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地的秘密
一个春日的下午，一位作家来拜访我。记得，那天的天气很好，大片的阳光从窗外拥进客厅，使人的心情格外清朗。
就在这时，作家微笑着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您是出生在江苏省吴县吧？”
我怔了一下，没有立即做答。
她接着说道：“来采访您之前，我先查看了一些资料，《中国人名大词典》和《王大珩传略》中都是这样记载的。”
我注视着她，一时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才是，心中不由生出了一些惭愧。我知道，她正在准备为我写一本传记，对她提出的任何问题，我都不应该回避。沉吟了一会儿之后，我诚恳对她说：“没错，我的祖籍是在江苏省吴县，但我却不是在那里出生的。”
她疑惑地望着我。
我以实相告：“事实上，我出生在日本。”
看到她脸上的惊异神情，我勉强笑了笑，有些艰难地继续说道：“这件事我以前从未对人讲过。是怕招惹麻烦。那些年代的事……难说。”
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生地，而不论你在哪里出生，其实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在正常情况下，对出生地这样简单的事实，原本是应该坦然面对的。但是，在过去的许多年间，我却不得不一直极力回避提到自己的出生地。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正常。
今后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在那些年代中曾经发生过的许许多多奇怪的事情了。那时，如果你在海外有亲属，你就可能被定为里通外国。如果你曾去过某个国家，你就有可能被说成是某国特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我说出自己是在日本出生的，那么，我就可能要面对许多需要解释而又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我为什么会出生在日本？我的父亲为什么要去日本？我们现在是否还与日本有什么关系？……。谁能保证我和我的家人不会因此而被扣上一个什么分子的帽子呢？所以，出生地对于我，成了一个不愿示人的秘密。每当有人问及我的出生地时，我总是含糊地告诉他们，我的祖籍在江苏省吴县。
直到今天才说出这个事实，这于我难免有些尴尬。毕竟，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人在耆老之时，才道出自己的出生之地，对此，我真不知是该尴尬还是该伤感。
我沉默了。不知过了多久，一束阳光慢慢地移在了我的脸上。我眯起眼睛，看到许许多多的微尘在七彩的光束中奋力地翻飞舞蹈着，升腾坠落着，演化着的无数个既庸碌平淡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突然间就宁静下来了。
我开始用平静的语调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说，我得从我的祖父讲起。
祖父的丹桂
清末年间，在江苏吴县那个美丽的江南古城中，我们王家还算得上是个数得着的殷实人家。
我祖父是个很有眼光的商人，他经营了一个“王大元米行”。那时，米行的生意很好做，一年两季，在收获的时节把附近农家自种的稻谷收上来，再随时卖给那些不靠耕种土地吃饭的人们，这其间的利润足以使一大家子人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了。
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是最小的一个。按常理，祖父只要守住这份家业，把米行经营好，再把其间的经营之道悉心传与三个儿子，王家便可祖辈相袭、寝食无忧了。但身在商贾的祖父在思想深处却似乎有着明显的重学轻商的意识，他从不让自己的儿子们沾染生意，也从不向他们传授商家的经营之道。祖父似乎并不在乎儿子们能否承袭祖业，他最在乎的反倒是儿子们的学业。
三个儿子都在髫龄时就被祖父送进私塾读书了。祖父在儿子们的身上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盼望他们之中能出秀才、举人。他希望王家这个商贾之户能在儿孙们的努力下最终变成书香门第。他希望王家的后人中将来能有人金榜题名，由学进仕，进而光宗耀祖。为此，祖父特意在王家的老宅中建了一个书斋，还亲手在书斋前栽种了两丛丹桂树，取“折桂及第”的意思，鼓励儿子们苦读诗书，争取功名。
那时，王家的书斋里整日书声朗朗、翰墨飘香。书斋外的桂树抽枝吐绿、花蕊竞放。闲暇时，祖父最喜欢站在桂树下听儿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喜欢看着儿子们在桂树周围嘻戏耍闹。桂树作为祖父意志的象征，就这样就在祖父期盼的目光中，在孩子们欢快的叫闹声中一天天长大了。
据说，那两丛丹桂的确生得郁郁葱葱、枝繁叶茂。
但祖父却突然辞世了。
至今，没人说得出祖父辞世的确切原因，只知道他死得非常突然，死前没来得及对家业、妻儿进行一星半点的安排。因此，当祖父猝然撒手人圜之后，王家立刻如天塌地陷般地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我的祖母是个祖父在世时从不曾抛头露面的小脚女人，祖父去世之后，她强忍着丧偶之痛独自艰难地支撑着局面。待勉强处理完祖父的后事，祖母就因操劳过度而一病不起了。因为家中无人能接替祖父经营米行的生意，米行就此停业。不得已之下，最终只得将米行清理变卖了。没有了米行的收入，王家很快就坐吃山空，继之而来的便是债台高筑的日子。
父亲说，那是他记忆中最为晦暗的一段日子。他亲眼看到偌大一个王家倾刻间家财散尽，门庭冷落；亲眼看到兄弟姐妹们衣食无着，祖母终日以泪洗面；亲眼看到祖父生意场上昔日的好友们一个个逐渐冷了脸子；亲眼看到亲戚们纷纷疏远王家的妻儿寡母而惟恐避之不及……
此后的十几年间，王家的衰败落到了最低点。祖母凄然辞世，父亲的一姐两兄也相继夭折。父亲曾在一首诗中含泪描述王家当时的悲惨状况：
户庭冷落雀罗帐，
颠沛流离事反常。
并蒂花根方泣露，
惊寒雁字又分行。
一身以外孤无助，
十载之间两悼亡。
丁口阖门凋落尽，
难将因果问穹苍。
父亲说，他永远忘不了祖母弥留之际的情形。
窗外阴郁的黄梅雨无休无止地下着，凄沥地敲打着老宅那破旧的窗棂。祖母拉着父亲的手，眼睛固执地望着窗外，嘴唇艰难地蠕动着。
父亲俯下身，费力地辨认着祖母的声音：“……切勿……自误前……前程，莫忘考取……功名……”
循着祖母的目光向窗外望去，父亲看到了祖父亲手栽下的那两丛丹桂，心中不由一惊--在王家一片衰败的景象中，只有那两丛丹桂树竟依然故我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吐着惊心动魄的新绿。
再回头时，祖母已经阖上了双目。这个深知丈夫心性的女人，在最后的弥留之际还挣扎着按照丈夫的意愿，把那个对王家来说已经非常渺茫的嘱托留给了这个王家仅存的男儿。
王家仅存的男儿
在王家三个儿子当中，书读得最好、最受祖父器重的就是我父亲。
父亲自幼聪颖，过目成诵，深得私塾先生和当地乡绅文士的赞许，小小年纪在附近一带就很有了些名气。祖父过世时，父亲年仅十六岁，但已考取了秀才。祖父的突然辞世，使父亲饱经了世态炎凉。从前无忧无虑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父亲，终于通过家庭的变故看懂了这个世界，懂得了人必须自立自强于世的道理。父亲在生活的重压下突然成熟了，他决意要靠自己的力量担起家庭的重负。祖父虽未教于父亲经商之道，但毕竟留给了父亲满腹经伦、一屋诗书。凭着闻名乡里的优异学业，凭着文人墨客交口赞誉的名声，父亲以十六岁之身开设私塾，从此设帐授书，教训蒙童，开始了自食其力、养家糊口的生活。
但穷于应付生计的父亲，却没有忘却祖父的遗愿。他始终牢记要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家训，从未放弃过继续学业的希望。亲人们相继去世后，父亲没有了牵挂，便毅然决然地告别了家乡，只身走上了求学之路。父亲的求学之路是十分艰难的。他身无分文，碾转在上海、泉州、潮州等地一边做事一边求学。
就在父亲准备在科举取仕的道路上继续攀援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曾发动过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虽然历次都是以中国的失败和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但每当硝烟散尽，朝野上下在经受过一阵惊吓和经历过一番争吵之后，很快就会恢复老样子。依旧是文恬武嘻、歌舞升平。而甲午战争则与以往大不相同。这场战争的对手不是英吉利，不是法兰西，不是那些西方的庞然大物，而是历来被中国人瞧不上眼的“小日本儿”！在甲午战争中，蕞尔日本竟“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丧矣”！此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又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割地面积最大、赔款数额最多的一个条约。它的贪婪和苛刻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不平等条约！因此，这场举世震惊的黄海大海战不仅彻底摧毁了北洋水师，摧毁了大清帝国的尊严，也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父亲曾对我说，是甲午战争的炮火惊醒了他，使他看清了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对腐朽僵化的封建制度彻底丧失了信心。是甲午战争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和忧患意识，使他对“国盛家兴，国破家亡”的道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紧接着，此后在清末科举场上连续发生的两件事，又对父亲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件是进士康有为弃官变法。
康有为出生在一个“以理学传家”的儒道世家，祖父是个专门研究程朱理学的腐儒。康有为年幼时曾被祖父管教得循规蹈矩，被邻里称为“康圣人”。就是这位康圣人，在考取了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官职之后，竟拒绝到任就职，而全力投入到维新变法的政治活动中去了。
第二件是状元张謇弃官办厂。
张謇是位出身于农家的寒士，曾“以读书励行取功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但是，在戊戍年清政府举办的京城会试中，这位经历了十几年寒窗之苦的举子，在终于考中了新科头名状元以后，却不愿继续走旧式文人由科举及第进而置身台阁的传统道路，而是毅然弃官，回家乡南通筹办“大生纱厂”去了。张謇以头名状元的身份，置“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信条而不顾，竟甘愿从事历来极受文人轻视的工商业，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康有为和张謇都是当时最具才华、名气极盛的举子。他们鄙视清王朝封建科举制度的行动，强烈地冲击了父亲头脑中科举取仕的传统观念。当时，父亲在四处求学期间已经接触到了“西学”。父亲几乎立刻就被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吸引住了。他对“西学”中的算学、物理学等自然学科尤为感兴趣。父亲发现，当中国人还在遵从祖宗的遗训亦步亦趋地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的时候，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对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父亲痛感自己祖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在父亲看来，中国之所以挨打，就是由于科学技术太落后的缘故。父亲由此开始对只重经学辞章，不讲现代科学的封建旧学产生了怀疑，对自己努力跻身其中的科举道路产生了怀疑，进而对自己求学的目的产生了怀疑。
正是以上这些原因，促使父亲逐渐改变了遵从父母遗训、重振王家门庭的初衷。父亲最终摒弃了兴家立业的个人奋斗目标，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科学救国思想。他下决心留学东洋，向敌国学得一技之长，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虽然，父亲的当时的思想转变还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一转变在父亲的一生中却是极为重要的。父亲从此跳出了封建知识分子进仕取第、光宗耀祖的狭隘囿制，把个人奋斗与强国的目标结合起来了。
1907年，我的父亲终于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
没有一个人为父亲送行。当渡轮缓缓开启的时候，看着眼前那片渐渐远去的布满疮痍的土地，父亲的眼睛突然潮湿了。直到此刻，父亲才感受到自己对这片生养了他的土地，对这个饱受屈辱的祖国怀着怎样深厚的眷恋之情。父亲默默地发誓，自己一定要尽快学成回国，用学得的学识来强盛这片土地。
八年负笈走瀛州
1910年内，东京的一家报章曾刊载过一条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新闻。据这条新闻报道说，东京物理学校有一个中国籍学生，初入校时几乎一句日语都听不懂。但仅仅一年之后，这位中国留学生就在第三、第四、第五学期的考试中，连续取得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使学侣及校方刮目相看，交口称奇。
这条新闻引起了驻日公使汪大燮的注意。汪大燮是满清政府派出的最后一任驻日本公使，是个极爱才惜才之人。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汪大燮曾竭力协助李鸿章与日本人交涉周旋，但最终却只得到了一个辱国签和的结局。汪大燮因此而每每痛生国弱人欺之感，不免寄希望于海外学子身上，望他们能存忧国之心而精于学业，日后可为强国安邦之才。看到报章上登载的这则消息后，汪大燮心中大喜，决定要见见这位让东洋人刮目相看，大长了中国人志气的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