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政府借来两千元贷款，孙旭红要去王府井采购托儿所的一应用品。王德贵的脸都黑严了。孙旭红抬腿便走。王德贵蔫不几儿地跟着，也不言声。到了302路汽车站，一个上前门，一个上后门，还是不言声。换乘13路，再换乘104路电车，还是各买各的车票。王府井大街上，孙旭红和王德贵一前一后的不搭话，陌路人一般。可又像一个是另一个的影子，动作协调，心情相契。她走入一家商店，他跟着进。她买好脸盆架，他接过去。她走入又一个商店，他随入。她买几十个茶缸，他接住。寻觅寻觅的，就买了一大堆塑料盆、铝盆、毛巾、肥皂、虾皮、紫菜……孙旭红心里暗笑：你生气，生气生去，叫你拿着！
回到家，王德贵说看来这托儿所办不成也得办了。
两口子砌砖抹泥的，鼓捣鼓捣的把原先两大间敞亮的正房改作托儿所，又七凑八凑地给自己搭出一间住房。王德贵是电机厂的工人，下班后给托儿所买菜做饭装暖气片盖澡堂子安旋转椅……这里掇弄掇弄，那里鼓捣鼓捣，哪天也不轻省。他说，我看她就这么个追求么。
1985年3月，孙旭红自己做主的、北京市朝阳区农村第一个家庭托儿所，开张了。
生产队，如同那回宣告停办托儿所，还是头儿说了算一贯制。如今又说出个新“王法”凡是报名上孙旭红托儿所的孩子队里一律不给报销独生子女费。
人，可不是用钱就能拴住的。孙旭红在60年代，有一回左侧半身不遂了。左手连一根针也提不起，这是当年小香子挑菜苗，肌肉让担子压死了，成一鼓包，又压迫了中枢神经。张家口有个叫孟春的实习大夫，那年她才二十五岁，正好到北京中医医院来实习。孟春说，不把你肩上这块死肉揉活了，我不离开北京。这时是5月，孟春就这么带着春天走进了孙旭红家。她一天隔一天下了班就从城里骑车来，揉上五十分钟又蹬上车。六个半月过去了，经过三伏天到了大雪天，那是一次不落，一个节假日都不回张家口。这天孟春带着一身雪进屋了，大笑着：今儿我一路摔了十一个跟头。要让你摔十一跤，你爬也爬不起了。我棒着呢！
孟春每回忙忙叨叨的还要教孙旭红自己给自己按摩。随部队离京那天，孟春开着车来了：“还能给你揉最后一次，揉完了我开车去追部队。”那得意劲儿，赚了什么外快似的。当然从来不肯收一分钱的。
孟春把春天留下了。孙旭红肩上那块死肉复活了，经络通了，七窍开了，身子眼见着硬朗起来了。她开始给村里人按摩，给自己按摩，刚柔相济。她的心脏病、骨质增生、硬皮症、背肌硬化症、肾炎、胃溃疡，全好了。肌肉也有了回弹力。不把她当人的，没有把她逼死；是好人把她逼活的。老舍写过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孙旭红要做一个活活人。活着，生活着，充满活力，活得像个人样儿！人，应该有自己的意志，有独立的精神，有不懈的追求。在一块培养过死活人、活死人的土地上，在尝够了活人死的滋味儿以后，能做一个活活人，多好！
也不知这些年是钱活泛了，还是人活泛了。队里的新“王法”竟是任谁也没卡住。孙旭红托儿所还设开张呢，已经报名了四十九个孩子。可是，队里不给报销独生子女费，你们家长的经济负担不是太重了？旭红啊，重，也信得过你。
那么，累，我也痛快。干一件事用不着又要请示又要汇报了，痛快！
孙旭红托儿所，第一年全是村里的孩子。第二年城乡交界处有居民户口的孩子来了。第三年市里西单、东华门等等闹市区都有孩子来了。城里有的公家托儿所，日托还要交赞助。一百五十元，三百元，几百元的，家长的工资才几个钱？每天接孩子，遇上堵车，去晚了，老师耷拉着脸，明着不说，什么意思那脸上也全写着呢。再晚些，老师走了，孩子寄存传达室。这也不能怪老师。老师是来上班的，有上班的时候就有下班的时候。独独孙旭红是个家庭托儿所，托儿所像家一样。任何一个钟点都可以接送孩子，也可以不接送孩子。上早班的，清晨六点就把孩子塞来了。下夜班的，也有清晨六点来接孩子的。加班的，得了，麻烦麻烦老师了，孩子不接了。
1987年11月，孙旭红要去上海领奖。家长们说，你去吧。有我们照管。我们下了夜班白天来，下了白班晚上来。活活儿一个大家庭。
1988年8月，我走进这个家。正巧有一位挺摩登的家长也在。我问起她的孩子是哪一个。那个，她说，笑着，眼泪花花的。怎么了？
她是离婚的。女儿判给了孩子爸。他为了不让她找到女儿，来回转托儿所。垂杨柳、劲松、东直门……她在北京找了六十八个托儿所，这才找到这儿。头一回来，曲里拐弯地走了半天乡间小道，心说女儿怎么就被送到这么个破地方？这怎么能呆？再一问孩子爸爸已经结了婚，一个月也就来接两回。她冲着门前的河直流泪，真觉得那一河的水都没她的泪水多。但是女儿笑着，说；“妈妈，我现在有三个妈妈了。爸爸又给我找了一个妈妈，孙老师是我老师妈妈，我也叫她妈妈。”
打那以后，错开孩子爸爸来的日子，她下了班常来。擦黑儿来，摸黑儿回去，倒也不用怕走小道--有王德贵送呢。
托儿所还有一个男孩，也是父亲带了他又结婚的。孩子从河北省送来后，半年了，父母没来过，钱也没送来过。男孩对孙旭红说：后妈不疼我。孙旭红说，得了，我当你妈吧，我多养一个孩子吧。过春节，走亲戚，孙旭红上哪儿都得带着他--太小了，离不了大人。孩子洗澡、理发么，有王德贵呢。
孙旭红自制的教具得有一千种。碎布头、塑料盒、树叶、鸡毛、方便面口袋上的图案，全是她的原材料。我拿起她粘贴的两个人问孩子们这是谁。
“贾一宝一玉。林一黛一玉。”
“贾宝玉是什么人？”“是一男一人。”
“哦，那么你们见过贾宝玉吗？”
“见--过。在《红楼梦》里见过。”
在这群小小红学家里，有一个一望而知的先天性低能儿。你叫什么名字？“蓓蓓。廖星蓓。”她立即拿起纸和笔，飞快地写下她的名字，还是一手小楷呢。“蓓蓓写的。”她说。蓓蓓的父母先头送孩子进城里托儿所，都不收。这才打听到孙旭红。弱智儿童就该遭罪吗？“外秧子”也好，弱智也好，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平等的机会。蓓蓓怎么就不能教育？我那对要“回娘胎”的佝偻女儿都能像兔子似的跑呢！
蓓蓓大概遇上了我这个知音了，才智焕发起来，连连做算术给我看。1+1=2，4+4=8。放下铅笔又掰手指头，紧忙活。她已经考上小学一年级，已经背得下一年级课文了。我说你慢慢算吧，我还要和孙老师说说话儿。她说拜拜。
英语也教了。孙旭红对孩子们各有侧重地分个儿教，一拨拨地送上小学。村里人常来托儿所，说旭红啊，真羡慕你。可是呢，也就敢上托儿所说个话儿，真让她们也干，怕了。怕什么？什么都怕。孩子似的让看孩子的看住了。人得先把自己解放出来，得有个追求。要不十几岁的香子们还得退了学去挑菜苗。要不现在全国有多少十多岁的孩子退了学干活、做买卖！
孙旭红办起托儿所的时候，给孩子们买了手风琴。然而，社会一下子就进入电子琴阶段了。家长们抱来了七八百元、一千七八百元的电子琴，说孙老师，你给托儿所的孩子们教吧。孙旭红说，家长的负担太重了。一月百八十元的工资，攒这么个琴可不轻省。家长说，现在物价这么高，你的托儿费该涨钱。你老不涨钱，周围的托儿所不好办了，对你有意见。
唉！家长就那么一点钱，涨钱我心里不好受。涨，家长负担不了；不涨，我负担不了。
孙旭红、王德贵整天价拉套驾辕的，待村里人睡瓷实了，又开始他们一天的最后一道“作业”--洗托儿所的衣物。俩人快快当当儿的，怎么又是凌晨两点了？村里人只看到孙旭红托儿所面向全市，年年先进，还以为她发了财，开口叫她万元户。她呢，人前狂着呢：我反正挣的比你们多！自个儿干还不用受人气；人后那份艰难，全凭一口气在那儿撑着呢！
孙旭红重重地叹一口气。她讲一席话就重重地、重重地叹一口气，好像吐出一颗炮弹似的。当年她带了那双兔子似的女儿到北京一家家医院去，医生问怎么治好的，她也是重重地吐出一口气，然后轻轻地讲一句：说起来很容易。到现在，哪一天是容易的？这双女儿不仅会上学了，还会逃学了，逛大街了……脑袋瓜里挤进了很多东西，就差一点没把妈妈给挤走了。做妈妈的，骑上自行车，找了这个找那个，俩女儿兜圈圈地躲自己的妈妈。把她俩从“回娘胎”的畸形人变成了玉兔似的亲妈妈，女儿可以躲她，她可拼死也得把她们找回来。女儿啊，人不能活得窝窝囊囊的，做人就得像个人啊！
孙旭红重重地吐出一口“炮弹”，又笑了。笑着看一个“回娘家”的男孩。这孩子早就跟托儿所“拜拜”，又上完了一年级了，假期还老惦着从城里回这儿住两天。孩子大模大样地对那帮小红学家说：小朋友，都坐好了。现在，我教你们写字。今天我代妈妈上课。
一个小红学家说：她不是你妈妈，是老师。
男孩说：你们知道什么呀，我叫了几年妈妈了。
孙旭红又叹了口气，吹笛儿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