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老作家周而复继“上海的早晨”长篇系列之后，新时期中又潜心于“长城万里图”长篇系列的创作。如今，这部六卷本的反映抗战历史的鸿篇巨制，已有《南京的陷落》、《长江还在奔腾》、《逆流与暗流》、《太平洋的拂晓》、《黎明前的夜色》等相继出版。从已经问世的五部作品来看，可以毫不犹豫地认定，“长城万里图”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具生活厚度和艺术力度的抗战历史画卷，它在作家个人的创作生涯和当代历史题材的创作发展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突破性意义。
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有基本依循历史轨迹的艺术虚构，有完全忠于历史事实的文学纪实。它与其他题材作品所不同的特殊性质，在于它的主要描写对象，是确有的真事而不是会有的实情。换一句话来说，也即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在“有”中生“有”，而不是在“无”中生“有”。就题材的规定意义来看，历史题材中纪实性作品的价值要大于虚构性作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题材小说，就应该是富于文学意蕴的历史纪实，而不应是涉足历史题材的艺术虚构。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长篇系列，主要以综合的文学能力把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以内在的文学笔法去复现历史事件、述写历史人物，把虚构性的成分隐匿、减缩到最小的限度，使作品更接近于真切实在的历史本身，这在如何对待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上，带有一种正本清源的意义。
发生在中国的八年抗战，不只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间的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城万里图”以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为描写对象，题材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这样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年老的一代过来人来说，有在真实的历史再现中反思过去、确证自己的意义；对于中青年一代人来说，有在真实的历史叙述中认识过去、今不忘昔的意义。这一切都使“长城万里图”在选定了抗战题材的同时，也选定了历史的庄严性。如果说历史题材的创作难于杜撰的话，那么，抗战题材的作品尤其不能虚构。作家必须把其固有的身份与历史家的身份合二而一，充其量只能在材料的取舍、结构的铺排、描写的详略、笔墨的轻重等方面体现文学手段和营造文学意蕴，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强化历史感，获取真实性，使作品更好地揭示历史的客观进程和内在律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亲历过抗战的周而复在“长城万里图”中，从构思到写作，都贴近着真正意义上的历史题材的创作。它以大开大合的纪实性的笔法全面绘制抗战的恢宏历史场景，可谓一个最适当的作者运用最适当的文笔抒写了最适当的题材。
“长城万里图”系列作品的写作，成功地运用了“史笔”手法。“史笔”应当首先具有纪实性，“长城万里图”便是依循着历史的演进轨迹爬梳剔抉、推本溯源，笔端饱带着一种写真纪实的色彩。这不仅表现在作品依次反映的重大事件、顺序写来的重要人物都带有忠于历史本来面目的实证性，还表现在有关事件的穿插、有关人物的心态、有关环境的氛围等，都力求以生动、简约、准确的描写，贴近原有的历史形态和人物性格，写出历史过程中既有的“这一件”或“这一个”。其次，作者在纪实性的“史笔”中内在地融进了刚正不阿的率直性，无论是国民党中枢的达官显贵，还是日本国上层的将相要人，都摒弃了政治上的简单判断和艺术上的脸谱手法，写出其作为生活中的人的喜怒哀乐，作为历史中的人的升沉浮降，写出其性格元素的复杂构成、思想演变的微妙过程，其中尤以国民党高层机关和派系斗争的方方面面、根根须须，掘现得尤为细切、深入、具象。像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宋蔼龄、汪精卫、陈璧君、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王宠惠、李宗仁、张治中、张群、张自忠、陈布雷等人物，都具有相当的典型的高度和人性的深度，其形象塑造之完整，性格刻画之深刻，为同类作品前所少有，真切而高超的“史笔”，使“长城万里图”事件驳杂而又头绪分明，人物繁复众多而又生动形象，事与人相互制动，人与事又彼此映衬，不仅以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达到了巨细毕露的全景牲，而且以严正与严谨的融合，具有了诚信无欺的真实性。
一部成功的历史题材作品，往往在独到的“史笔”中相应地贯注着独到的“史识”，从而使作品超出对历史事象的一般摹写，而具有历史的和社会的、文化的和人性的诸多繁复而深邃的意蕴。从“长城万里图”的系列作品中，我们就不难领略到作家这种主体力量的辐射及其所带来的作品的内蕴上的深度和广度。显而易见，作家的抗战观是超出了党派的观点立足于民族意识的。这种新颖而广阔的视野，使作品在整体角度上就与众不同。不是像一般的抗战题材作品那样以我党我军为主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背景之下，以国民党抗战中枢的活动为主线，在国共合作、前后呼应、政军并举、中外协调的多头线索中，复式地绘描全民族的大抗战画卷。“长城万里图”这种与抗战的历史过程同步的广角艺术视镜，在客观效果上，既使八年的抗战历史得到了宏观性、全局性的反映，又使不同的政治力量在比较中获取了真实的历史地位。尤其是作者在国共合作中对共产党的真诚与国民党的伪诈的描写，在蒋汪矛盾中对蒋介石的倾向抗战和汪精卫的暗中求和的描写，在中日战争中对共产党的积极抵抗和蒋介石的相机抵抗的描写，在对于不同矛盾均采取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态度中，表现出了尊重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的胆魄和勇气。也正是这种史家的眼光和史家的胆识所致，国民党一方在民族矛盾尖锐之时所进行的淞沪之战、台儿庄血战、田家镇保卫战等，同共产党一方的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同样都作为可歌可泣的壮举得到了真切的描绘和热情的揄扬；国民党当局在民族矛盾缓和之时，打击进步和革命力量、清除内部地方势力的明暗勾当也被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笞。这样，国民党当局在不同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出了不同的侧面，蒋介石等人也在不同的矛盾纠葛中显示出了不同的性情。对不同的矛盾具体对待，对不同的问题具体分析，使得作者对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揭示和评价具有多层次性，是与非，功与过等，在民族的、阶级的和阶层的不同矛盾层次上，都得到了全面、公正而真实的映现。
所谓“史识”，更内在的还在于作者既渗透于描写对象又超越于描写对象的历史观。我们在“长城万里图”的系列作品中，就不难读到作者隐含在作品字里行间的充满辩证意味的历史意识：非正义的战争可使历史受挫却难使历史变向；作为政治的推衍的战争，在背后起作用的是阶级在政治上的较量。无论是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还是踌躇满志的国民党独裁者发动的剿“共”战争，都使战争狂人自己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而他们的最终覆灭远远超出了战争意义的本身，象征了所代表的政治走向衰败。这正如马克思在《英国的新揭露材料》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战争使民族经受考验一一这是战争的补偿的一面。正像木乃伊在接触到空气时立即解体一样，战争给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的社会制度作出了最后的判决。”老作家周而复正是基于政略主导战略，而战争又促进革命这样一个辩证的历史观来看取和反映八年的抗战与内战的，这些既渗透在以政坛为主、战场为辅的从容不迫的描写之中，也显露在他为作品所选取的“长江还在奔腾”、“太平洋的拂晓”、“黎明前的夜色”这样的题目之中。
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的“史笔”和“史识”，使《长城万里图》的系列长篇成为有关民族八年抗战历史的全史和信史，它的引人入胜的文字意蕴使它比一般的史书更具可读性和审美性，它的忠于史实又探赜索隐的历史意味又使它比一般的史书更具全景性、文献性。从这个意义说，它是当代历史题材创作中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收获。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585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