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
认识蓝博洲的人莫不以识荆为幸，老朽亦常对人言说“我的朋友蓝博洲”云云。
台湾统派作家蓝博洲是一个忠诚、质朴、有能耐的汉子。他积三十余年之功夫，不畏艰辛、克服困难，在台湾史领域（包括台湾政治史、台湾民众史等）制作了众多精良的口述历史，如眼前的这本《寻找祖国三千里》。
他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被湮没的历史、关于被遗忘的人物；他也教给我们很多，关于口述史制作的经验、关于口述史制作的伦理。
广义的口述史包括回忆录、访谈录等；狭义的口述史则是有采访人参与的，采访人与报告人互动合作的、共同追求历史真实性的作品，它不同于个人记忆（包括选择性记忆、错误记忆）的笔记，也不是采访人与报告人我问你答、你说我记的实录。
读了《寻找祖国三千里》，我想谈两个看法。
1.《寻找祖国三千里》引述的多是让蓝博洲有意搁置、晾了多年的口述史报告，有的甚至是报告人逝世多年以后才被披露的。
时间会证明一切。由于某些原因、出于某种动机，有报告人会做夸大其词的报告（统派学者、也是“我的朋友”的王晓波教授曾斥之为“黑白讲”）。此种报告经不起时间的证明，经过若干时日，连报告人也不敢如是说了。这是“晾了多年”的一个好处。在蓝博洲面前和笔下，失实的报告全然没有被采信的空间。另外，合于“不影响当事人生计和生活”的学术伦理，有些报告迟后发表才是正当、合理的。
2.《寻找祖国三千里》也引用了某些审讯记录。我曾在一次学术演讲里说：“在我看来，审讯记录简直是另类的口述史。其格式完全合于口述笔录：有访谈（审讯）时间、地点、访（审问者）谈（受审者）双方的问答（包括追问和补充问答）及签名；其解读原则也包括了‘硬伤’和‘硬道理’：尽可能不发生误读历史的‘硬伤’，尽可能发现近于历史真实的资讯。”我曾想，审讯记录里的受审人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包括严刑拷打、威胁恐吓以及关于组织、战友、亲人安危的考量），这是其“另类”的特点。读了《寻找祖国三千里》始知，台湾政治史的报告人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包括对“祸从口出”和“历史悲剧重演”的担忧）。蓝博洲用什么赢得报告人的信任呢？是他恪守学术伦理的人格力量。
祝贺我的朋友蓝博洲又出了一本好书。
2017年10月4日记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