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悲剧过后，历史开始为这场悲剧的主人公们洗刷“污秽”。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无尽的人群云集天安门广场，在沉痛悼念周恩来的同时，爆发了积聚已久的呐喊：十年浩劫，天灾人祸，人祸天灾，国家已经千疮百忆，党已经遍体鳞伤，人民已经万马齐喑！
--人们对周恩来最后的遭际深表不平，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深表不满，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深表忧虑，对王、张、江、姚“四人帮”进行辛辣的嘲讽。
饱经十年浩劫之苦的中华民笔在流泪，也在觉醒！
“我就是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当文化大革命的迷狂把他推上个人崇拜的峰巅时，晚年的毛泽乐心中不无忧虑，他的话音里透出一种凄凉。这种话是他从未说过的。在23年前庐山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层建瓴，那种嘻笑怒骂的潇洒，那种驾驭全局安之若素的气度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他只能无奈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皱着眉头对斯诺说：哪来那么多“伟大”，讨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这位挽救过革命挽救过党、并以他东方巨人的雄才伟略和绝对权威击败了一切对手的领袖，在他的崇高威望达到了顶峰，伴随着巨大的孤独也达到了顶峰时，溘然长逝了……毛泽东英明潇洒一世，但他的晚年，却是一个充满谬误的、令人悲哀的晚年。然而，不管你是爱还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毛泽东比任何其他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覆盖了、主宰了、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他将是长久被人们反复研的对象。
一个月后，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举国欢腾，民心振奋。历史从此翻开了新一页……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中共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时任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主持了会议。但会议的真正主角是第二次被打倒后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他的思想成为会议的主导思想，他的讲话成为会议的中心文件。他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总设计师，此时已经画中了第一张蓝图。
会议在讨论了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动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之后，11月12日，老革命家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六条意见，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应予平反；
陶铸、王鹤寿等人被错定的“叛徒”案件，也应平反，不能留尾巴；
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要移交中央组织部，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天安门事件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
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应予追究。
陈云的发言也像当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在西北组的发言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广泛的赞同。虽然也有人反对，好在那种制造“彭德怀恶梦”的瑟瑟阴霾已经飘散，代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声可以痛快淋漓地倾吐出来。
陈云在提出要重新评价彭德怀的问题时说：
“彭德怀是担任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他说话的语调缓慢而沉重，神情严肃，那阅尽了也受尽了一次次险恶的斗争风云的眼眸显得冷峻而凝重。事实又一次告诉人们，他是一位抑制力很强的人。他的平淡无奇也许比那种锋芒毕露更富于自信心。他信奉的哲学也许就是这样：需要英雄的年代是不幸年代；那些历史记录读来平谈的国家是幸福的。
现在，陈云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果断把那位在不幸的年代铸成的英雄点将出来，确有震聋发聩、扣人心弦的震撼力！长期以来，许多人都感到彭德怀的问题是冤屈的，但因为是伟大领袖定的案，所以没有人敢提出来纠正。
打破最高权威定来的禁区，解决彭德怀的问题，这不仅是纠正一个历史冤案的问题，它无疑是向人们吹响了解决思想、召唤民主的号角。
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作的题为《解决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指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
接着他说，其实道理是明摆着的：人们处于不同的环境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不会只一种。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见解。而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罢官，又不许他争辩，甚至不许其他人为他争辩，谁也碰不得，谁也讲不得，谁讲了谁就倒霉，这不能不说是党内多年来嘴上讲民主而实际上不民主的专制作风的象征。彭德怀事件发生后，党内的民主逐渐消失了。中央开会，只有毛泽东说了才算数。他讲得对，大家积极拥护；他讲错了，一些人附和，一些人就不讲话，变得鸦雀无声。1976年的“4·7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经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一切职务的决议》），因为是用毛泽东的名议提议的，一提出来就无人敢反对，当然是“一致通过”了。
在回顾过去所产生的沉痛教训时，邓小平说，如果把党的领袖宣传太多、太过分，以致达到“永不会错”的神化程度，那样也就不会有民主了。如果一个人“永不会错”，是“绝对权威”，其他人的不同意见又哪里有存在的必要呢？又怎能站得住呢？“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同时，邓小平又指出，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一个国家上上下下只有一个声音，只允许一种声音，这个必然死气沉沉，缺少活力，没有希望。
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不正是由于这种极不正常的状态，才导致了庐山的悲剧、“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吗？当一个人的伟大而使得任何其他政治人物都变渺小，一种思维在进行而别的思维都显得微乎其微以致失去作用的时候，历史便在浑沌与痛苦都显得微乎其微以致失去作用的时候，历史便在浑沌与痛苦的嬗变中载起忧患。从那时起，任何企图使国家和民族免于灾难后果的努力都显得多余了。任何企图使国家和民族免于灾难后果的努力都显得多余了。任何企图褒贬一下往日的神话、梦呓、昏乱和迷狂的理性思索都被窒息了。一切出于怜悯苍生、也出于担忧国家和党的危机而提醒劝告最高决策失误的忠良之心都被冷酷无情地从中国的胸膛里血淋淋地摘除了……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
这是一次实现全局性的战略转变的会议。
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段斗争为纲”、“无产阶段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口号，严肃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全会公报在讲到彭德怀等人的问题时写道：“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迂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会议一致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表现。”
千淘万漉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
中华民族九曲黄河的历史，终于熬过了那个不可思议的迷狂和荒唐，同时交织着绝望与希望、死亡与再生的日日夜夜之后，在困惑、惊愕、期待、兴奋的轮番奔涌之中，挟着命运的挑战与择抉命运的力量与渴望，跃下了壶口，冲决了龙门，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东方奔流。
彭德怀生前孜孜期盼却终于没有看到的局面来到了！
在十一届三中全期间，当中央决定为彭德怀等人平反的消息传到彭梅魁、彭钢、彭康白姐妹兄弟耳中时，他们一时间说不出任何话语，相互抱头痛哭起来。
1977年，彭梅魁得知中央组织部开始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板甄别，自然想起了伯伯交给她保管的一包材料。这包材料包括：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即“意见书”）的底稿；在吴家花园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那封长信（即“八万言书”）的底稿；大跃进中他走遍大江南北写出的第一手调查材料的底稿；两次回故乡写的调查报告的底稿；1959年后他写给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各种信件、报告的底稿等。
彭梅魁在讲到保存这包材料的经历时说--
1962年，伯伯在吴家花园将这包材料交给了我。不久，伯伯感到不妥，又把材料要了回去。后来当他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向他扑过来时，他就写信要我赶到成都，把材料重又交给了我。按照伯伯的嘱托，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丈夫张春一，以送母亲回老家为名，把材料用塑料布包好，封上蜡，装进一个小坛子里，拌上石灰，埋在了炉灶的火墙壁下。
这年年底，我得知伯伯被押回了北京，更觉得那包材料的宝贵。我实在放心不下，就往老家写信，许多方面问此事，但没回音。我又写四五封信，仍然不见回音。我急了，就和春一谈了此事，商量请假回老家一趟。
回到老家才知道，母亲把此事已跟堂弟彭康治讲了。康治看到世面很乱，怕写信走露了风声，也就一直没给我回信。晚上，我们又把材料转移到外面，在山坡上撬了一个石洞藏好。
1969年，大批大斗的风潮已过，我再次回老家，索性把材料带回了北京。我坚信有一天，伯伯的冤案会昭雪，会得到公正的评价。我一直牢记着伯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叮咛我的话。他说：梅魁呀，伯伯没有罪！伯伯是被内奸特务害死的！伯伯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1978年9月，我得知黄克诚和肖劲光两位前辈在301医院养病，我就带着这包材料去了医院。黄伯伯拉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问我：梅魁，你伯伯临终前和你说了些什么没有？我说，我伯伯嘱咐我，有什么事可找你，找肖伯伯，找和他共同战斗过的老前辈。于是，黄伯伯领我去见了肖伯伯。两位老前辈同我谈起为伯伯平反的事。他们说，给你伯伯平反，这是全国人民所关注的事情，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我这时才晓得，曾经和伯伯并肩战斗的老前辈们都在为伯伯的平反而奔波！我流着抑制不住的泪，将我保存了15个年头之久的伯伯的这包材料交给了两位前辈。我认为自己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完成了伯伯最后的遗愿。
久久地凝视，久久地凝视着这包被岁月尘封的纸页枯黄但墨迹依旧的材料，黄克诚和肖劲光眼前便仿佛浮现出那张熟悉的刚毅、冷峻、耿直、倔强的面孔！便仿佛看到了那个刚刚弹去战争硝烟的身躯，高昂着忠诚、清醒的头颅被架上那个芸芸众生为些痛苦呼号的祭坛！
“他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啊……”
“他就是从这里告别人世的……”
黄克诚依窗远眺，热泪满眶，突然声音低沉而颤拌着吟咏起毛泽东当年为彭德怀写的那首诗来：
山高路险沟深，
骑兵任尔纵横。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已销声若迹20年啦！”黄克诚感慨万端地沉吟道。
这首诗在黄克诚悼念彭德怀的文章中重新见诸报端，再放光彩。
当年，毛泽东的这首诗，流传很广，但其问世的曲折经历，却鲜为人知。1995年伊始，王焰在《党的文献》第一期撰文，披露了这首“唯我彭大将军”一诗的沉浮--
毛泽东这首诗没有准确的时间记载，但是根据大量有关史料考验，这首诗写作历史背景还是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