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2014年冬到2016年夏末，两年时间，我不务正业地写了三十几个故事。故事内容大多追忆曾经熟悉的人和事，有漆匠、泥水匠、画匠、风水先生、神棍神婆、盗墓贼，还有几位离世数载的亲朋故旧。故事发生的背景局限于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每写完一篇，我就拿给朋友，随着故事渐多，朋友告诉我，她从文章里便能够想象出那个村庄是何种样子了。我告诉她，这个村庄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中。
后来，受朋友抬爱，这些故事陆陆续续得以发表。朋友推荐的平台大，收获的评论很多。那些日子，每发表一篇，我就默默等在电脑前，一一浏览如潮水般涌来的意见。独自苦苦耕耘出来的文章能被更多人过目，自然是倍感欣慰的事情，若能从评论中读到些褒奖之词，内心喜悦，自是不言而喻。可后来我就不敢再去看了，无论溢美之词，还是针砭之论，都不想一睹究竟。因为我很诧异地发现，在潮水般的评论中，真正谈论文章内容者不占多数，往往都是抓住文章某一点，将其无限放大或深度解读，结论大多可以汇集成八个字：世风日下，乡村已死。
事实上，在动笔写作之初，我未曾产生多少关于“乡村之恶”的认识，即使如今的乡村故土，较之以往，某些方面明显已在堕落。我只是想写，单纯感念生养我的土地，感激忘不了的人和事。在我心里，乡村虽然快要丢掉魂灵，但还远远谈不上死。我无意把脉，也无意为它开出系列药方。扪心自问，健康的乡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我自己也难以解答。有读者评论，我文章里表现的“匠人精神”才是正常乡村该有的元素，可是如今的乡村，“匠人精神”并没有绝迹；还有读者认为，真正的乡村应该“屋舍俨然、鸡犬相闻”，然而，这些元素，今天的乡村或许比过去做得更好。所以，当我看到读者朋友把我的书写记录当作一面镜子，试图照见今日乡村的“丑态”时，我觉得很疑惑，很不解。
乡村现在是什么样？乡村该是什么样？乡村能成什么样？每个人似乎都有话可说。
二
最近几年，无论新闻媒体，还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给予乡村的关注度空前提高。尤其当传统节日来临，中国掀起大规模返乡大潮，城市与乡村这两条河流开始合龙，农民与市民两种身份短暂置换，“乡村问题”借助“返乡体”将一连数天登顶新闻头条。
2016年春节，一篇博士返乡手记引起关注。大概是讲这个博士回乡之后，以她的视角观察了许许多多乡村“弊病”，观察细腻，颇有理论深度，文章一出，四面哗然。之后，国内几大媒体纷纷推出以“讲述返乡经历”为主题的平台，许多人由此分享他们对“乡村”的看法，内容一言以蔽之：我的乡村越来越陌生了。铺天盖地的文章在叙述自己眼中的农村，给人的感觉，中国乡村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批判，从前它那么美，如今它突然就变得这么坏了。
事实上，这种对乡村“特殊关照”的现象，并非近些年异军突起，大概十年前就有人在做，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首推《中国在梁庄》。有评论家指出此书解剖了中国乡村，折射出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之前不为人所共知的问题。梁鸿女士乘此书风靡，之后又陆续完成《出梁庄记》等同类作品，而最近两年与此相似的还有黄灯所著《大地上的亲人》，熊培云《追故乡的人》等。
这些作品似乎都在给“逝去的故土招魂、把脉”，作者的生长背景大致类似：在乡村生活成长多年，最后闯入都市工作定居，逢年过节偶尔回乡看看。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份有一个从农民到居民的转变，伴随身份转变的，是“乡村”在生活中所处地位的转变，即由“生长于斯”的故土变为“偶尔回看”的旅栈。换而言之，他们潜意识里的乡村，还是多年前未曾进入都市前感受目睹过的乡村。
有理由相信，这些由乡村输出的精英，面对“偶尔落脚”的故土时，心中骤然涌出的“痛感”，归根结底，皆源于今日乡村和记忆中乡村的比照。今日乡村变化太大了，但这种变化的过程他们无缘参与，因而他们不解，认为乡村已经彻底堕落，他们要急于“招魂”，迫切诊脉，力图重现记忆中的故土家园。
三
相比由乡村出走的文化精英们的“招魂之举”，另外一种所谓的对“乡村”的追忆，则颇有“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味道。
谈起乡村，尤其手握文化传播权的读书人谈起乡村，大多首先想到的必是一幅“田园牧歌式”场景。这样的乡村的确存在，中国古典诗词对乡村“田园牧歌式”的渲染，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读书人对乡村的浪漫想象。这种想象，基本体现在“村景”和“民风”两方面，即乡村拥有最为天然美丽的自然风光，“屋舍俨然、鸡犬相闻”，乡下人保留着最为淳朴的道德品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在读书人主要聚集的城市，这些恰是极为稀缺的内容。
乡村果真一如“田园牧歌式”的图景吗？
古往今来，作为中国农村主体人群的农民，以耕稼为主要手段维持基本生活运转。土地收成往往受多种不可控的因素影响，除了提供给一家人“口粮”，还要凭借它换取其他基本生活所需。可以说，农民一年四季辛勤耕耘，只有一个朴素目的：想尽办法提高庄稼产量。在“为维持生计而躬耕陇亩”的农民的价值体系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们所不理解也不齿的，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放在真实乡村，只会被视为“懒汉”做派，农民似乎并没有闲情逸致采集他们视为“野草”的菊花，也不会放缓脚步抬头对“南山”进行一番审美关照。
当然，传统自然经济下环境闭塞的特性，使大多目不识丁的农民身上的确保留了诸多人性中的美好品质：善良、朴实、淳厚。不过，即使在传统乡土，也不能保证这些人性中的美好人人具备。不可否认的一点，人性中的恶，在乡村同样展露得更为直接。然而，近代以来，受大环境冲击，传统农村原有的生活模式已被打破，农民的知识水平在提高，与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市场经济有逐步替代自然经济之趋势，农民、农村都在发生深刻且急剧的变化，变化不仅局限在物质层面，还旁及精神领域。基于此，倘若仍然以传统中国的乡村图景来衡量现代农村，显然有失偏颇。
或许如今都市压力太大，钢筋水泥做成的“囚笼”已使众多生活其中的青年人不堪重负，于是，乡村便成为心中可以无限想象、诗意栖居的“乌托邦”。可惜，这样的乡村太过完美，那是一个干净、自然、原始的“田园”，有蓝天白云，有青菜河流，有牧童横笛，有蝉鸣草木。当真正进入乡村后突然发现，猪圈恶臭，厕所蚊虫飞舞，河流浑浊，农家饭菜苦涩非常，山林千疮百孔，农民斤斤计较，失望之余，不禁感慨：乡村已死。可是，真正的乡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四
乡村的确传承有一套只适用于乡村生活的传统法则。半个世纪前，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描述的诸如“长老统治”“差序格局”“礼俗社会”，等等，这些才是乡村之“魂”，即乡村固有的文化精神。
在都市人看来，乡村的“茅檐木房”“传统手艺”“阡陌交通”无限美好，是乡村本来的样子。然而，在乡村人眼中并非如此，“茅檐木房”不如“水泥楼房”坚固干净，“传统手艺制作的物件”不如车床加工生产的廉价耐用。都市人在用“审美”眼光看待农村，农村必须成为“美学”世界里的某种模样，乡村人更愿意从“实用”角度抉择，看哪些东西该保留，哪些需要改变。
不可否认，真实的生活更接近“实用”原则。
乡村的确在变，而且在剧变，地荒了、山秃了、河干了、小桥流水逐渐成为昨日之梦。可是，这些表象的变化不足以佐证“乡村已死”，一个人的“魂”没了，这个人便寿终正寝，乡村的“魂”散了，乡村也才算真正死亡。乡村真正的彻底崩塌发生在细微之处，比如：邻里之间不再互相帮衬，年长之人在后辈那里得不到尊重，又比如：传统手艺失传，乡村并没有死，但传统手艺人严谨、细致的态度失传，乡村便开始濒死。
五
我的书写实践自然不敢包藏“为中国乡村招魂”的野心，只秉持“为故乡招魂”的孝举。孝举的意思是，故乡于我而言是亲人，是需要反哺，我也有义务反哺的亲人。
“乡愁诗人”余光中先生晚年回到故乡江南，曾感慨“故国是母亲，反哺母亲，浪子不行，孝子也不行，浪子回头才行”。浪子心向远方，故土于他只是迫切逃离的樊笼，孝子常侍在侧，“身在此山”，太过亲近的距离反而将故乡的病变遮掩，只有回头的浪子，经过一番逃离与回顾，对故乡的肉身魂灵终将生成一番彻骨认识。
在故乡生活二十年后短暂离开，如今再度返回，既谙熟传统故乡的一切物事，也得以目睹现代化的一次次换代更新，于我而言，这正是一段浪子回头的征程。回忆斯人，记录故土，既为招魂，也是反哺。纵使乡村的死亡已成不可挽回的事实，那为她留下一段生前影像，也不枉生而为斯人。
当然，若以流行的、所谓进化论的发展眼光看，拙作书写的旧人旧事，其遭遇淘汰消亡的命运，恰恰反映了时代的某种进步。进步，自当要有所舍弃！但我要说，有些淘汰是刻意的丢弃，有些消亡是不知不觉中的流失，这些“留在过去”的东西未必死不足惜，我们连带丢弃遗忘的人和事，还存留有理解过去的某种可能性。
倘若拙作能在隔离“新”与“旧”的墙壁上凿开一个洞眼，今人由此得以窥视过去，过去的余光也能投射到今天的生活里来，我将不胜荣幸。
二〇一七年七月自序于故乡陕西宝鸡陇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