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在特定的家族和家庭中生活。家庭则是社会的细胞。人、家庭、社会是无法分割的一个整体。不过，家庭和社会可以制约人，人却没有选择父母、家庭、社会或时代的自由。所以，人在创造自己历史的时候，只能在家庭和社会交织的网络中进行，可自由选择的空间和时间是很有限的。有感于此，谭嗣同大声疾呼要“冲决网罗”，但“网罗”永远是冲不破的，彻底冲破了，人也犹如无本之木了。然而，话又说回来，人是活的，有巨大的创造力，可以能动地、有限度地改变家庭乃至社会。在看到社会、家庭对人有制约的一面的时候，还应看到人对家庭、社会也有改造的一面。人在特定的“网罗”中生活，又给“网罗”涂上了不同的颜色。在这方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时代。世上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家族，他们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幸福和痛苦，各有各的“难念的经”。基于这样的理性思考，本书在阐述梁启超家族浮沉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了两点：一是将梁氏家族在近百年的起伏与特殊的时代和社会变动有机结合起来，以大社会为背景来考察小家庭，以小家庭为窗口来理解大社会，妥善处理全貌和一点的关系；二是着力研究梁启超家族独有的特色和长期积淀的文化内涵，写出知识分子家庭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文化品位和文化走向，也就是注重了梁氏家族文化个性的表述。
梁启超特别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时代也往往偏爱像梁任公这样跟着它走的人们。一般来讲，近代中国是一个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时代，现代化是时代的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梁启超则对现代社会情有独钟，其主要的活动几乎都和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连在了一起。早年即跟随康有为搞改革，后又办学、办报、开民智、参政议政，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奔波了一生。梁启超的家庭也在潮流的裹挟下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南国衣食有余的普通农家一跃变成了著名的新知识家庭。他可以在天津建造一座洋房，起名“饮冰室”，还能在北戴河买一个小别墅，夏天带全家在那里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其子梁思成，四十年代在美国讲学，回国时还带了一辆小汽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令人惊羡的。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成婚的时候，娶的是乡间良家女子，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梁启超的夫人则是晚清官僚李端棻的妹妹，是地道的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到梁思成成家的时候，婚配的是气质超群的文化名人林徽因。梁启超精心安排了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以及一同赴美读大学、在加拿大的婚礼、往欧洲旅游度蜜月等。现代气息在梁家是越来越浓了。梁启超的走向现代意识，以及其家庭在现代社会制约下折射出的新变化，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时代与家庭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梁启超的家庭处处散发着诱人的文化气息。这种文化，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也绝非欧美式的西方文化，而是中国文化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再生的新文化。中国文化在鸦片战争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它只能在正确处理中西和古今文化关系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新生。梁启超恰好在这方面用心最多，成果也最多，是近代构建新文化的一代宗师。他主张中西文化“结婚”，并结合中国社会的需求大量介绍西方文化，极为“新潮”。在近代传播西方文化方面，梁任公功不可没。同时，他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颇深，尤其善于以全新的现代理念去诠释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并对旧文化赋予新意义。在家庭中，他也以这种文化理念去教育子女、处理问题。其子女虽然多出国留学，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梁启超总是不失时机地为他们补上中国古典文化这一课。所以其子女在后来的生活和工作中大都表现出中西文化兼通的与众不同的一面。从梁启超的家庭文化中，可以切实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潜移默化，更能够追寻到颇为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还会提炼出一种古今中西文化相融合后再合理升华的新的文化因子，感悟出近代中国新文化的一些新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