下带来了三个外秧（后来才知道外秧就是前夫的孩子）？怎么一下来了四口吃饭的？这后一句，香子立马儿就懂。当然要吃饭。香子从城里一路颠颠儿的到这村里，早饿了。又没见过窝头，可爱吃了。一眼看见桌上还有一盘什么肉。“黑老头儿”的妈妈--大伙儿让香子管她叫奶奶--说这是下酒菜。香子也想尝一尝。奶奶说这是辣的。香子说我尝尝辣不辣。奶奶说吃了要拉稀的。香子说那您怎么不拉稀？我就要那块肉。奶奶说你们外秧子都是娇客，丫头就是不值钱。
这天香子悄悄儿问妈妈什么叫不值钱。
“你要是小子，妈就不改嫁了。”“那你干吗改嫁？”“就因为你是丫头。”“那我为什么是丫头？丫头特别可恶？”“唉，香子，丫头不值钱。”
（香子怎么会知道，后来她的一对“丫头”还会有怎样的不幸！）
第二天在课堂上，老师说怎么叫你两次都听不见，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老师，丫头就不值钱吗？”“谁说的？”“奶奶说的。”“丫头是好人。我就是丫头。我就可以当老师。”“那我妈为什么说因为我是丫头她就要改嫁？”“唉--你心太重！你注意点身体，吃饱了！”
因为吃不饱？因为不让吃饱？因为怎么也想不通丫头为什么不值钱？这以后，香子在课堂上，常常一站起来就休克……
那是50年代中期。三十年后，香子这代人的孩子们，有的一面用父母的钱消费、交友、旅游，一面说自己活得太沉重了。当然，此是后话了。
香子的妈妈改嫁一年后，生了一个弟弟。香子也不懂怎么又会冒出一个弟弟，更不懂妈妈干吗整天价抱心尖子似的抱弟弟。香子一天三次去给弟弟取牛奶，这是给小小子儿喝的。再一年，怎么又蔫不出溜儿的冒出一个妹妹。反正是杂拌儿家了。十岁的香子，天天儿四点起床推碾子。
老师看香子透着聪灵，小嗓门儿倍儿脆，叫她去考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说考还就考上了。妈不让去。说丫头不能学戏子，唱戏的没好东西。说她一去家就垮了，全家靠她推碾子呢。
敢情香子在家还真跟那房梁似的--梁拆了，当柴烧还热热锅呢。
香子一下子闷了。不是说丫头不值钱么，怎么她一走这家就垮了？她想走，想去唱歌。她哭。眼睛哭坏了。火眼，浑浊。闹着眼病推碾子。
生活，有时真像推碾子似的，走啊走啊的又回到原处。
都80年代了，已经没有人叫她香子，都叫她孙旭红了。她一听说中国戏曲学校招生，在托儿所挑上八个五六岁的孩子，就要带他们去考试。走前得跟队里请假：我带孩子们去试试。试什么？还唱戏去？祖坟上就没插那根蜡扦！试--试去吧。
说话那声儿歪着岔着也不知是打哪个胡同里冒出来的。忍了。为了孩子们，忍得下！孙旭红一人带这八个小不点儿上车站，曲里拐弯地在乡间小道上得走半天，哄一群小鸭子似的。眼睛盯着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紧招呼、紧忙活、勤拨拉着、勤数着。这一个个，哪个都长得顺顺溜溜的，哪个都教会了唱歌、认谱。果不其然儿，第一道面试全通过了。八个全通过了。小香子当年咋没有这福分儿！
第二道面试--认乐器。糟了，托儿所哪有钱买乐器！孩子们全卡壳了，小傻子似的横竖光会讲不知道了。风琴，不知道；钢琴，不知道。80年代的孩子任什么琴也没见过。八个孩子全砸锅了。孙旭红一把搂着这八个蔫了的孩子，坐在戏校门口台阶上，哭开了。孩子们亮开八个脆亮的童声，齐声哭着：老师，别哭了，咱回家。老师听着这本来可以学唱戏的童声，更哭个没治了。北京人本来就有围观癖，看见这儿扎堆儿哭着，还能不围观？还有人在胡抡：这是农村的，还想上这个地儿来？真新鲜！
这堆儿蔫头耷脑地回到村里，偏又遇上那位歪着岔着嗓门说试--试去的人。回--来了？考--上了吗？
孙旭红一句也答不上。也不是答不上，跟他诉不着！
孩子家长们说话了：老师，你尽心了。是咱们孩子没造化。
什么造化不造化！再不能不改变孩子们的教学条件了。我小时候没有这个机会。现在就是要让孩子们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我就是要不知天高地厚，我还要找头儿提要求！
孙旭红，你还要什么？把我脑袋摘了去！您要这么说就不对劲儿了。您是党员，也为子孙后代想想！至少得让孩子们知道琴，知道1、2、3、4是从什么地方儿发出来的！行了行了，队里研究研究吧。
一些日子过去了。
我又找您来了。您这研究有完没有？您若是跟我说个准日子，您到底儿要研究到哪个年代，我也就不惦记这事儿了。
孙旭红又找到大队书记，申请用大队公积金给托儿所买个三百元钱的琴。好，我们考虑考虑。那您得告诉我，我哪天再来找您。你甭来了。好，不来了。但是您必须给钱买琴。我要是为自己，我自己挣去！挣不来我也扯不下这脸找您！
大队批了六百五十元钱给这家托儿所买琴。
比孙旭红申请的还多呢。这份儿高兴！赖皮赖脸也好，受气挨骂也好，反正给孩子们把钱争来了！她双手划开麦浪走着，使劲儿划，撒开了唱，野孩子似的。
她十五岁的时候，也这么唱过。也是一个人，冲着田野。再不，就是冲着田野大声读书。
那会儿，田野里有一间孤零零的电机房。电机房里有一个孤零零的十五岁的香子。不不，香子只有在她孤身一人的时候才不觉得孤单，才不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她十一岁的时候，老师喊她在课堂上站起来。老师说，为什么不交书本、学杂费？战士上战场不带武器，能不能打仗？小香子从来是好学生、班干部，她第一次被罚站。她只觉得自己的个子怎么这么高，这么高，高得像个怪物，那么招人笑话、那么丢人现眼的怪物。怪物杵在课桌旁越长越高，眼看着人家把她的课桌撤走了，她连一点遮挡的、遮丑的东西都没有了。越发地招摇，越发地让人戳脊梁骨了。满世界的人都瞅她呢。天怎么不黑呀！天一下子就黑严了……等香子休克醒来，只听最疼她的吴老师在对课堂老师说，香子是个很苦的孩子。她的学费我交了。不，香子不能用老师的钱。香子在家里没地位，在课堂里也没位置。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
妈妈，我退学吧。也好，你越学越野，还疯疯癫癫的想唱歌。妈，我这辈子怕再也背不上书包了。我给您上地里干活去，挑菜苗！
退学这个日子，香子记得清清楚楚：1961年5月16日。这一天，她在菜地里不吃不喝哭一天。哭着挑着，单细的小身子挑起三十多斤的菜苗就走。豁出去了，就这样了！反正再也摸不着书本了！
（后来，到了80年代，香子的一双女儿这么大的时候，她得满世界找她们，央求她们用功读书：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总得有个自己的位置！）
香子十三岁了，队长看她老是晕倒在地里，就调她去看抽水机。这往后，她在电机房，把《林海雪原》这样的小说，整本儿地、一字不落地抄下来。杂八凑儿的书本纸片儿，是字儿就读。来劲儿了冲着田野撒开嗓子读。香子当然不会想到，后来，到80年代她能发表那么多小说、散文。光是1986年和1987年，她为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就写了五十篇近二十万字的民间故事。1986年获地区创作一等奖。1987年11月，她踏上去上海的列车，又走上主席台，她作为（新民晚报）征文获奖者，对上海人民讲话了。
后来的事，丫头片子小香子能对得上号吗？不过，只读过四年小学的香子，到了十六岁，也成了村里的小才女，已经身兼记工员、宣传干事、妇联主任等职。虽然她自个儿都不懂妇联主任这角儿是干什么的。让宣传计划生育？行。唉呀傻香子，你可甭管这事儿，寒碜着呢！看肮脏了你，不怕戳碎了你的脊梁骨！
其实香子本来就不会用嘴去宣传。但凡说话的事儿，都由别人替代。自小就觉着这世界上没有自己的位置，自小就觉着没有自己说话的份儿。说话，怎么说呀？干吗要说呀？谁还能听我说呀？妈尽数落她：你是丫头，你命里没那造化，你别追那没影儿的事！
人说拉扯大一个孩子，指不定要跟孩子说上多少废话。孙旭红自上托儿所工作，和这帮孩子们说起话，就没个完了。话也多了，心也开了，脑子也活泛了。写上一个《托儿所托幼工作改善管理条例》，交给头儿脑儿。头儿说，行了行了！你一上来这也改革，那也改革，我干这么多年了，也没这想法。孙旭红乍着胆儿把《条例》再交给更大一点的头儿。这位头儿说，我已经为你开了很多绿灯了。现在你这也先进那也先进，你怎么感谢我？孙旭红说要不是三中全会，你能为老百姓干出什么事儿？头儿说，我只说我为托儿所使了这么大劲儿，你怎么感谢我吧？孙旭红说托儿所是集体的，孩子们是国家的，我感谢你什么？莫非今天给你送条烟，明天给你弄瓶酒啊？头儿说，不听我的不成！我说了算！都给你安置好了你又要改革！你提的《条例》永远不批！你不打算干趁早说！托儿所不办了！停办！
都快1984年底了。可是，好像先头怎么当官儿，现在还是怎么当。如今甭管干哪个行当儿，即使当个托儿所保育员，都得紧着学新东西。偏有些个当官儿的，好像不用学，就一个招：我说了算。农村人，特别是农村妇女，为了生活，不，不过是为了活着，逆来顺受惯了。妇女们把自己好多珍贵的东西都丢了……
1969年的冬天，大队书记把入党积极分子香子叫到队部，突然给她一张入党志愿书，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填这张志愿书？因为我爱你。香于一家伙给吓毛了。立马儿又明白过来，心说你以为妇女都面剂儿似的随你拨弄啊？香子紧着说：我不入党了！（打这她再不申请入党，这也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可这下地是找不自在了。大队书记一拍桌子：“我是共产党！”香子抽冷子打开窗户喊：“聂大爷，您过来给书记倒杯茶！”这天晚上，开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大会。大队书记黑着脸儿说，有些人不够积极分子的资格，怎么也来开会？香子就势站起来揭了这个“共产党”的底儿。后来她才听说，天知道他糟毁了多少妇女，只不过没人敢揭发。有一个十七岁的姑娘给书记玷污过以后，从此家里容不下她，把她嫁给张家口一个四十五岁的汉子。她受不了那汉子的打，顺着铁轨一路跑回北京，跑进村里，又被轰了出去。后来再也不知道她的下落……
不会被轰走的是大队书记。书记这回“爱”上香子以后，才被调换走。调到一家木箱厂，还是当书记，还是“共产党”，还是他说了算。
头儿说了算。说停办托儿所，就停办了。
宣布停办的这个日子，如同小香子宣布退学的那个日子，孙旭红是断然忘不了的。这一天，1984年11月21日，头儿在大会上说，托儿所太赔钱，说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为了提高大家伙儿的收入，把托儿所这赔钱的买卖关了！谁有本事，谁爱干什么干什么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