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的文学思想深受王充和陆机的影响，并有所发展。
他要求文章发挥社会作用，移风易俗，讽谏过失。
他反对贵古贱今，认为今胜于古，
他认为文学风气当随时推移，
葛洪提倡文学创作要雕文饰辞，并主张德行与文章并重。
他说：“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
他还进而提出“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的论点，从而突破了儒家德本文末的思想藩篱。
葛洪从儒家的神仙道教的基本立场出发，葛洪对凡是与儒家神仙观有违的观念进行了反对，他对老庄道家的态度亦是如此。
葛洪认为，神仙是存在的，也是可以学成的。
有些人多年执着求道，却不得其方。验之无效，求之无果，皆因学道之人“不分道书良莠而求长生之效”。
葛洪认为老、文、庄、关“泛论较略”、“永无至言”，显然是指这些书籍无关神仙之事。
言下之意，只有大谈神仙，才是“至言”。
道徒暗诵五千言，不得要领，于修道无益。能力不及者，更为徒劳。
因此，对于《庄子》宣扬的齐生死观，葛洪的反感就更为用力。
他认为，《庄子》“或复齐生死，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
岂足耽玩哉！”《庄子》离神仙如此遥远，当然不值得学道之人耽玩。
众所周知，在《老子》和《庄子》内篇中，并无长生不死的思想。
《老子》只讲长生久视，《庄子》虽讲“养生”，但主要是指追求精神上超脱，而非肉体不死。在生命观上，老庄道家和道教仙学存在着严重冲突。
《抱朴子》中有许多神仙言论，如：“夫神仙之法，所以与俗人不同者，正以不死为贵耳”。
葛洪对《庄子》生死同一的生命观大加笞伐，便是从道教仙学宣扬肉身可以不死的神学目的论出发的。
因此，清人孙星衍在《校刊抱朴子内篇序》中评价《抱朴子》时说：“寻其旨趣，与道家判然不同。”
葛洪还从儒家的政治立场反对老庄。“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惟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非独养生之一事也”。
以此为原则，葛洪对老庄思想体系中除养生之外，凡违背儒家政治立场的内容进行了批驳。^_^如《外篇·用刑》云：“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
然而为政莫能措刑，杀人者原其死，伤人者赦其罪，所谓土校瓦胾无救朝饥者也。”
这即是说，老、庄是不能“救朝饥”的“诞谈”，申、韩才是为政之“实事”，其着眼点在二者的“为政”之“用”。
他还说，“道家之学，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譬如干将不可以缝线，巨象不可以捕鼠……，治理国家还得用儒、法的那一套理论。
葛洪还声称自己“常恨庄生言行自伐，桎梏世业，身居漆园，而多诞谈，好画鬼魅，憎图狗马；狭细忠贞，贬毁仁义”。
对庄子言辞怪诞、超脱世外、贬毁忠贞仁义十分不满。
因此，在他看来，《庄子》之言丝毫无益于社会：“可谓雕虎画龙，难以征风云；空板亿万，不能救无钱；孺子之竹马，不免于脚剥；土柈之盈案，无益于腹虚也。”
很显然，以上评价均是以老庄对社会是否有“用”为标准的。
他曾说魏晋士人的言行是“污引老庄，强为放达”。
在“属儒家”的《抱朴子·外篇》中，他多次呼吁“兴复儒学”，其中，《勖学》、《崇教》篇以谈论儒家之学和儒家之教为中心。
例如《勖学》以子鄙为例，论及“渐渍道讯”，“成化名儒”；对周公、孔子、董仲舒好学不倦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分别是“上圣”、“天纵”、“命世”，表现出对杰出儒者的赞赏态度；对“世道多难，儒教沦丧，文、武之轨，将遂凋坠”的现世十分担忧，明确提出要尊崇儒教。
所以，葛洪的儒家道教就把老子拉下神坛换上印度化的元始天王。并旗帜鲜明的用儒家立场反对鲍敬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