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集体主义革命中最为独特的一场革命。它是唯一一场发生在西欧国家的全面的暴力革命，同时也是唯一一场由各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它们经常相互竞争和敌视——所推动的真正意义上的多元革命，尽管最终共产党人逐渐掌握了控制权。西班牙革命还是唯一一场发生在某个大国的没有成功的重大革命，它被敌对的军事力量彻底挫败并扑灭。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西班牙革命从来没有受到对革命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们的关注，它本应受到这种关注。西班牙革命在二十世纪革命的研究领域相对而言不见经传的另一个原因是伯内特·博洛滕所指出的见解独到的“精心的伪装”，这是发生在多党派的人民阵线共和国政治框架——这一框架只是在内战爆发之后才被打破——内部的事实，由于革命在国外的支持者和宣传者将其描述成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一事实逐步显示出来。终于，在意识到西班牙内战和外国军事干涉的重大国际意义之后，它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由于二十世纪初期独特的历史状况，西班牙在最大的范围内爆发了革命。三十年代，与过去的一百余年一样，西班牙一方面是西欧大国中现代化水平最低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经济落后的南欧（和东欧）国家中文明程度最高、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尽管马克思断言，在工业化的高峰期，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历史表明，在工业化的早期以及从早期到中期的过渡阶段，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更容易发生严重的冲突。工业发展初期微薄的工资收入和巨大的经济压力，加上被社会疏离的大批工人集中在新的城市环境中，形成了潜在的剧变条件，这些条件在工业化后期逐渐弱化。在西班牙，由于同时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农民问题，社会反抗的可能性增大了——主要在这个国家的南半部，庞大的无地劳动者和赤贫者阶层人口激增，在十九世纪缓慢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的经济状况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恶化了，因此，在二十世纪初期，他们的生活比旧政权统治的最后阶段其实或者相对来说更加贫困。
西班牙政治左转的趋势最初并没有受到现代民族主义的遏制。在另外一些国家里，民族主义是右翼势力动员的重要力量，但是，它在西班牙却鲜为人知，它仅仅存在于那些具有微弱的民族分离倾向的特殊地区，在那些地方，民族主义只是加深了社会和政治的裂痕。最初，西班牙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避免了巨大的国际压力对其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它不与外国结盟，也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它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情况，几乎具有某种实验室的特征，对于西班牙来说，当时以及后来人们在其他国家所发现的那种全方位的现代冲突和潜在的社会政治斗争不是几乎没有产生作用，就是因国外的战争、占领或者任何形式的来自外部的明显压力而扭曲变形。
不过，某种间接的外来影响仍然是最终导致西班牙政体分裂进而崩溃的一个因素。这种影响不是通过直接施压或干预，而是通过西班牙各种主要政治角色之间的相互恐惧产生作用，当国内的对立越来越严重时，国外政治极端主义最恶劣的榜样开始在西班牙受到模仿，接着，某种西班牙式的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可以迅速取得胜利。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夕，这种恐惧显而易见，它为采取最可怕的手段避免成为最激进的外国极端主义的西班牙同类的牺牲品提供了正当的心理依据，或者说，左派和右派的好斗分子逐渐开始这样认为。结果，尽管没有与外国结盟或是发生军事冲突，西班牙仍然以这种方式在心理上与欧洲其余部分的政治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很容易受到那个时期最强大的政治压力的影响——实际上，由于严重的国内分裂，它对此类压力的敏感达到了某种夸张的程度，尽管这是由西班牙人自己造成的。
如果说，按照苏联的标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在西班牙多少有点姗姗来迟，那么，与许多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情况不同，这场革命运动的发展最初并没有遭到强大的中央民族主义和右翼极端保守势力的反对。这反而导致革命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忽视了潜在的社会底层保守势力比文明程度落后的俄罗斯更强大，同时忽视了三十年代西欧的国际均势与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间东欧的情况大不相同。在挫败革命的过程中，终于被佛朗哥调动起来的两种因素最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它们是不太活跃的西班牙右翼底层力量和各种国际势力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西班牙内战——其间发生了革命——是三十年代欧洲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甚至也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它对世界之所以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由于西班牙的国内冲突，不如说是由于列强的干涉及其以干涉相威胁，同样也是由于这场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其他国家非常紧张的政治局势。对于共和国的支持者来说，西班牙内战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为一场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且，它实际上还变成了西方世界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当时法西斯主义的得寸进尺开始受到质疑。共和派控制区内部形势的实际发展状况往往不被西班牙外界所了解。西班牙内战刚一结束，人们几乎立即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欧洲全面战争的进程，结果，多年以来，西班牙的这场战争仅仅被人们当作欧洲战争的序幕或注脚。
由于随后西班牙国内长达一代人的文化专制以及国外对于西班牙国内的政治和历史明显缺乏关注这种综合因素，在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对西班牙内战进行认真的研究。只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以后，随着一系列学术著作的发表，人们才开始以精确的历史视角仔细观察西班牙的这场斗争。
在这些新的专著中，唯一一部致力于研究共和派控制区革命派别内部斗争的著作是伯内特·博洛滕的《精心的伪装》，它是我们面前这本书的始祖，一九六一年由（伦敦的）霍利斯—卡特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学术突破，它第一次详细列举了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初的九个月与共和派各主要力量的政治斗争有关的文献资料。它把发生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的那些事情从宣传和党争的领域提升至得到文献资料充分证明的历史记录的水平，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马克思统一工人党以及革命的社会党人在内战的最初几个月所进行的社会经济政治革命作了详细的描述，尤其是他们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莱万特地区进行的革命。
博洛滕这部著作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利用文献资料一步一步地证明了共产党在政治军事力量上的成长壮大。该书揭示了共产党势力的扩张，首先在共和国的中部地区，然后逐渐向另外一些地区发展，共产党对军队、警察和政府机构的影响力稳步增强。如果这是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派别的话，那么，充分说明它的情况尤其重要。如果不将所有重大事态发展公之于世，显然无法达到了解共和国历史的目的，因此，博洛滕所做贡献的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这项艰巨使命的先行者。重现并且认识西班牙刚刚过去的历史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实际上，这是知识分子非上不可的一课，也可以说，这是在西班牙有效而持久地重新建立民主国家的先决条件。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漫长但却必不可少的历程中，博洛滕的著作迈出了值得关注的一步。因此，重建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首任主席何塞·塔拉德利亚斯恰如其分地将其称为“已经出版的一万五千至两万种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然而，并不完全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精心的伪装》没有像它理应受到的那样受到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的欢迎。这本书实际完成于一九五二年，但是，由于开辟了一个与通常的看法大相径庭的全新视角，它被许多美国出版社拒绝了，其中包括五家大学出版社。正如雷蒙德·卡尔在为一九七九年版的《西班牙革命》撰写的序言中所说，“也许书名不太恰当，伪装本身就是隐瞒事实，而挖掘事实真相正是一名富有献身精神的学者的工作，为了重现内战期间西班牙共和国混乱的政治局面，他千方百计地搜集各种可以利用的原始资料。”另外，霍利斯—卡特出版社坚持增加的副标题“西班牙内战中的共产党阴谋”也给人以错误的印象：这本书又是一件反共宣传品。
一九六一年出版后，这本书成为冷战狂热的牺牲品。尽管与作者的意图或该书的主旨相去甚远，但是，由于被保守派和反共人士盛赞为揭露了共产党的阴谋和专制，它不仅受到共产党人和前共产党人的大肆谴责，而且还受到另外一些左翼人士和共和派支持者的严厉痛斥，认为它企图以某种方式诋毁污蔑共和派的事业。博洛滕的著作实际上有力地驳斥了右翼分子关于共产党人阴谋在一九三六年推翻共和国的指控。不过，仍然有人说该书作者是中央情报局或某种政治势力的代理人或枪手，而且，这本书在英国出版三个月后，巴塞罗那出现了一个完全误导读者的盗版版本，该盗版由长枪党人出版商路易斯·德·卡拉尔特出版，附有一篇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撰写的序言。尽管博洛滕竭力反对这个他称之为“仓促草率并被删改”的译本出版，但是，他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该译本已经在西班牙面世。（一九六三年六月他在巴黎发表声明拒绝承认最初刊登在文献研究中心的刊物《通讯》上的这个译本。）由于一个经过准确翻译并且获得合法授权的西班牙文译本《西班牙革命：左派与权力斗争》的出版（墨西哥城，一九六二年），这种状况才得到纠正。两年后，斯坦福大学的西—美研究所出版了另外一个译本。
此外，伯内特·博洛滕不是一名受过训练的专业学者，也不是一位端着铁饭碗的大学教授。早年他当过合众社的通讯记者，后来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和个体商人独立谋生，最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业从事一份稳定可靠的职业；尽管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间他曾作为讲师在斯坦福大学短期任教，但是，自谋生计的需要大大减少了他可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这不仅将博洛滕第一本书的出版推迟到一九六一年，而且限制了他研究的范围，使其在七十年代从生意场上退休之前不可能取得更大的学术发展。
在此之后，他才有机会准备写作一部内容扩充了的专著，一九七九年，这部专著以英文和西班牙文出版，使用了一个更加贴切的书名：《西班牙革命》。他的第二本书保留了第一本书的所有优点，尤其是以大量原始资料为依据——实际上，这已使它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一本参考书或资料来源——及其严谨的客观性。《西班牙革命》对西班牙内战头十个月的政治斗争作了更加完整的论述，其中包括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巴塞罗那达到高潮的斗争以及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罢免，它不仅扩大了早期研究的范围，而且充实了大量新的材料。因此，在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整个研究领域里，它成为一部近乎完美的里程碑式的权威著作。
不过，在西班牙内战的后半程，政治活动依然存在，博洛滕收集了大量与此有关的文献资料，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将这些资料充分整理以供发表。八十年代，他专心致力于最终完成这项毕生的使命，开始写作我们面前的这本书。直到他漫长而非凡的人生的最后几个星期，博洛滕才将本书杀青。博洛滕最后留下的这第三本书是一部全新的著作，论及共产党的力量在一九三七年的僵持阶段以及进入一九三八年以后的发展壮大，尤其是在军队和警察中的发展壮大。像一九三八年两次内阁改组的情况一样，针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其他政治观点不同的左翼党派（主要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所发动的攻击得到了详尽的描述。本书对内战后期共和国领导人胡安·内格林独特而复杂的人物形象作了描绘，比已经出版的其他任何著作更加完整、更为精细。本书对共和派最后阶段的政治活动给予了认真的关注，包括失败主义的滋生发展以及对共产党人的专制越来越强烈的反感。这部权威著作最后的贡献是对内战即将结束时那几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最终引起争议的共产党人对军事指挥权的重新安排，内格林和共产党人在推行没有落实的拼死抵抗政策的尝试中所扮演的角色，卡萨多试图推翻他们的密谋过程。
同时，本书的主要部分增加了大量因西班牙档案馆的改组整顿和全面开放而可以利用的新的文献资料。因此，本书不仅是一部更为厚重、更加完整的研究著作，而且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几乎属于权威性的颇有新意的描述，第一次从头至尾细致入微地对西班牙革命和共和派控制区的政治活动进行了全面而准确的考察。它竖起了一座将使未来的研究者永久受益的学术丰碑，同时也为作者的不懈努力竖起了一座纪念碑。几乎没有什么人曾经在如此重要而艰巨的事业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同样重要的是，博洛滕将其收集的大量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留给了未来的历史学家，收集这些资料花费了他一生中的许多时间。收藏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博洛滕资料集包括两千五百册印本（其中许多是珍本），一万两千份装订成册的内战时期的报纸，十大本剪贴簿，大约十二万五千帧缩微胶片，超过六十七箱手稿和两大箱各种各样的文件。这一珍贵的资料收藏使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三个西班牙内战研究的资料来源之一。伯内特·博洛滕留下的的确是一笔不朽的遗产。
斯坦利·G.佩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