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当下的长篇小说的创作都越来越是一个广袤而丰饶的艺术世界，并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着我们的文学在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艺术水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从长篇小说开始突飞猛进的90年代中后期到前些年，人们对于长篇创作的感觉是：数量相当不少，质量明显不高。但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状态，在作家、编辑、出版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之下，经过这些年的历练与过渡，似乎正在悄然地发生着某种变化。即从2003年的情形看，长篇小说中有一定的可读性的为数增多，有一定的可评性的也为数不少。从自己的阅读所及来看，一个突出的感受是，作家们已普遍地努力走出过去那种集体性的和趋同化的写作，正以个人化的眼光和个性化的表现，给长篇小说创作打上了越来越多的作家个人的印记。而这种个人印记较深的作品，就总能在众多的作品之中凸显出来，挺立起来，更能为人们所发见、所阅赏、所评说、所难忘。
看取生活的个人视角
作品的得失，作家的高下，有着诸多的构成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看取生活的艺术视角的找点与立位。好的作家总能选取与众不同的切人生活的角度，从平凡中看出非凡，从日常中发见异常，从而以自己的独到的眼光看取新异的风景。这里，避“同”求“异”，凸显自我，就显得十分重要。
即以近年的现实题材创作为例，这类作品的数量越来越多，有的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后还颇有影响，但不客气地说，这类写实性的作品，或者写官场争斗，或者写“反腐”较量，都没有比现实生活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东西；而是一作与一作比着生活的新异，一部与一部比着欲望的刺激，并没有多少文学的品质和艺术的含量可供玩味。正是在走出这样一种定势的意义上，人们并不满意已有的看来热热闹闹的景象，而还期望着更具个人性和文学性的精品力作的出现。
2001年，阎真的从一个医药研究生的从政经历切入当下生活深处的《沧浪之水》，给现实题材写作带来了新的惊喜，让人们看到了现实题材提升其文学品位的可能性。2003年也有一部力作饶有新意，那就是许春樵的《放下武器》。这个作品一开始，就由既是被枪毙的副县长郑天良的外甥，又是受书商约聘撰写郑天良事件的自由写作者的双重身份的叙事人“大宝”的惊愕与不解，使随后展开的故事充满了疑团与玄机。外甥曾因舅舅的“清正廉明”和不徇私情，而未找到称心的工作并使病危的母亲失去救治；而这样一个除了组织、原则之外，守正不挠到几近于六亲不认的“全国十佳公仆”，最后竟也出人意料地蜕化变质。作品几乎是在解疑答惑中完成故事的讲述，让人们看到了进入官场秩序之后的郑天良，如何一点一点由“硬”变“软”，由“清”变“贪”。“苍蝇”不但爱叮“有缝的蛋”，也会叮破“无缝的蛋”，是这部作品的主要内蕴所在，但叙事人如同解密探案一般的民间又私人的叙述视角，显然更使作品充满了张力，并使人对层层剥笋般的谜底揭示过程记忆犹新。
同是观照现实社会中的人，董立勃的《白豆》也另辟蹊径。作品写应征入伍分到建设兵团的少女白豆的坎坷人生，作者像是用一盏聚光灯追逐着白豆的个人行状，白豆天真又纯朴，而环绕着她的环境，不仅有天际的大漠狂沙，更有人际的尔虞我诈。孤立无助的个人与险象环生的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种不成比例的人生对抗中，天真的白豆老成了，脆弱的白豆坚韧了，随和的白豆执着了，生活把她一步步地逼向了“成熟”。作品实际上由白豆个人的悲剧，抒写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就写人与现实的关系而言，韩东的《扎根》、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都是不可忽视的力作。韩东的《扎根》，像是用生活还原法，以极其细腻的个人感觉，状描极其琐细的生活细节，把“下放”、“扎根”这样的人生迁徙过程，还原到最民间、最原始和最日常的状态，把“文革”寓于一隅的家长里短，把历史融于乡间的个人经验，让人们从流水账般的日作日息中，体察时代变异的层层涟漪。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从题目上即彰显出其小处着手，从个体着眼的特点。作品在由革命队伍“下”到奉天县的“两个蛋”雷工作和白云霞拉开序幕之后，主要写工作队在当地孕育出来的“蛋”一北存：一身流氓习性又能审时度势的他，在全国解放之后幡然改了毛病，而且人了党，组织了互助组，尔后又当上了支书兼队长。那个时候，上边的号令要落实到下边，外边的大势要渗透到里边，而这恰恰给想大施身手的北存提供了“工作秀”的机会，于是，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文革”、毛主席逝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在北驼村以北存和他的村民们特有的方式发生着必然的回响。北存个人的个体生命被放大了，而这个“个体”又是“集体”的抽象或具象。于是，我们就从一个人的历史，看到了一个村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历史。
取精用弘的意象营造
小说的意象，常常是作者艺术想象的结晶，它对于表达作品的意蕴，塑造人物的性格，都有着独特的作用和意义。2003年的长篇小说，有着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意象营造，并因其意象的独特，使作品熠熠生辉。
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李佩甫的《城的灯》。《城的灯》开首就是钢蛋家的“桐树跑了”。跑到了“铜锤家一侧的墙里”。“树跑了”，使钢蛋的父亲坐立不安，到处找人要“说说”；“树跑了”，给钢蛋（冯家昌）弟兄四个“带来了精神上的早熟”。这个几乎是意念魔术的细节描写，奠定了作品的总主调，并与钢蛋（冯家昌）日后的人生命运暗中契合。冯家通过不懈地努力，使整个家族从乡下迁到了城里，完成了从“食草族”向“食肉族”的转换。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从“会跑的树”这里得到启示，冯家昌把一家人通过各种手段弄到了城里，这其中无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圣母般的刘汉香的被损害是最大代价，冯家老四突然变疯也是代价，冯家昌自己变得心狠手辣何尝不是代价？“树跑了”，蹊跷若梦，只不过使冯家昌的父亲惴惴不安，而“人跑了”，粘血带泪，使相关的人都面目全非。作品由“树”这样的意象入手展开叙事，并以“树”的意象为镜比照人的行径，使作品平添了些许神秘的历史文化内涵。
张炜的《丑行与浪漫》，林白的《万物花开》，也都由贴切而独特的意象使作品的叙事绮丽而引人。《丑行与浪漫》由女主人公蜜蜡追寻儿时男友的曲婉经历，写她的纯朴、贤良与痴情，而作者为她选取的“南瓜”的象征，无论是具象上，还是意象上，都更形象又更贴切地托出了她的非同寻常的韵致：人像南瓜一样，“真是丰硕，露在外边的部分红红的”：她拿手的好菜也是“金黄黄的南瓜饼”；而这连同儿时的南瓜地里玩耍，置身于“金黄黄的南瓜花”中，既暗喻了蜜蜡的丰腴、质朴与实在，又由此唤醒起被男主人公早已忘却的过去。现实与历史经由“南瓜”联系了起来，断线的情意也经由“南瓜”粘结了起来。金灿灿、热腾腾的金南瓜，使作品放射出灼人的生活之光，迷人的人性之光，作者的坦诚与作品的诗性，也由此油然而生。林白的《万物花开》与张炜的《丑行与浪漫》不同，她所营造的意象是主人公“我”脑子里的五个瘤子。长了五个瘤子的“我”，有着白痴的身份和“看透”一切的异能。“我”脑子里的瘤子像花一样灿烂，又像蝴蝶一样自由飞翔。用“我”这样有瘤子的眼光看去，初春的散花村，一切都在蠹蠢欲动，个个都是欲情勃勃，这里既有性欲的释发与失控，又有物欲的追逐与放纵，生机与危机并生共存。“万物花开”，瘤子也是物，因而也要开花。在这个“万物花开”的散花村，混沌得没有纯净，杂沓得也没有完美，这是让人惆怅的，却也是令人信服、引人寻思的。
就意象的营造而言，莫言一直以其大胆和奇崛卓领风气之先，从起先的透明的“红萝卜”、火红的“红高粱”，到此后的“蒜薹”、“丰乳肥臀”、“楂香刑”，莫不如此。而他的新作《四十一炮》，又堪称是近年以来构筑意象的集大成之作。作品通篇都是一个叫罗小通的小孩的喃喃诉说，而这个罗小通，本身就是一个信口开河、满嘴放炮的鬼精灵。他讲述的“四十一炮”一四十一个故事，在亦真亦幻中淹没了他自己，结果成了“炮”一一故事在讲他；其间，他以自己的想象，虚构了兰大官在戏台上“激战”四十一个洋女人后由人变成了马的神话；尔后，他又用捡来的旧迫击炮，向自己的仇人老兰可能存身的地方放了四十一发炮弹。“炮”既是作品的中心意象，也是作品的基本情节；“炮”既是叙述人对别人的讲述，也是“炮”本身的自述。如同四十一发炮弹有准头又没有准头一样，四十一个故事有真实又有虚幻。这样，小说便因奇异的想象和奔突的激情而锋发韵流，诡异奇崛，让人从意象的力量，看到语言的力量，叙事的力量，想象的力量。
意致曲婉的叙事技巧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叙事也即讲述故事。长篇小说如何讲述―个好的故事，并把一个好的故事讲得好听耐看，也并非所有的作家作品都能够做得到。这里，需要的是来自作家的文体创新意识，以及各含艺术个性的“陌生化”手段。2003年的长篇小说中，着实有一些以不露痕迹的技巧把日常的生活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的作品，个中显现了作家在叙事艺术方面的用心、用意与用力。
说起来，叶兆言的《我们的心是多么顽固》所讲述的“后知青”的人生坎坷的故事并不新鲜，但却读着读着让人荡气回肠，唏嘘不已。作者所倾力描述的老知青一老四，从下乡插队到回城打工，始终是一个游走于社会下层的边缘人物；但边缘人物并不自甘“边缘”，从爱情、家庭到工作、事业，他都循着自己的理想孜孜以求：他果然追到了觊觎已久的阿妍，他果然开办了自家的小饭馆。但娶了阿妍他又去不断染指别的女人，开了饭馆又时好时坏几近倒闭。而他整个的人，始终是在不断放纵和一再忏悔中来回徘徊，人生就这样在他的游移不定中川流而去。这似乎是一个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的故事，又似乎是一个暗中品尝堕落的快乐的故事，还似乎是一个在欲望的沦陷中苦苦挣扎的故事。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故事本身蕴涵了复向性的内涵，作者在讲述中又以多义的叙说和明显的缝隙，留下了诸多的空间，使得单一的叙事造成了浑象的效果。
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是先在网上连载而后出书的。这部在网上连载时就好评如潮的小说，确实有其叙事上的过人之处。作者所写的主人公陈重，是一个都市的男性白领，职位做到了一家大公司的中层。可谓有点钱，有点权，还有点闲。但无论是爱情，还是事业，做着做着就步履维艰起来；而面对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难题，自己也随波逐流起来。娶了赵悦不久，因各有外遇又分手；因调货欠款惹上官司，被公司解除了职位；从此，舒适的生活日渐显出狰狞的本相，温馨的成都也日渐露出严酷的面目。一个怀揣美梦的理想主义者，就这样莫名地变成了一个满怀怨尤的悲观主义者。作者带着些许玩世不恭的态度，认真地叙述一个在现代都市迷失了自我的青年的行状，使你看着看着便添了悲凉，增了忧伤。成就作品的可读性的，有叙事技巧上的欲抑故扬，更有语言上的亦庄亦谐。诸如形容成都，“如果把城市比做人，成都就是个不求上进的流浪汉，无所事事，看上去很快乐。”如写到主人公在街上小解被一过路女性发现，“我满面羞愧，急急忙忙收起作案工具。”这样的语言，或者形象而率性，或者含蓄而俏皮，都在通俗又脱俗和坦然又坦诚中别具韵味。
说到小说的叙事技巧，无论如何不能不提到戴来。戴来可能是70年代作家中文体意识较强的一位，她在2003年初出版的《练习生活练习爱》的长篇中，就让人们领教了她的叙事能力。那是一个写自由女作者闲极无聊中的无意偷窥的故事，不料她的偷窥又被别人所偷窥，种种意想不到的情节纷至沓来，使事中有事，戏中有戏，作品宛如一面艺术的多棱镜。戴来在年底又发表了长篇新作《甲乙丙丁》，整个作品就是甲、乙、丙、丁四个人物围绕着一个与她们都有瓜葛的中年男人死于非命的事件，滔滔不绝地叙说和回忆自己过往的生活。因四个人有着各自理解生活和看取世界的角度，每一个人说的似乎都是真相，但又只是与那三个人有关的那点儿瓜葛。一个事件在多人的叙述中变得丰富立体起来，同时也更加的扑朔迷离起来。这种叙事其实是有其深意的，这就是一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真相，看起来是在探悉谜底，实际上是在发出质疑。还值得玩味的是，作为事件的中心人物穆树林，一直没有在作品中出现，但他自始至终存在于甲、乙、丙、丁和老陶的叙述之中。这种缺席与其说是一种空白，不如说是一种丰富，使作品平添了某种暗示和隐喻。这都使得这部作品，不仅引人疾读，而且耐人寻味。
2003年的长篇小说，有许多可说的话题和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话题和不同的角度，当会论列和评说不同的作品。我从自己的阅读感受出发所作的描述，无疑只是观照的角度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我个人有关2003年长篇小说的阅读笔记，使我颇感欣慰的是，这样一个说不上完全的追踪阅览，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值得关注的趋向，而在这背后则是作家主体的艺术个性的成长与张扬。这是比作品本身更让人觉得可喜、可贺的现象，因为它孕育着潜力，预示了未来。
2003年11月25日于北京朝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