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连长个子很矮，嗓门很高，一口山东话，脸色和土地的颜色差不多。我刚下乡那阵子，在他手下当兵团战士，其实就是农工。每天跟着他在兴安岭的山沟里开荒种地。那时，兵团的干部分两伙，一伙是穿黄棉袄的，都是部队的转业官兵；一伙是穿黑棉袄的，老农场来的。何连长是穿黑棉袄的，原来是山东盲流，跑到黑龙江边的农场当拖拉机手，后来当上车长、机务副队长，调到我们新建的连队，就成连长了。
那些黄棉袄，天天早上领着知青“天天读”，何连长说，我识的字还没有你们多，你们自己看吧！天一放亮，他就扛着一把镢头上山了，在桦树林子边上开点小片荒。每天出工前，别的连队的黄棉袄都喊“立正”、“稍息”，然后“战前动员”，从国外讲到国内，总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可他总是那句话：“没啥说的，下地干活吧！”说着，他在前面领着我们就往地里走。人家黄棉袄都留在家里开会，那时的会很多。何连长不爱开会，也不会开会。其实我们这些知青非常喜欢开会，能靠在行李上一半清醒一半睡地听别人念报纸，和现在住在星级宾馆的感受差不多。因为很少开会，我们对何连长颇有微词。
何连长干活是把好手。地里的活没有他不会的。别看他个子小，力气大得很，二百多斤的麻袋，往肩上一扔，噌噌地就上跳板。他最拿手的还是机务上的活。不管是拖拉机还是康拜因，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一旦趴了窝，他一捅咕，肯定突突地跑。连农学院毕业的郭技术员都服他，还正式向他拜了师。那年麦收时节，连着天天下雨，什么样的康拜因下地都陷进了泥里。上级发出了“小镰刀打败机械化”的口号，我们每天泥里割麦子，累得晚上爬不上炕。何连长和郭技术员他们一起研究，给康拜因穿上了“木鞋”，结果在泥地里照样收麦子。机械化代替了小镰刀，我们从苦难中解救了，连里的小麦也丰收了，而有的地方的小麦烂在了地里发了芽。但是何连长没受到表扬，因为他的作法不符合上头精神。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何连长真正出人头地是因为开会。那时上级布置对知识青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连里要请人做忆苦思甜报告。我们是个新建连队，全连只有一个老职工，是个姓栾的老头，他的老伴是个“二毛子”，已被定为“苏特”嫌疑，关了“牛棚”。显然不能让他们忆苦了。再就是何连长岁数大了，又是贫农出身，他不忆苦谁忆苦！可他不愿意讲，说当时岁数小，已记不起什么事儿了。“黄棉袄”指导员说：“老何，讲不讲可是立场问题！”何连长只好服从了组织的安排。讲稿是我们这帮连队秀才的“作品”，“蓝本”是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只不过地主的名字从周扒皮改成了李扒皮。经过我们的辅导，何连长基本能把讲稿背下来了，虽然有些结结巴巴，但更显得真实。
开忆苦会那天，连队大食堂只点了一支煤油灯，我们先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和忆苦歌。何连长还没讲，大家已是哭声一片了。营部给我们连队送家信和报纸的汽车已经半个月没来了，大家都有些想家。平日谁一哭就批谁“小资情调”。现在有了合法大哭的时候，谁也不肯坐失良机。到何连长痛说家史时，全连已是号淘大哭了。接着又吃忆苦饭，基本原料是从猪舍整来的，又掺了些野菜，真是难以下咽，大家哭声更高。最后全连哭得一塌糊涂。指导员说，这是我们连最成功的一次会议。会后，我给报社写了一篇稿：《何大爷痛说家史动人心，众战士铁心务农爱边疆》。何连长这下子出了名，远近的各连队都请他去作报告。我也因写这篇小稿成了脱产干部――每天不下地干活，躲在连部写稿。
后来何连长还是出事了。上级要求割“资本主义尾巴”，何连长的小片荒被指导员发现了，还有何大娘的鸡窝……指导员亲自指挥，用拖拉机把还长着青菜的小片荒毁了，把正在下蛋的鸡也掐死了。那一天全连有许多人掉泪了。其实连长的小片荒是连队食堂的小菜园。那时我们知青中流传着一首民谣：“从北安到赵光，那个连队不喝汤。早上喝汤迎朝阳，晚是喝汤映月亮。”可是我们连喝的汤飘着比肉还金贵的菜叶，那是何连长的小片荒生产的。吃何连长家属做的荷包蛋，是我们连病号的最高待遇。那鸡窝真是连着全战士的心啊！因为这件事连长被罢了官，下放到机务上干活。干什么活他都不在乎，他还是不愿意参加“天天读”，人家天天读，他去擦拖拉机。晚上他常躲在机务库和郭技术员喝酒，下酒菜是从山里采回的木耳蘸大酱。我还去蹭过几回。
指导员让我写一篇稿子――“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是怎样变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我写了，不知为什么报社没登。指导员说我立场没转变，又让我下地干活了。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时常想起我的第一个上级。那年故地重游，我又回到了我下乡的地方。令人伤感的是我们曾洒下无数汗水的连队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开荒的土地上又长出了拳头粗的树木，也许这些土地就不该开垦。我打听何连长，有人说，早就退休了，在场部开了一家小旅店。
我又回到了场部，借着昏暗的灯光一家家地打听，终于在十字街的一栋新砖房里找到了他，头发全白了，满脸的皱纹，使他的眉眼都抹糊了。小店很冷清，没有一个客人。他正坐在小桌旁喝酒，有些醉眼朦胧。我把在场部商店买的四瓶酒往他面前一放，他楞楞地瞅着，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了。还是他老伴认出了我。“听说你当了大官，还想着我们！”何连长紧紧拉住我的手。我说，不是什么大官，还干写稿子的活。他把我按在椅子上，一定让我喝酒。他望着我，嘴唇颤抖着，用手擦着混浊的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他说：“你不笑话我吧？我开这个小店也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农场劳保工资不能及时开，我不能拖累孩子。”我说，这有什么，市长退休了还办公司做买卖呢！
第二天，他顶着雨到招待所来送我，给我带来两包木耳。他说，这是他自己上山采的，不是人工栽培的，味道正。看到场里领导要宴请我，他马上走了。我定定地看着他在雨中的背影，快70的人了，背还没有驼，大概是因为他个子小吧！
回到哈尔滨第二天，我用何连长给的木耳给全家做了一大盘木耳炒肉。儿子吃了一口说：“没有什么特殊好吃的味！”
我楞怔了半天，不知说什么好。
（朗诵提示：真情回忆，语调平缓，要读出其中幽默感。音乐不必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