悭吝者
悭吝，在《辞源》中释为省俭、吝啬，《辞海》中释为小气、吝啬。此类人物，生活中并不鲜见，只是吝啬程度不一，其中突出者，人们呼为“老悭”，含鄙薄之意。中外文学作品中，被作家漫画化、典型化了的悭吝者，有几位“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比如，l7世纪法国着名喜剧作家莫里哀在一部名为《吝啬鬼》的喜剧里塑造的那位既贪婪又吝啬的高利贷者阿尔巴贡(一译阿帕贡)，剧名便成了主要人物形象的注脚。再如同样是法国被称为19世纪“小说界的拿破仑”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活灵活现地刻画了葛朗台这个吝啬鬼形象。在中国，则有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广笑府·贪吝》里的一篇《切不可赊》，这是一则笑话，实为一篇绝妙的微型小说。因其篇幅短小，照录如下：一乡人，极吝致富，病剧，牵延不绝气，哀告妻子日：“我一生苦心贪吝，断绝六亲，今得富足。死后可剥皮卖与皮匠，割肉卖与屠户，刮骨卖与漆店。”必欲妻子听从，然后气绝。
既死半日，复苏，嘱妻子曰：“当今世情浅薄，切不可赊与他！”读罢令人捧腹。此人的“极吝致富”可见一斑。这位“乡人”在临死前不仅嘱其妻将自己剥皮、割肉、刮骨“满打满算”地再卖一回，而且死而复苏只剩下一口气时，还不忘特意叮嘱其妻“切勿赊账”，实可谓“做鬼也悭吝”，十足的悭吝鬼也。再就是清代作家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中那位着名的悭吝角色严监生。他富甲一方银逾十万两，却“俭省”得连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他每晚都要算账算到三更。直到临死时，看见灯盏里有两茎灯草怕费了油，还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这一场景成了古典小说中细节描写的经典例证。)作品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个吝啬鬼的形象。无独有偶，此篇和冯梦龙的那一篇《切不可赊》，都写了吝啬鬼“人之将死，悭之愈烈”的细节，将其悭吝形象推向极致，而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上几例，均为“小说家言”。然而小说和现实生活总是紧密相连的，只是因为作家的生花妙笔，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细节典型化了而已。所以，当人们在生活中发现一些悭吝得“可以”的人物时，便会说：你看，那人真是个葛朗台；你看，那人像不像严监生？这一方面说明小说家戏剧家刻画人物的成功，虚构的典型人物成了现实中某一特定类型人物的“代称”；另一方面说明在艺术作品中，那些典型化、艺术化和漫画化的人物绝非“空穴来风”，在现实生活中总能找到他们的“影子”。我曾听人讲起过一位“水平”不低的悭吝者。单说说他的“节水三法”，就足以使人大开眼界。一日“带瓶上班”。
“瓶”者，温水瓶也。此公数年如一日，每天从宿舍里大老远地提着一个八磅大的温水瓶上班，利用公家烧水之便，灌满一瓶开水，下班时提回，以供家用。不但节水，而且节能，实可谓妙哉。“提帚下楼”。帚者，擦洗地板之帚帕也。此公居七楼，每次擦完地板，必提着脏帚帕下楼，去底楼公用水池内清洗，然后再上楼帚地。如此反复上下楼数次，不厌其烦，不嫌其累。人问其故，他则答日“锻炼身体嘛”。明为“节水”，佯为健身，岂非一举两得乎？三日“细水长流”。一个家庭无论怎样节水，总还有用水的时候。此公于是绞尽脑汁挖空心思。
终于研究出一套“妙法”：他发现如果将家里的水龙头控制在点点滴滴而不让其成线条状流水，这种特慢的流速便无法带动水表旋转，也就是说，此法既可使滴水不断，又可使水表停转。
长此以往，他就可以“免”交水费了。于是，每日清晨，他照此“滴水法”安放盆钵接水，下班时即可盆满钵溢，足够家用，而水表则“原地踏步”，丝毫未动。此种节水妙法，发明权的专利应属此公。既可“科学”节水，又兼“开发”智力，岂非一箭双雕乎？如此“节水三法”，堪称悭吝典型。然而还不够。有人向我讲述了此公一个“历史性”的细节，更为生动。“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那阵子，机关食堂开始供应鸡蛋，每日每人一只，凭票领取。机关食堂将煮熟的鸡蛋摆在案桌上，供排队的职工依次取走。鸡蛋大小不一，谁也不好意思计较，惟此公却多了一个心眼。每次领鸡蛋时，他都抢先一步到食堂，不是去抢先排队，而是先站在炊事员身边观察他如何排列鸡蛋。当他瞅准其中某一个大一些的鸡蛋，便将所排位置顺序暗记于心。比方说大鸡蛋排在第9位，他站队时便站在第8位之后，于是顺理成章地“手到擒拿”，绝无闪失。如此每战必捷，屡试不爽。
然而数次之后，他的锦囊妙计终被炊事员看破。炊事员见此人老想坑人占便宜，气他不过，便不露声色地，等他“瞄准”大鸡蛋的位置而后按“位”排队即将得手之时，突然用一个小鸡蛋将其换‘‘位”，此公在众目睽睽之下，只好怏怏地舍大卵而取小卵也。“阴谋”败露，此事遂成笑柄。此一细节，我初初听来竟疑是真，还以为是虚构的“创作，呢。然言之者众，加之联系此公“节水三法”的现实表演，我终究还是信而不疑了。说实话，此类细节若不是生活本身“提供”，闭门造车是很难“编”出来的。由此而再次想到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沙汀前辈有言：“故事好编，细节难找。”我想，若是有哪位作家，有兴趣写写中国的葛朗台，或当代的严监生，本文中提供的几个细节，或许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它源于生活，原汁原味，又确是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悭吝者的典型细节，创作者只须顺手拈来，岂不省事呼？
宠猫之死
报载：某妇养一宠猫，爱之如亲子。然宠猫不司捕鼠之职，家中鼠患不断。妇购得鼠药，掺以肉食为饵置于室中，未料鼠竟狯(狡猾)而不食，宠猫则偷食之而致中毒身亡。妇大恸。这则“新闻”颇有趣，忍不住想对它议论一番。首先，“家有宠猫”而又“鼠患不断”，这本身就是一组矛盾，一组悖论。也可以说是一种讽刺，一个笑料。究其因，盖“宠猫不司捕鼠之职”，可叹宝贝猫猫因受宠而变‘‘质”，连捕鼠的天性也失掉了。也难怪，猫儿吃的是不劳而获的现成饭，又何须劳神费力，“亲自”捕鼠呢？--根子还是在一个宠字，归其咎，则在“某妇”。其次，对于以美味肉食为表象的毒饵，老鼠竟然避而远之，“狯而不食”，此足见当今之鼠辈，变得格外狡猾，它们对付人类的捕杀，已经颇有“经验”，所以未曾‘‘就范”--你有“政策”，它有“对策”，无疑增添了治鼠的难度。再其次，狯鼠不食毒饵，却有“憨猫”(宠猫)偷而食之，“顶替”老鼠饮鸠食毒勇赴黄泉。既为宠猫，猫碗中一定是鱼肉丰盈、美食不缺，然此猫却仍要贪嘴。由受宠而生懒、馋，由懒、馋而致贪、占--宠猫之悲剧，似有某种规律可循。最后是“某妇”痛失宠猫而“大恸”。虽其情可哀，但亦事出必然。
哀恸之余，不知她可曾反思--宠猫之中毒而死，诚为“猫之过”，有没有“人之过”呢？让我们从宠猫之死说开去，以猫、鼠的喻意为话题，或许能探知一些颇具社会意义的道理。先说鼠。鼠为人人痛恨之物，故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说。两千年前的《诗经》中就有《硕鼠》一诗，将不劳而食的剥削者比作可憎可恶的大老鼠。唐朝曹邺的《官仓鼠》诗云：
“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人君口？”更是将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揭露无遗。当今世事，此类巨贪硕鼠、官仓鼠不仅并未绝迹，且仍有其不断滋生的土壤。在我们社会主义的这个“家”中，“鼠患”频仍乃是不争的事实。再说猫。世问以捕鼠为天职的良猫当是多数。但如前所述，那种不称职的“宠猫”也是普遍存在的。它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早已失去了捕鼠的本能，只是尸位素餐、徒有猫名而已。
更有甚者，则如明末寓言集《物感》中描绘的“旷猫”。旷猫即玩忽职守的懒猫，连老鼠都知其秉性而攻其弱点--用美味食品“供奉”它“以钳其口”，它于是睁只眼闭只眼，“置群鼠不问”。清人褚人获《坚瓠集》中更有一篇《贪猫》，内中描写猫、鼠勾结，同食同寝，“和平共处”，关系“甚呢”。究其因，则鼠辈深知此猫之贪馋，故投其所好，“凡猫之所嗜，鼠必预储以遣(送)之。”贪猫“吃人口软”，便任其为所欲为。文中说这样的猫已经堕落为“鼠魁”。也就是说，“警官”受贿而变成了“匪首”，可以想见，欲治之何其难也！玩忽职守的“旷猫”也好，内外勾结的“贪猫”也好，往往都是从养尊处优的“宠猫”演变、堕落而来。所以，要治鼠，须先治猫，尤其要整治“猫队伍”中的懒、馋、贪、占之风，以及内外勾结之徒。其次要看到，由于硕鼠们愈来愈狡猾，“治鼠”的难度大为增加，必须巧施善策，“综合治理”，多方配合，方能奏效。同时要堵塞“制度”上的漏洞，发挥“法制”的威力。如果这一切都能做到，加上我们的猫们都勇敢如虎，素质良好，忠于职守，那么民间的鼠也好，“官仓鼠”也好，就都不敢猖獗，而只会闻风丧胆。若如此，我们社会中的“鼠患”当会大大减少。说到底还是那句老话：“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的猫就是好猫。”
“小姐”的嬗变
“小姐”，本来是对年轻姑娘一种尊敬与礼貌的称呼，约定俗成而‘又习以为常。可是有一次我与同事到一座城市出差，入住某宾馆，当我们习惯地称呼女服务员为“小姐”时，她们却正色道：“我们这里的服务员，年龄小的可以叫小妹，年龄大的可以叫大姐，就是不兴叫‘小姐’。”再一深问，原来，此地“黄”风颇盛，卡拉0K厅有“坐台小姐”，按摩院有“三陪小姐”，桑拿浴室有“特别服务小姐”--都是些色情服务的角色。于是，正派朴实的宾馆服务员耻于与此类玷污了“名分”的“小姐”们“同流合污”，拒绝接受“小姐”的称谓，以示“划清界限”并证明自己的“清白”。其实“小姐”的称谓古已有之。据《辞源》，在宋元时一般指社会地位低微的女性，即官婢，后又专指年轻的女艺人。再后来，“小姐”则作为旧时未婚女子、尤其是官绅富家或书香门第未嫁少女的尊称。此称谓一直沿用到解放前夕。解放以后，随着地主、资本家的倒台，“小姐”便同“少爷”并列而被打入“另册”，成为贬义词，成为被批判、被否定、被改造的对象。及至“文革”极左年代，更把一些稍微讲究衣着时髦或略显娇气的年轻女性，统统称作“资产阶级娇小姐”而加以贬损，那“罪名”也是不轻的，往往让人避之如瘟疫，远之如寇仇。
这当然是对“小姐”本义的扭曲与亵渎。曾几何时，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时局变化，凡各类“盛事”都离不开面容姣好、身材苗条的小姐为之“点缀”，于是“小姐”从抽象的称谓到具象的“地位”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由“黑”变“红”，由“一落千丈”而“光彩照人”了。常见的，有各种盛会的礼仪小姐，各项选美的健美小姐，各类庆典的风采小姐，以及星级饭店的迎宾小姐，旅游景点的导游小姐，剪彩仪式的“托盘小姐”等等。甚至因集中选美而升格为“香港小姐”、“亚洲小姐”、“环球小姐”……“小姐”如此风光而又无处不在，套用《滕王阁序》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真可谓“彩裙与杯盏齐飞，佳丽共庆典一色”。
小姐“红”极一时，乃为当代一绝。尔后，就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复杂情况。国门的窗户打开了，八面来风，科学、民主、强国、富民之“风”诚然是主流，但也难免飞进一些苍蝇蚊子、污风秽气；加之旧时代的沉渣不时泛起，于是“三陪”、“坐台”、“按摩”等各类“小姐”应运而生。在那些“扫黄”未尽的角落，“小姐”的称谓已成了色相与淫邪的代名词，以至正派男人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清白女子视为不齿，深恐清、浊莫辨。平心而论，即便是“三陪”之类丑恶现象，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也是颇为复杂的；而那些“深渊”中的女性除极少数自甘堕落者外，其本身也是受害者。问题在于，有些地方竟然将“三陪小姐”等作为“招商引资”的手段，甚至向“三陪小姐”征税以变相承认其“合法”存在。如此种种，导致色情服务在某些角落泛滥成灾；而操此“职业”的“小姐族”则大有人在，且有发展成“行业化”的倾向，其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对自身的戕害则是不可低估的。若欲根治，尚须全社会的艰苦努力，综合治理方能奏效。只要“三陪”等现象继续存在，“小姐”这个本来美好尊贵的称谓被蒙污染垢以至变质变味，就是难以回避的现实。由“小姐”的嬗变而引发的社会课题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一个普通的民间称谓，忽而高贵，忽而卑下；忽而尊荣，忽而耻辱；忽而褒扬，忽而贬损；忽而捧之如众星拱月，借以增“光”添“色”；忽而避之如洪水猛兽，耻与同“名”为“伍”……
何时能为之“正名”，使之恢复其正常的、名副其实的本来面目呢？我们只好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