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一次全会上，批准了刚刚选出的中纪委领导的名单。在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生疏的名字：张毅。河北人可能知道，他的前一个职务是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省纪检委书记。黑龙江人都知道，他曾当过这个省的省委副书记兼省纪检委书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知青，是在大兴安岭上山的知青。于是，他也成了我采访的对象。尽管，在“我们的故事”中，我尽量回避高官，但还是要写张毅，也许你看了下面的故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党和人民选择他，担任如此重要的领导职务了。
（一）
1969年7月，一艘斑驳脱落的客船，沿黑龙江逆水而上，船舱里坐着73名来自本省北安县的知识青年，他们惶恐地望着对岸苏联边防部队的岗楼和隐蔽在岸边丛林里的坦克，他们的船后还有苏军的巡逻艇紧紧尾随。这一年的春天，珍宝岛已经打响，黑龙江已失去宁静，紧靠在右侧舷窗下，站着一个高壮的青年，满头浓发下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眼睛不小，却被幕布一样半垂的眼睑掩盖着，不时地闪烁着机敏而冷峻的光。嘴角总是紧抿着，他节省着每一次微笑。他神情深沉，甚至还有几分阴郁，使你难以相信，这一年他只有19岁。
也许生活的重负使他早熟。他出生在海伦县福安车站双山屯一栋破马架子里，在一个三等小火车站当巡道工的父亲给了他强壮的骨架，在家乡黑土地耕耘的母亲给了他坚韧和沉默的性格。他十岁时，母亲积劳成疾撒手而去，他学会了种地做饭和缝补破旧的衣衫。他一边照顾弟弟妹妹，一边上到中学，学费是自己挣的，假期到火车站装土豆袋子，每扛上火车一百多斤的一袋子，能挣五分钱，那还是一支铅笔的价钱。上中学时，每天天还没亮，他就登上火车，书包里有三个苞米面的大饼子和一块咸菜，那是他一天的食粮。他又生不逢时地赶上“文革”，虽然最后他也领到一张高中毕业证，可他自认为只是学足了初中的文化。“文革”中，同学们起来造老师的反，他却领着一帮同学徒步长征，半个月他从北安走到吉林省扶余县，满脚的大泡已经变成厚茧。珍宝岛打响了，他义愤填膺，黑龙江畔的呼玛林业局来招工，他抢先报了名，他怀着上前线的激动登上了这条客船，他心里还有几分宽慰，他终于自食其力了，也许可以减轻父亲半夜里那揪心的叹息。
突然，江上响起枪声，船上的青年全趴在船舱的甲板上。他像个机警而有经验的战士，躲在窗后，注视着江中的那一片绿色的狭长岛屿，那就是吴八老岛，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战斗。这是以后他从报纸上知道的。
“张毅，卧倒！”带队的干部呼唤着他--这个不怕死的青年。
从呼玛县出发，这条船走了三天三夜，历尽风险，终于在一人只有十多户人家叫开库康的小站靠岸。张毅和他72个伙伴，住进山坡上一栋木刻楞房里，把行李往桦木杆辅成的大通铺上一扔，他们就成了开库康林场的工人了。
第二天，他腰上扎一条麻绳，夹着一把弯把子锯，跟在老工人的身后走进黑森森的树林，太阳的光束像舞台上的追灯，透过枝叶，照在他年轻的脸上，汗水淋漓的脸闪着金属的光泽。一天下来，树枝刮破了衣裳，蚊虫咬肿了他的脸，弯把子锯给他的手掌涂上一层血泡。可他竟放松了紧抿的嘴唇露出了微笑，他用手中这把弯锯子放倒了一棵有三人合抱那么粗的落叶松。他大声狂呼：“顺--山--倒--啰！”这还带着童音的清亮的声音，在山谷中久久回响，像古钟一样悠长。大树倒下时，发出巨雷劈击山岭般的轰响，随之他哈哈大笑，这笑声汇进林海起伏的呼啸之声。此刻，他感受到做一个叱诧风云的伐木者的自豪，他突然觉得这正是他终生所要追求的事业。
也许由于他的勇敢，也许由于他过人的膂力，几天后，这一帮青年都听他的，尽管他在学校时，并不是学生干部。一个月后他当上采伐队的工组长，这是他的第一个台阶，正是顺着这个台阶，他登上了高高的兴安岭。
半年后，张毅学会了一个林场工人应会的所有活计。转年春天，他带领青年民兵排，冒着风雪开进黄金古道第18站附近的一片林地，独立承担采伐任务。他们在林间一片背风的洼地上支起帐篷，取冰化水，开炊做饭。狍子站在离帐篷不远的榛丛中瞪着吃惊的眼睛，棕熊在远处望着轰轰作响的柴油发电机不敢靠前，然后迈着绅士的步子蹒跚而去。张毅领着大伙蹚着齐膝深的大雪走进原始老林，放倒生长百年的落叶松、樟子松，然后用板斧砍掉枝丫，再用马把原木拽出树林，集中在道边，再装上集材的拖拉机。大烟泡卷过山林，寒风夹着雪粒像刀子一样刮脸。张毅和他的伙伴们脱掉狗皮帽子，甩掉破棉袄，干得挥汗如雨。休息时，篝火在雪地上点起，他们也感受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滋味。他们用树枝插着烤焦的馒头，大口大口地吞着，不时咽下热辣辣的烧酒，再把一把白雪往嘴里一抹。
这常人难忍受的艰辛，却给张毅这一代人上了人生的必修课。经过大烟泡的人，还害怕什么别的风寒；有这一杯酒垫底，他们什么酒都能对付。
春天来了，冰消雪融化成汩汩溪流，溪流又汇成哗哗的桃花水，桃花水催开满山的红杜鹃。张毅无心观赏山景，他们的营地变成了红眼蛤蟆塘，汽车开不进来，一切生产生活物资全是张毅领着大伙蹚着泥水背来的。他们用背来的沙石在营区内修了路，还用鹅卵石在营房前摆出了“加强边疆建设，加速林区开发”的标语。张毅又破费了一番心思发动了一场革命，把又脏又乱的“跑腿子”窝棚建成了解放军式的营房；行李摆出棱角，毛巾挂成一条线……。一个插队干部来这里检查工作，发现了奇迹，林业局马上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张毅作为先进集体的代表，在呼玛县的先进代表大会上崭露头角。
当时跋涉于林间的张毅还没有耕耘于垄上的陈涉的那般“鸿鹄之志”。闲时，也有朋友问他将来想什么，他说能到贮木场抬圆溜溜的木头最好，省得被树杈刮破衣服，刮伤骨肉（直到现在他胳膊上还能看到被树枝刮破的伤痕）。朋友又问，有钱了买啥，他说买一床鸭绒被，上山伐木背着轻快。
他的理想很快实现了，不是到贮木场抬木头，而是要在塔河县东面的一片沼泽地上建设一个大规模的贮木场。他和踏察现场的工程师一起进入现场，他当助手，当力工，还当炊事员，后来又当现场施工员。他用中学学到的数学、几何知识，又是测量，又是绘图，奇迹般地指挥建成一座27.5米长的铁路涵桥。驻扎在塔河县的铁道兵三师的工程师是他的老师，白天在工地上张罗，晚上跑到县城请教。现在这座桥还在大山深处的克斯克河上服役，每天拉着木材的火车在它的身上驰过，它以自己的稳健证明着一个青年的才干。
贮木场建成了，那是林海里喧闹的港湾，堆积如山的树木在这里装上火车，然后运到祖国的四面八方。那时起重机械还不发达，那数一万根的原木要靠工人们的肩膀抬上火车。这正是张毅担任连长，由140个上海和温州青年组成的青年连的任务。一千多斤的大原木八个人抬起，他总是抬大头，一米七八的他，要比瘦小的南方青年承受更大的压力。锥形的肩杠刻进锁骨，肩头上磨出两行像扣着的饭碗大的又红又紫的茧包。
哈腰挂，那个嘿呦
挺起腰，那个嘿呦
往前走，那个嘿呦
莫回头，那个嘿呦…….
嘶哑的号子里有血丝飞迸，在广阔的贮木场上空回荡，和火车的鸣叫、风的呼啸，组合成动人心魄的交响乐。踏着这雄浑的节奏，张毅和他的伙伴迈着步，稳住架，抬着巨木一步步地走上悬在半空的跳板，就像在生死线上攀登。他们瞪圆双眼，咬紧牙关，倘若有一个闪脚，就会全线崩溃，落木就会把人砸成肉饼。他曾被压伤过腰，被砸伤过脚，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走上去，走上去！
生死的考验中，培养了他的刚毅；危难的磨练中，又显示了他的果敢。上海和温州的两伙青年剑拔弩张，要发生械斗，他大吼一声冲过去，三拳两脚把两个领头的打翻在地，吓散了两伙青年。两个新转业兵死于交通事故，引起数十名转业兵的不满，他们借口棺材打小了要闹事，他挺身而出承担责任，劝退了激愤的人群。人们服他，什么苦活累活，他都干在前面，比谁都干得好。人们怕他，他嫉恶如仇，眼睑一撂，射出那一束冷光能穿透你的心。人们爱他，他善解人意，助人为乐，老少爷们都是他的朋友，那两个被他打过的青年，竟由他培养出先进生产者。
1972年2月25日，张毅像当年的抗联战士一样在大森林里宣誓入党，这一年他才22岁。他的入党介绍人是黑龙江省政法学院的插队干部史玉满和上海市城建局的插队干部卢升文。这两位老共产党员人发现了比在呼玛的老金沟发现的最大的106两重的金块还宝贵的人才，为党和人们培育了比老山参还贵的好苗子。至今，张毅还满怀深情地称他们为“启蒙老师”。
两年后张毅被任命为塔东贮木场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成为他这个家族第一个副科级干部。1974年7月9日，在十八站林业局召开的党代会上，他又当选为局党委副书记，成为大兴安岭地区五万名知识青年中第一个走上这个层次的干部。四年以后，他穿越大兴安岭的最高伊勒呼里山脉，到大兴安岭地区的首府加格达奇当区团委书记。加格达奇是鄂伦春语，“长满樟子松的地方”。樟子松因其树干修长挺拔，枝叶常年翠绿而被称为“美人松”。可惜，在这十万之众的城市中已看不到樟子松的潇洒身姿了。三年后，他又靠自己的刻苦自学考取了东北林学院林业经济专业，两年后，他不仅拿回了大学文凭，还带回了本领，这正是他再次翻过伊勒呼里山脉回到大山深处的塔河担任县长和县委书记大展宏图的力量源泉。
事业的需要也加速了他的成长，1986年11月省委任命他为大兴安岭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林管局第一副局长。1987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兴安岭大火之后，他又被省委任命为大兴安岭行署专员，那一年他37岁，是当时黑龙江省最年轻的正地市级干部。
1989年10月，北京，中央党校。
辅导员李敬业对青干班的全体学员郑重地说：“为了检查我们每个人党性纯不纯，我请在座的每个人讲一讲你们是怎样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的。”
轮到张毅时，他不加感情色彩又十分简略地讲了自己走上高高兴安岭的过程，竟使在场的所有中国政治新星惊叹不已。
也许下面这些故事更能让他们和我们的读者惊叹。
（二）
1987年5月，那个干燥而揪心的春天，整个世界都注视着中国，注视着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那片浓烟四起火光熊熊的大森林。
5月6日，漠河县古莲林场营林队一个冒名顶替的工人，在起动割灌机时激发的星火和河湾林场三队的两个工人在清林作业时漫不经心扔下的烟头，引发了这场让世界都瞪圆眼睛的大火、一天后，这铺天盖地的红色恶魔把13平方公里的漠河县城变成一片焦土，把100平方公里的3个林业局和7个林场、4个贮木场化为灰烬，193个无辜而可怜的大人和孩子的灵魂在大火中升天，56000多个农民和林业工人顷刻间失去惨淡经营而刚刚富足的家园。于是，国务院及黑龙江省、林业部的主要负责人飞赴大兴安岭，十几位将军带领紧急集结的几万军人、武警官兵冲向大森林中的火海，于是这片鲜为人知的山林里爆发了建国以来指挥级别最高、参战人数最多的人与自然的“国内战争”。
5月16日下午2时，各路灭火大军的统帅聚集在东线指挥部秀峰林场会议室里。满头银发的黑龙江省委副书记、东线总指挥周文华焦虑地看着手腕上的表。
形势像窗外的浓烟一样昏暗而令人压抑。几天来几万人奋不顾身的战斗，扑灭了许多火点、火线和火头，可火势仍然在蔓延，已经扑灭的火线又在8级大风的疯狂煽动下再次卷起烈焰，大兴安岭的半壁河山危在旦夕。如何在战略上摆脱困境，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正是这次会议的议题。
刚刚跳下直升飞机的大胡子师长吴长富走进会议室，他拿起一根柳树棍，指着火场形势图说：“我在飞机上把整个战区看了一遍，很不理想。南部的火势大部分被控制，北部形势严重，全线火势正向北推进……”他那嘶哑的声音让人心颤。
“危险区在23站以东，八里湾以西。现在火头距离22站只有两公里，应该马上派出人去阻击！”
“阻击最好的办法是以火攻火，在火头没有赶到之前，先放火烧出隔离带，以公路为依托，把火圈起来，然后‘关门打狗’！”
指挥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
“好，就这么定了！”周文华拍了一下桌子。“集中力量，全线封闭东线火场，坚决不让它烧过嫩漠公路，否则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最关键的八里湾和22站一线，老邱去八里湾，22站谁去合适？”
“我去！”坐在后排一个年轻人举起手，然后腾地站起来，他大声地说：“22站我熟悉，我去，保证完成任务！”
他就是张毅，不知是因为烟熏还是因为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他脸色发黑，眼窝深陷。虽然，他担任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林管局副局长只有几个月，可强烈的自责使他经受了一次心灵的煎熬，他觉得有愧于父老乡亲，有愧于这片大森林。在最紧张的时刻，他就在被人们看做是定时炸弹的油库区指挥。在死神面前，他没有退却，而是勇往直前。全城的老百姓安定了，担任城防任务的干部群众终于拒火于门外。眼下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挺身而出了，他知道这一仗至关重要，他自信自己的力量，不怕“铤而走险”。
飞驰的北京吉普车如离弦的箭，一路鸣笛，超过大小车辆，直奔22站。张毅坐在司机旁边，心急如火，还觉得车跑得太慢。
晚6时，张毅的车赶到22站，这时南来的火头正向嫩漠公路压来，火光冲天，烟气逼人，发出疹人的呼啸，当地老百姓哭喊着跑上公路，驻守在这里的解放军坦克旅官兵排成人墙要与迎面而来的火头进行殊死的搏斗。
“快点火！”张毅跳下汽车，跑下路基，迎着不远的火头点燃脚下的草塘。他指挥着解放军和在这里灭火的地方扑火队，顺着公路点着一条火线，这向南烧去的火，与向北扑来的火头相会，不一会，都熄灭了，自然形成了一条无火的烟雾带。
这一夜，张毅奔跑着指挥人们打通了从22站到23站30公里长的防火隔离带，不可一世的铺天大火终于跪服在黄金古驿道旁，化做一股股黄色的烟雾而久久不肯散去。
当夜张毅驱车回到绣峰总部报告，又被某集团军请去，连夜重返23站指挥继续向西点火。此时山风骤起，如再点火，可能卷过公路，前功尽弃，又扩大火势造成更大的灾难。部队迟疑了，专业扑火队有人坚决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