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安到了林场后，打前站的许会计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今年林场给我们队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钱要高于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虽然请林场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面，还是合算。阿安一听就来火了：“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一套，也不想学，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靠请客送礼，邪气把正气都给压跑了。”人家开始没吱声，半个月后人家便在检尺时百般刁难，号称也是公事公办，结果挨了知青的几下硬拳。这下事情可闹大了，阿安无可奈何地随着许会计带着礼物一齐向林场赔礼道歉，还请林场的领导喝了酒。在酒桌上，那位林场主任语重心长地对阿安说：“小伙子，好好学着点，别那样死心眼，学校教你们的那套玩艺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
阿安当时没吭声，倒完大木回到队里的第二天，他突然向党支部书记提出辞职，从此变得消极起来，经常不出工，躲在宿舍里看书，写东西。
1977年冬天，全国实行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学底子很强，记忆力又好，连美国五十个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个99分，总分数也挺高，上海复旦大学曾想收他，由于父亲的美国特务嫌疑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阿安的政审材料里还有收听美国之音等敌台，散布反动言论的记录，结果没能上上学。后来地区招生办曾打电话给他，有意补送他入地区师范学校，阿安一口拒绝了。
事后他对其他人说：“文革虽然结束了，到现在还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实行择优录取，比科举制度还不如，中国还有希望吗？让那个没上过小学的派出所所长管政审，小题大做，我们知青是没有出路了！”这话后来传到公社派出所所长的耳里，他气急败坏地说：“阿安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还是能管管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我还在所长的岗位上，就不能让社会主义大学里混进他这样有反动思想的人。”于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长的矛盾弄得人人尽知。
1978年春节，阿安回上海探亲时，在区教育局工作的母亲为了补偿阿安受家庭问题连累而不能上大学的事，托了熟悉的医生为他办了有严重哮喘病的证明，要他赶快办理病退回沪手续，阿安死活不肯。他说我要回城就光明正大地回来。当年的高考在即，这应该是他返城的最好机会了。他一反常态，不怎么参加在上海复习的队里知青的聚会，老是一个人闷在家里，房间里堆了些黑格尔的哲学书和新出的内部书籍，根本没有我们那样废寝忘食复习的气氛。
5月底我们几个知青准备回黑龙江参加7月高考的初试，约他一齐回队。他让我们先走，等到胖子买好船票，告诉他大家决定推迟一星期出发，和他一齐走，六个人正好凑够一个三等舱的房间，他说：“这又不是拱猪三缺一，你们何必要等我这个倒霉透顶的人。”那天阿安带着他那瘪瘪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脸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窃窃私语一番后，回到船舱里和我们打了两轮桥牌，拱了几回猪都保持不败记录。
随后他提议大家还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分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余辉把蔚蓝色的东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黄，阿安望着周围飞翔的海鸥，听着战友们对这美丽的景色的评价，一直默默无声，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当那巨大的火球终于落到了海平线以下，天色逐渐暗下来后，他主动提出请我们大家吃今天“最后的晚餐”，谁也没想到，这真是他和我们的最后晚餐。大家都说这次高考，他不会再为家庭问题受连累，肯定能考取他向往的复旦大学政治系，不过到时候还要请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过去也认为自己出类拔萃，充满自信，但现在我对自己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1973年大家推荐我上大学，谁知冒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全部作废，还是看出身，结果浪费了我们队的一个名额。去年考试，我成绩名列前茅，结果是名落孙山。上面领导说我思想反动不能上大学，知青里也有人说我好高骛远不学无术考不上大学。我的任何奋斗，都一事无成，想一想都会无地自容。但你们还是把我当朋友，光凭这点我就应该请你们吃饭。不过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所以将来谁考不上大学不要怪我的晦气连累你们。”阿安的酒量很大，但只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舱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个服务员，问船今天下半夜几点出东海，那服务员随意答了一句，大概是三点多吧。我感到奇怪，便问阿安，你打听这个干吗？他答非所问地解释说：“东海的水是蔚蓝的，代表希望，黄海的水是黄的，混沌不清，只有到了目的地大连，你才会再看到蓝色的大海。过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蓝色的海，其实大海和社会一样，也有清混之别。”
回到三等舱里，躺在铺上，大家就请阿安出题，让战友一个一个来回答，答的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错了，就请他补充或纠正。不知不觉地就折腾到了十一点。阿安看他们都没精神了，便说：“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以后我可没时间陪你们了。大家再背一遍高尔基的海燕吧，今晚虽然风平浪静，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种迎着暴风雨而奋斗的精神，将会让你们个个都考上大学的，我实在是太喜欢海燕了。”小小的舱里又响起了激情的集体朗诵声。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的朗诵声在大海上飞扬。
6月3日早上六点半，刘琪睁开眼睛，对过阿安的铺上没有人，毯子叠得整整齐齐，而其他四人都已经起来看书了。要吃早饭了，大家在船上上下转了几圈也没找到阿安，回到舱里，刘琪突然生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最后的晚餐”，“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海燕，我来了，我来了”，他和胖子几乎是同时冲过去翻开了阿安铺上的枕头，旧军装上放着一封写着“胖子等收”字样的信：
“胖子等：我走了，我去找我的归宿了。原谅我，原谅我这怯懦，轻率的举动吧！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而继续呆在队里，这想一想就会使我发疯。我没有勇气继续面对现实了。我早有此愿，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好(阿安在这句话下划了强调线)。请别告诉我爸妈，通知我哥吧！地址是上海xx厂xx车间xxx别了。祝你们幸运！阿安78.6.3匆。又，有可能把我在队里的东西和书捎回去。”
刘琪说，这封信在我们五个人之间传来传去，谁都没有说什么，房间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忽然，小陈哇地一下哭了起来，打破了这凝聚着的空气……我和胖子倚靠在船舷边，凝目注视着这茫茫的大海，阳光虽然灿烂，但海水并不象天空那样蔚蓝。我力图摆脱那种想象，能够在黄浦江上游几个来回的阿安心里高喊着“我来了”，跳下东海时，没有马上死去，周围一片黑暗，除了那远去的海轮上暗淡的灯火和满天的星星。哪怕他又有了生的愿望，他也只能一个人在海里奋斗，或许他能坚持到东方出现曙光，最后一次望着这已经不属于他的黎明，终于被希望之海的浪花所吞没。
阿安的追悼仪式是他死后七七四十九天时由朋友们操办的，由于上海龙华殡仪馆不能为追悼自杀者出借场地，仪式是在他家的大客厅里举行的，出席者有他小学，中学和插队时期的朋友六十多人。他的遗象两边挂着一付选自他遗诗的对联：“花落但余心向日，剑埋路有气千霄。”
当然也有人无动于衷，那个被阿安认为人还不坏的派出所所长，在我们向公社领导汇报阿安的情况时，阴阳怪气地插了一句话，“舒民安不是要上大学吗，这回可如愿了，上了东海大学。”气得胖子当场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在场的公社党委书记拉开了胖子，反过头来倒把所长训了一顿。
最后刘琪告诉我，他们插队的那个公社里，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到了1979年几乎走得尽光，只有小五子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山坡上的墓穴的棺材里。刘琪说，有机会你若到呼玛，到小五子的坟上看看吧！
我说会的，去年我还回到我下乡的山里为死去的战友上坟烧纸。
我想，无论葬在高山的小五子，还是溶入大海的阿安，都是不该被忘记的。他们一个死得偶然，一个死得必然。偶然的死来临时，他很清醒，没有留下怨恨，显示一个年轻而豁达的心胸。必然的死是他自愿的选择，因为他明辨是非看透现实，他纵身一跳激起的浪花不大，却像一把照亮天际的火把，在黑暗就要消逝的黎明前，十分耀眼。
崇高的大山和广阔的大海是两个知青战友最后的归宿，我和刘琪一样敬重和怀念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