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不属于生机勃发的青年。然而他们死去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北大荒的风雨中。尽管死亡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们的死，是否死得其所，时常使我苦苦地思索，夜不能寐。更让人不安的是，他们的冤魂还飘荡在山林和原野之中，找不到安托之处。
1969年5月，早春的兴安岭刚刚脱去白色的冬装披上绿色的新衣。在密林深处的一个兵团连队，正执行搬迁任务――把“木刻楞”的营房拆掉，然后把搭房子用的原木抬上汽车，拉到新的营地。那一天，天刚亮就下着雨，是很缠绵的春雨。
他个子不高，很瘦弱，总是用笑眯眯的眼睛望着别人。他是这群知青中的老大哥，也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他毕业于东北农学院，分到兵团，又从兵团分到这个全兵团最边远的连队，成了和我们一样接受再教育的兵团战士。这一天他本来感冒了，还和大家一起抬木头装车，午休的哨声吹响了，他说：“咱们再争取时间多装一车吧！”在汽车就要装满的那一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已经削去了皮的桦木本来很滑，再加上被雨水一浇就更滑了，在关上车厢板的那一刻，原木突然向下滑动，而车下正站着6个抬木头的知青。眼看滚落的大原木就要砸在这几个青年的头上，他突然向那滚动的原木扑去，企图用自己的肩头顶住。在那千钧一发之刻，他大呼一声：“快闪开！”这声音如惊雷一般，全无平日的细弱。在车下的知青惊闪退后的那一刻，原木“哗啦”一下滚落下来，如洪水一样把他冲到，一根粗大的原木砸在他的胸口，他紧紧地抱着那原木。血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他再也没说一句话。他的脸上挂着水珠，那不是泪水，而是点点春雨。
那一刻，雨停了，天也晴了。太阳透过树林，把一束强光像舞台追光一样照射在他的身上。号哭声打破了山林中长久的宁静。
当我从营部赶来时，他已被停放在松枝搭起的灵棚中。他的脸上没有痛苦，还是穿着他平时最爱穿的那件旧军装。他的周围摆满了女知青们从山上采来的刚开的紫色达子香。我哭了，我想起几个月前，他在营部当农业技术员，我当通讯报道员，我们睡在一铺土炕上，晚上在黑暗中，我们一起朗诵郭小川的《大风雪歌》；我想起，他在我们的屋子的窗台上摆满了木盆，里面长满了绿苗；我想起，我们一起组织营部的知青大合唱，他领诵，我领唱……
葬礼在营部前那片白桦林里举行。他的弟弟和他的未婚妻从伊春赶来了。他的弟弟比他高壮，像一个男子汉一样默默地流泪；他的未婚妻哭得没有站立起来的力量，由两个女知青挽扶着。全营的战士排着队，每人向深深的墓坑扔下一锹土。那一天阴沉沉的，山林里起风了，呼啸着好像在呜咽。
那之后，我领着师政治部组织的报道组，去了他的母校伊春一中、东北农学院，他的老师都说他是一个学品兼优的好学生，为他的死而可惜。我去看望了他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流了许多泪，说自己的孩子为救别人而死，死得光荣！他的弟弟到山上采回鲜蘑菇，用鸡炖了给我们吃，说他哥最愿意吃这个菜。我没有去看他的未婚妻，不愿意打扰她刚刚平静的生活。回来后，我写了长篇报道《为人民献青春我心甘情愿》，它发表在《黑龙江日报》、《黑龙江青年报》、《兵团战士报》上，兵团政治部作出决定号召全兵团向他学习，省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在那篇报道中，我写他舍生忘死的壮举；我写他积极要求下连队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写他像大哥哥一样关心知青，他跑十几里的路，回营部取回他的新雨靴，剪成一块块，为大家补漏雨靴；我写他一次次为了工作推迟婚期，在牺牲的那一天早上，拿出一块准备结婚作被子用的花布请一个女知青给连队每一个人做一个牙具袋。死后，战友在他没寄出的家信背面写了这样两句话：努力奋斗，与工农相结合，其乐无穷。为人民献青春，我心甘情愿。
我还写到，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毛主席“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的教导响在他的耳边，刘英俊、王杰等英雄形象耸立在他眼前眼前，“随时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入党誓言涌上他的心头……我还写到，他这一扑，表达了一个革命青年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这一扑，标志着一个知识青年沿着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攀上了共产主义高峰！这一扑，闪烁着革命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伟大精神的光辉！
我用现在看着都让自己脸红的虚华词句掩盖了事实的真象――这个悲剧的发生完全是人为的事故。屯垦戍边的兵团连队毁林开荒，又在附近的桦皮窑林场的林地里盖上了营房。在土地纠纷中我们败诉，不得不搬迁，在搬迁中发生了悲剧，他是这个悲剧的牺牲品，尽管他成了让人敬重和学习的英雄。这样的英雄，是那个时代制造的，现在也不乏涌现，而我们总是把丧事当做喜事办。因为出了英雄，其它就微不足道了。
在那篇报道中，我没有写一个专业水准很高的农学系毕业生，整日无所事事，只好在宿舍的窗台上进行栽培试验。他不得不要求下连队锻炼，在送别的路上他对我流下了忧伤的眼泪。我也没有写他时刻思念着未婚妻，渴望着早一天回家完婚，却不好意思请假，也没有人关心他的婚事……我在想，如果他不死，也许早就当了农学专家、大学教授或农场的领导。他也会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
他所在的连队的知青爱他，自编了一部歌颂他的歌剧，在许多兵团连队演出，编剧和主演是我的同学，现在是一家旅游公司的老板。那歌剧的主题歌中有他日记中的几句话：“站，就往高处站，站在时代的高峰。看，就要往远处看，看到共产主义未来。干，就要大干，彻底解放全人类。”他们也舍不得他，在连队整建制南迁时，把他的坟也迁走了，打开棺材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他的棺木下面还结着冰，遗体完好如初，表情还是那样安祥。他们在黑河把他火化了，然后又埋在新连队附近的山坡上，每到忌日和清明，都为他扫墓和烧纸。现在这些知青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他还孤零零地留在那个小山坡上。还有人为他祭扫吗？
去年他已经当了伊春党史委主任的小弟弟金学权来找我，让我看一看他又重新整理的他哥哥的事迹材料。我说，不看了，心里难过。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我还记着：金学和。
死于1969年5月２8日。
（朗诵提示：由男声一人朗诵，注意节奏，牺牲时语调争促，回忆烈士生平时舒缓抒情。风声雨适时插入。音乐有悼歌调式。全文把握悲剧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