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和团战争终结之后，庆王爷还是清廷中最重要的角色，直至清帝退位，他始终是皇室、满洲贵族的最高代表。只是到了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更年轻一代皇室成员、满洲贵族渐渐成长起来了，庆亲王在清廷政治架构中依然很重要，但不再是唯一。年轻后辈如载沣、载洵、载涛、载泽等渐渐成熟，庆亲王已属老辈，尽管还在发挥作用，比如后来成为第一届责任内阁的总理大臣，但其影响力已经没有办法与年轻一代王爷相比。
王爷的觉醒
新一代王爷介入政治，大约发生在1900年国难之后。义和团战争不仅使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皇族、满洲贵族也受到了巨大打击，一大批追随端郡王载漪利用义和拳、大刀会排外的王爷、贵族，或被杀，或被囚，皇权中心利用这样的历史机会，重新洗牌，一批更年轻的王爷登上历史舞台。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年仅十八岁的醇亲王载沣，在1901年被委派充任头等专使赴德国道歉谢罪。这虽然有德国为君主制国家，不得不遵从皇室礼仪去考虑。其实从清廷政治发展视角看，载沣出使德国也有提升皇族成员世俗政治地位以推动政治发展的意思。一趟德国之行为载沣赢得不少政治资本，为他们后来的政治作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2]
载沣等皇族成员被清廷刻意提拔起来之后，在政治上逐渐发挥了重要功能。1901年开始的新政和1905年开始的预备立宪，几乎全程可见皇族青年才俊的身影，他们可能没有汉大臣在科举道路上一步一步爬行的艰辛，没有汉大臣的文史功底和才华，但是他们从小长在深宫大院，从小就在政治高层长者身边玩耍，经多见广，举止谈吐也颇有令人自叹弗如处。所以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大胆昌言，痛陈旧体制弊端，呼唤新体制，这些都是发自真诚，也确实都对政治发展作出相当重要贡献。考察宪政大臣端方、戴鸿慈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明确指出中国未来政治出路只在君主立宪一途，君主立宪的意义并不是立意限制君主权利，而是通过议会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分担责任，使君主“常安而不危”。[3]
至于载泽，他是康熙皇帝六世孙，生于1868年，1905年出国考察宪政时三十七岁，年富力强，头脑清晰。1906年六月底七月初，考察归来的载泽上了一份奏请宣布立宪的密折：“窃奴才前次回京，曾具一折，吁恳改行立宪政体，以定人心而维国势。仰蒙两次召见，垂询本末，并谕以朝廷本无成见，至诚择善，大知用中，奴才不胜欣感。旬日以来，夙夜筹虑，以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多为之说，以为荧惑圣听者。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彼其心，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顾其立言则必曰防损主权。不知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载泽据日本宪法及伊藤博文等人介绍，以为立宪后君主仍然享有裁可法律、公布法律、召集议会、任官免官、宣战媾和、授予爵位勋章等十七项权利，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有丝毫暇意，日本等情形盖有过于中国者矣。载泽强调：“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一曰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有我国势之弱，亦有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大利二。一曰内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4]载泽在这里提出的“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以及“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等“三个有利于”，对两宫，对政治高层，震撼极大。这是清廷迅即宣布预备立宪最有力的推动。我们必须承认，皇亲国戚的危言耸听、激烈言论极大震撼了慈禧太后、光绪帝，但统治高层并不会因为他们的言论心生不满，或治罪，毕竟这些王爷都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是体制内的铁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王爷的觉醒是晚清政治变革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这是我在解释晚清政治史时与学术前贤略有不同的地方。
在端方、载泽等考察宪政大臣通过秘密或公开管道向朝廷建议实行君主立宪的同时，一大批封疆大吏、中枢大员也通过各种方式建议朝廷勇于改革，宣布立宪。1906年8月1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奏请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
各方面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载泽等王公大臣力挽狂澜的透辟分析，终于使朝廷痛下决心，于载泽呈递密折第三天即8月25日毅然决然宣布按照预先计划继续进行，加派醇亲王载沣、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参与其事。
朝廷之所以在这份御旨中命令袁世凯参与此事，大概是因为此时袁世凯也有重要建言，已俨然成为立宪政治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等此时上的《奏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据说就是他们与袁世凯密商后由张一麟起草的。张一麟是袁世凯此时重要幕僚。这份奏折规范了预备立宪的政治路线图，建议朝廷以日本为榜样，宣布以十五或二十年为期，达成完全立宪。至于这十五或二十年中间的重要准备，奏折建议先从组织内阁作为突破点，也就是将皇室与政府进行必要区隔，以维护皇室至上尊严。而组织内阁入手处，奏折建议从改革官制开始。这大致描绘了一幅不伤筋动骨而又能实现君主立宪的和平改革路线图，因而获得两宫嘉许，遂急召袁世凯进京与王公大臣会商。
8月26日，袁世凯抵京。27日，与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及世续、那桐、铁良、荣庆，还有汉大臣瞿鸿几、孙家鼐、张百熙、徐世昌等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等就考察政治大臣所提出的十份文件进行两天密集讨论。在大原则上，各位与会者一致赞成朝廷宣布预备立宪，只是在实施步骤轻重缓急等技术性层面，各位大臣的看法稍有差别。激进如袁世凯、徐世昌、张百熙及庆亲王奕劻等主张从速实施宪政，略微保守的孙家鼐、铁良、荣庆等强调不要操之过急，力主稳步推进。这里的所谓激进，所谓保守，只是改革策略而已，在改革大势已确定前提下，没有人至少是这些参与者中没有人执意反对立宪，他们的争论只是一些具体细节，是策略而不是战略。在这一点上，应该说皇族和庶族并没有什么分歧和冲突，过去刻意渲染袁世凯等人与皇族载泽、铁良之间的争论，可能有夸大的地方，并非历史真相。
高层会商的结果及时向朝廷作了详细汇报。1906年9月1日，光绪帝钦奉皇太后懿旨，宣布预备立宪正式开始，委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寿耆、袁世凯编纂新官制；命端方、张之洞、升允、锡良、周馥、岑春煊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派庆亲王奕劻、孙家鼐、瞿鸿几总司核定。宣布镇国公载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由此可见，预备立宪不仅在推动力上，而且在后来实际运作中，皇族和那些满洲贵族高干子弟都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预备立宪是清末政治史上重大事件，过去出于革命史观对这场大变动多有保留，从比较恶意的视角怀疑清廷立宪诚意，以为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对权力的酷爱，使她不可能真的同意让权，清廷也不会真的使用君主立宪分享权力。再加上后来突发事件影响，几乎从事实上正面证实了这种恶意推测相当准确，清廷特别是皇族确实到关键时刻不知权力分享的真谛，不知君主立宪究为何物，大清王朝最后之所以被送进历史，其实就是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是一种自私本能。
立宪的阻力
从后来的事实看，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只是在1906年时，皇族和满洲贵族确实是支持清廷走上政治变革之路的，力主君主立宪权力分享的。反对君主立宪，反对政治变革的确实有一股力量，但这股力量并不来自皇族，也不来自满洲贵族。
1906年9月30日，御史刘汝骥上了一个奏折，以为载泽改革密折强调君主在立宪体制下没有政治风险没有政治责任是不对的，没有风险没有责任就意味着没有权力，意味着大权旁落，因此他建议朝廷“大权不可旁落，总理大臣不可轻设”，若设之，必将把持朝局，紊乱朝纲，必将招致内乱。
10月8日，御史赵炳麟也上了一个折子，以为端方、载泽、袁世凯等人提出的政治改革思路是不对的，下议院没有开设就去创设什么责任内阁，将使一切大权归之于二三大臣之手，内而各部，外而诸省，皆二三大臣之党羽布置要区，行之日久，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
同一天，御史张瑞荫也有一个奏折，以为军机处关系至大，尽善尽美，废之恐君权下移。御史石长信也在10月11日上书说总理大臣不宜设，理由是总理大臣几近专擅，不利于皇权。吏部主事胡思敬指责君主立宪是窃取外国皮毛，纷更我国制度，惑乱天下人心。这些说法虽说并不理解君主立宪真谛，但这些反对声音恰恰不是来自皇族，而是来自汉人来自庶族。
这些反对声音当然没有阻止清廷立宪步伐，预备立宪大致上说获得了整个官僚阶层比较一致拥护。根据清廷规划，预备立宪入手处是官制改革，所以不论是皇族还是庶族，在最初阶段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央官制怎样更加合理化。9月2日，清廷宣布成立编纂官制馆，特派镇国公载泽以及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袁世凯等酌古准今，旁采列邦，折中至当，制定新官制。
两天后（9月4日），官制编纂大臣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相关事宜。紧接着，清廷于9月6日下令成立官制编制馆，吸收一些宪政专家参与起草。9月18日，他们就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由载泽领衔报朝廷。这个方案只是规划官制改革大原则，比如在议会还不能很快建立时怎样落实君主主导下行政与司法分立，以及中央部院应该怎样合理设置等。
对于这个方案中的大原则，在此后讨论中也有相当争论，而且一个最重要的争论就发生在铁良和袁世凯之间。大致上说，袁世凯主张，既然官制改革已经构建了共识，那么就应该乘着这个难得机会一步到位。而在当时中央官制体系中最不合理的就是权力至大而又无法负责任的军机处，按照君主立宪原则，肯定要设立责任内阁。既然设立责任内阁，就必然要裁撤合并一些部门，军机处就在这些当裁当并名单中。
军机处对于满洲贵族、皇族来说，或许是落实权利的重要体现，他们无法想象没有了军机处，只有一个责任内阁，而这个责任内阁将来还要向议会负责，他们担心这样一来必然使君主权力旁落，因而铁良等人坚决反对废除军机处，反对设立责任内阁，力主乘此改革机会削减督抚权力，增加中央权力，设立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限制官吏兼差兼职。这是一个收权思路，与袁世凯等人行政体制改革思路不太一致。
与军机处、责任内阁相仿的改革意向还有内务府的设置，既然君主立宪了，也就不存在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了，内务府在君宪体制下也就没有存在必要。
以此类推，还有八旗体制。君宪了，八旗也就从原来被养起来的状态解放出来了，他们应该恢复平民其实就是公民的身份，可以经商可以从政，不再受制于原来的体制和束缚。
类似事情还有翰林院，还有太监的存与废。这些问题，放在一个常态的君主立宪体制下，当然都没有存在的空间和必要了，君主立宪体制下，国家能够负担的只是君主和皇室，还有君主的当然继承人，皇室之外的远亲，还有那些依附在这个旧体制下的太监、内务府等，当然不会存在。所以力主彻底改革的人以为，既然改革，何不一步到位，彻底改革呢？
对于袁世凯与铁良以及其他一些人之间的争论，朝廷很清楚，但根据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原则，清廷很快对此给予明确的政策界定，划出中央官制改革“五不议”的范围，即军机处不议，内务府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以此减弱改革压力和阻力，以此推动预备立宪不在这些细节上争执。这是一个大智慧，也就几年时间，被恭亲王以来视为大清命根子的军机处，到了1911年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时，自然而然被裁撤被合并，波澜不惊，再也没有一个人认为不应该。这是铁良1906年无论如何想不到的。
清廷的改革，不论是行政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无疑都有不能逾越的政治底线，他们的这些改革都是为了修正旧体制，改变旧体制中不合乎现实的东西。但改革从来不意味着统治者从权力体系中自动退出，更不意味着满洲贵族、皇族放弃对大清国的所有权，“保中国不保大清”始终是满洲贵族、皇族的心头之患，任何有可能伤害他们权利的改革，自然不会被接受。
我们后来者在总结清廷最终失败教训时，一般喜欢指责清廷在最后时刻不知让权不知权力共享，特别是满洲贵族、皇族到了最后时刻依然斤斤计较反复折腾。假设这些皇族、贵族在改革中不是加强对权力的控制而是逐渐减弱对权力的控制，君主立宪或许应该像九年规划或后来调整的五年规划那样顺利实现。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而且这个善良假设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大清国就是这些皇族、贵族的祖上一起打下来的，现在改革了，要君主立宪了，原本就是要让大清更好，凭什么要让他们这些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退出政治。而且，既然在预备立宪时就要实现满汉平权，既然立宪了除了皇室，再也不存在什么皇亲国戚、皇族、贵族，那么他们这些政治舞台上已经站了位子的人为什么不能一如既往继续站下去？至少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何况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他们这些皇族贵族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也是中流砥柱改革先锋呢？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是，在预备立宪几年过程中，以袁世凯为代表的那些庶族出身的汉大臣也确实毫不掩饰对权力分享的高度觊觎，1906年关于军机处存废等问题的一系列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满汉之间或许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庶族出身的汉大臣愈是表现出对权力的急切与渴望，愈使这些皇族、贵族心里不踏实，愈觉得这些汉臣居心叵测，好像政治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阴谋。这种情形在慈禧太后、光绪帝在世时当然问题不大，慈禧太后几十年与汉大臣打交道的经验和光绪帝亲政以来的经历，使他们有办法让这些庶族出身的汉大臣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所以能够在1908年达成君主权力至上的改革共识，能够宣布那个后来引起争议而当时却获得大家一致认同的《钦定宪法大纲》。
然而1908年之后，光绪帝不在了，强势的慈禧太后也不在了，强势的权力中心被弱势的摄政王监国载沣和隆裕皇太后组合所取代，不论是汉大臣还是满洲贵族还是皇族，似乎都对这个变化缺乏心理准备和调适，特别是稍后的外部危机尤其是日俄不断在东三省挑起的外交危机，使满洲贵族、皇族在对权力的看法上产生了严重错觉。换言之，如果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继续执掌政权，满洲贵族、皇族心里可能比较踏实。对于摄政王，他们好像心里并不是太踏实，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出来协助渡过危机。所以在摄政王接收权力之后第一步，这些满洲贵族为了防止汉大臣利用机会攫取更大权力，首先找到一个机会和借口，将袁世凯开缺。在随后的改革中，有意无意让满洲人加强了对军权对中央权力的垄断，皇族中的载涛、载洵在政治上逐渐进步，获得重用。这一方面说明摄政王在政治上的信心越来越弱，不似前朝那样重视汉臣、重用汉臣了；另一方面必然使汉臣尤其是那些逐渐失去权力的汉臣在内心深处生出一种反叛的心，至少不像先前那样忠心耿耿了。君为臣纲，原本就是一个相对待的关系，君爱臣，才能让臣爱君。既然皇权中心不再像前朝那样信任这些庶族了，那又怎能指望这些汉臣继续效忠呢？先前早已消失的满汉官僚阶层的心结在1908年之后突然明显了，皇族、满洲贵族逐渐上位，占领一个又一个权力要冲，而汉大臣则随着袁世凯出局逐渐受到冷落。
如果从政治忠诚度来说，满洲贵族、皇族无疑对体制更加忠诚，他们所鼓吹的变革，所期待的君主立宪，一定是改善满洲贵族对中国的统治，而不是相反，取消或者削弱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庶族汉臣对于中国未来肯定没有满洲贵族、皇族的这些忧虑，无论这些汉臣比如袁世凯对大清国的政治体制多忠诚，多么坚持君主立宪既定立场，但在他们思想深处，一定是想着国家好，只要中国好，就是大清国好；只要大清国好，就是皇上好。至于满洲贵族，大约真的不在汉臣或那些立宪党人思考范围中。
从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说，这些想法是对的。君主立宪的实现，就是皇室之外的皇族、贵族退出政治。比如那些康熙大帝、乾隆大帝的五世孙、六世孙，凭什么还去占领权力要津，就因为拥有纯正的血统吗？孟子早就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亦五世而斩。”既然如此，满洲贵族、皇族凭什么永远垄断权位？于是，这就发生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任何朝着君主立宪原则走去的变革，在满洲贵族、皇族看来，都是对他们既得利益的剥夺。所以到了关键时候，到了将要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的时候，清廷宣布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十三名内阁成员中竟然有九名不是来自皇族，就是来自满洲贵族，这就在预料之中了。这就是满洲贵族、皇族对自家之外的人不信任。他们的概念中，对体制最忠诚的人，一定还是自己的子孙。
按照君主立宪的一般原则，或者说根据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规定，为了保证君主享有至上权威和永远不出错，皇族亲贵不得出任政府要职，不得担任任何享有政治权力的行政职务。然而，此时的满洲贵族和皇族错误理解《钦定宪法大纲》中关于皇权至上的另一个规定，即大权统于朝廷，皇帝享有颁布法律、召集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等权力，以为君主立宪体制中的黜陟百司就是皇上有权任用一切官员。这显然是对《钦定宪法大纲》的误解。
君主立宪政体下的黜陟百司，只是君主根据议会的选举结果，或根据政府的提名享有任命官员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显然只是礼仪性质的，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也就是说，皇帝的任命并不是皇帝的决定，而皇帝根据议会、政府的决定加以宣布，从而使这些政治任命具有神圣、至上性。所以，君主立宪政体下黜陟百司和君主专制政体下黜陟百司具有完全不同性质。
至于皇族亲贵不得担任政府要职，这是君主立宪政体下的必然规定，因为主要是规避皇族被某些亲贵拖入某些政治的或经济的丑闻。要保持皇室神秘、至上、榜样的功能，就必须在制度上保证皇室亲贵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比如皇室亲贵可以从事慈善事业、亲善事业，但绝不能担任任何实质性官职。政府或者说国民可以全资将皇室宗亲养起来，就是要使这个特殊的第一家庭不发生任何影响国民信仰的丑闻。通观世界各君主立宪国家，其实都是这样做的，这是君主立宪的起码要求。
最后的王爷
君宪体制的这些要求，对于皇族、贵族来说，并不是不知道。当第一届责任内阁演变成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后，皇室出身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在第二天就向摄政王提出辞职，这一举动虽然带有传统政治虚应故事的性质，只是他们多少或许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摄政王当然不会对朝廷的决策朝三暮四，没有同意庆亲王等人辞职。但是庆亲王到了第三天，也就是5月10日再次请辞，而且这次请辞的理由很直白，明确表示由于责任内阁人员构成太偏皇族、贵族，这与立宪体制明显不合。现在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关键时期，决不应该以“皇族内阁”为发端，以辜负朝廷期待和臣民厚望。皇族内阁既不利于天下，也有害于皇室。奕劻已经说得很明白。
庆亲王第二次请辞依然被摄政王拒绝。摄政王当然明白这些理由，但权衡利害，还是坚持原议，让庆亲王走马上任，出任责任内阁第一任总理大臣。
摄政王之所以坚持既定方案，显然有着自己的考虑。这个考虑就是，现在公布的内阁名单，只是一种过渡时代的过渡形态，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责任内阁。这是第一。
第二，立宪国家的政治改革，是泯灭一切种族身份，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所有出身都不再区分贵贱。汉人可以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人乃至满洲贵族也同样可以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立宪政治人无分贵贱，是对所有人而言，那么为什么要限制皇族成员出任政府要职呢？更何况，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这几个出身皇族的内阁成员，也并不是五谷不分的草包饭桶吧？他们毕竟在过去几年预备立宪运动中冲锋陷阵，做了不少事情，也属于当时难得的一流人才。
第三，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似乎也就那些人，那么多人，可供摄政王选择的实在太少了。
汉大臣自老一代李鸿章、张之洞相继去世，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真正有力量有影响的人物实在还没有出来，北洋系自袁世凯以下的政客如段祺瑞、冯国璋等还不算成熟，汉人士大夫杨度、张謇、汤寿潜等，给人的感觉是还差那么一个层次。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人才其实也是如此，自恭亲王奕去世后，中间虽然也出现过端郡王载漪之类的人物，但真正为大清王朝撑起门面的，也就只有庆亲王奕劻。至于新内阁中另外几个满洲贵族政治新秀，那都是最近若干年刻意培养出来的，现在除了他们，也真的没有多少可用之才。
在立宪政体下，人人当然都有从政的自由和权力，只是在君主立宪政体下，皇族出身的人依然享有皇权带来的许多好处和优先，这些人介入实际政治或许会给现实政治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但更多时候则会给皇室带来无穷无尽的负面影响。所以东西各立宪国家从来都对皇室成员采取厚养办法，由国家拿出相当钱财让他们过着体面尊严生活，成为国家名片，从事一些善事，而不让他们介入实际的政治活动，更不会让他们出任政府要职。
只是中国情形太特殊了，处于过渡期的立宪政体，如果不让满洲贵族、皇室成员承担主要角色，那么满洲贵族、皇室怎么能够愿意逐步放弃权力呢？说到底，立宪政治就是要逐步削弱乃至剥夺皇帝的绝对威权，如果上来就这样做，又有多少可能呢？所以说，皇族内阁的出现，在当年中国是个不得已的“赎买政策”，既然先前那么多年都容忍了皇族成员对现实政治的干预、介入，现在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清廷确定立宪目标已是不可更易的，1913年就要实行完全意义上的立宪政体，也是确定无疑的。届时，政府必须重新组织，而新政府就是立宪政体下与议会真正对立制衡的两极，如果此时筹建的政府是一个比较弱比较没有效率的机构，那么怎么能够保证两年筹备期诸多事务能够按时按质完成呢？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仅是社会所需要，也是任何政治改革过程中都必须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必将遇到无数压力和困难，必将遇到来自皇族、贵族的反对和抵制，因为他们毕竟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当皇族、贵族出面反对时，谁最有力量出面反击或劝阻呢？当然是皇族自身。
实事求是说，新宣布的责任内阁较之先前旧体制还是有很大进步。过去的军机处虽为全国行政中心，但在事实上对全国行政并不负有责任，而只是皇帝的办事机构、秘书处，只负责上传下达而已。现在新成立的责任内阁，依然是辅弼皇帝，但明确规定了内阁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国务大臣不能再像过去的军机大臣那样遇事敷衍推卸，不愿不敢实际上也无法承担实际责任，因为所有的决策都来自皇上，即便是军机大臣的主意，也毕竟因为变为皇帝意志了，因而军机大臣无法继续承担责任了。现在的内阁制，内阁处于行政第一线，总揽全局，独立决策，许多政策的制定颁布，都是内阁应有的权力、责任，所以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就无法像过去那样推卸敷衍。于是“倒阁”的情形是立宪政体下最常见的事情，内阁再也不可能像军机处那样从来只是局部改组，遇到重大政治失误，内阁必须承担责任，这是立宪政体下内阁的基本功能。所以，内阁成员是不是皇族出身，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只是更高要求，从皇族自身安全说，皇族成员确实应该重回清朝早期祖制所规定的那样，不得介入现实政治，不得出任政府要员。
新内阁名单的发布引起了国内外一些人的反感，以为这个名单确实不是一个理想名单，尤其不合宪政原则，不过是过去军机处班底换个新名字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个以皇族为主的新内阁，恰恰证明了孙中山等人多年来的指责，证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决不会还政于民，决不会让汉人掌握政府主导权。凡此，对清廷尤其是摄政王政治威信的伤害都是巨大的，也是此后政治演变越来越不利于清廷的一个重要关键点。
满洲贵族或许真的相信自家孩子最值得信任，或许真的具有比较狭隘的心胸和种族主义立场，但是现在确实是弄巧成拙，得不偿失，坐实了革命党人的指责。“皇族内阁”不是一般的有碍观瞻，而且深刻影响了大清王朝的政治前程。
皇族内阁立即招致各方面反对。6月10日，都察院代递咨议局联合会呈请亲贵不宜充任内阁总理折，以为皇族内阁与君宪体制不合，请求清廷务必尽快在皇族之外另行选派大臣重新组阁。稍后，山东巡抚孙宝琦也向朝廷表达了类似意思。
这些反对并没有引起清廷重视，摄政王始终不愿接受这些意见裁撤这届内阁。摄政王或许担心政治的恶性互动，因而不愿让步。7月5日，都察院代奏直省咨议局议长议员袁金铠等请另组内阁的奏折。在这个奏折具名的有四十多人，分别来自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江苏、安徽等十几个省份，其言辞也较咨议局联合会先前更激烈，指责朝廷将责任内阁演变成皇族内阁，适与立宪国原则相违背，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朝廷是否还具有立宪诚意。
袁金铠等人的奏折引起了摄政王注意，但摄政王不仅没有接受这个批评，予以改正或改组内阁，哪怕只调整几个人。相反，摄政王借题发挥重申任命百官是君主的权力，这在1908年《宪法大纲》中写得明明白白，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至此预备立宪之际，凡我君民上下，都不应该超出大纲所表达的共识、范围。至于各省议员一再呈请，几近干政，超出了职权范围，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摄政王重申，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各位臣民均当遵守《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合君主立宪的本来意思。
如果从国会请愿运动的教训说，摄政王的坚持或许有道理，毕竟他期待“有计划政治”能够落实，一切都照计划走，不能朝三暮四，也不能暮四朝三，第一届责任内阁并不是随意出台的，也是朝廷慎重考虑、全盘考虑的结果，怎能说变就变？然而，由于各方面压力太大了，庆亲王有点顶不住了。再加上各地抗议铁路干线国有政策风潮日趋严重，庆亲王于9月24日奏请开缺。假如摄政王当此时借坡下驴，不管庆亲王出于什么原因请辞，都利用这个机会改组内阁，重建政府，比如就像后来在滦州新军将领压力下任命袁世凯组阁那样，结局肯定不一样，摄政王也一定能获得听从民意，从善如流的美名。然而不知摄政王出于什么样考虑，他竟然一口拒绝了庆亲王的辞呈。
清廷错过了一次改组内阁的机会，紧接着就是武昌起义，就是政治危机，在这种状况下，改组内阁更不可能，因为哪一个大臣也不愿在这个时候显得自己不出力，显得自己想疏远朝廷。然而，武昌起义原本就是对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的抗议，清廷不愿正面回应这两大问题，只能激起更大范围的反抗。紧接着，湖南、陕西等省相继独立，清廷除了按照常规派兵镇压，根本无法拿出能够平息事态的有用办法。
各省危机像传染病一样持续发酵，但只要有中央军在，各省新军在摄政王看来或许并不是心头之患。然而让摄政王想不到的是，10月29日，驻扎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起兵发难，通电奏请立即实行立宪，又奏政纲十二条。张绍曾等中央军将领的通电直指问题本质，要求清廷明白宣布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任，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中央军发难终于使清廷感到了恐惧。当天，资政院经议决，奏请罢亲贵内阁，特简贤能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使其组织各部国务大臣，负完全连带责任，以维持现今之危局，团结将散之人心。稍后，朝廷以小皇帝名义下诏罪己，承认皇族内阁多用亲贵是不对的，是违反立宪宗旨的，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宣布军谘大臣载涛开缺；这多少有点认错意思。
在随后宣布的《宪法十九信条》中，清廷也对未来的政府组成提出新规定，强调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宣布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应该说，这些规定都是对的，基本上满足了先前各方要求，由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危机大致可以平息。
11月3日，清廷匆忙中颁布《宪法十九信条》，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进步。16日，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正式组成。应该说，这两件大事相当漂亮，立宪党人的怨言大致平息，中国转向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就是根据《宪法十九信条》召集正式国会。国会召集，就意味着君主立宪全部完成。
然而，正式国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怎样召集，在《宪法十九信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第七条说，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至于怎样公选，这个信条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再看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虽然其中多处说到国会功能，但关于国会怎样组织怎样召集，也没有具体规定。其“君上大权”部分第四条，说君主享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的权力。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很显然，这两个重要文件都没有国会选举的具体办法。
鉴于这种实际情形，资政院于11月5日议决几件大事，一是奏请清廷准许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为政党。这当然是为议会选举做准备。二是奏请速开国会以符合立宪政体。清廷对这两个奏请都有积极正面回应。指令资政院从速拟订议决《议院法》《选举法》，办理选举。表示一俟议院选定，即行召集国会。君主立宪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然而不论是清廷，还是资政院，觉悟都显得太迟了，动作都显得太缓慢了，南方独立各省等不及了，没有独立的省份也有点等不及了，大清帝国大厦将倾的感觉越来越严重，不得已，清廷于11月14日下诏命各省督抚从速公举素有声望，通晓政治，富于经验，足为全省代表者三五人来京公同会议，以定国是而奠民生。又派张謇、汤寿潜等人为宣慰使，前往各省宣布朝廷政治改革的决心和宗旨。只是这些宣布已经意义不大，这些人即便有几个愿意从命，但他们又能说什么、做什么，南方独立各省沿着已有的轨道前行，23日，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等联名通过美国公使致电清廷，要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
南方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清廷就没有机会。事实上，如果各位王爷给予密切配合，已经就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应该还有办法让南方放弃成见，重回君主立宪轨道。所以袁世凯12月8日在与北方和谈代表谈话时依然强调君主体制是万万不可更易的，这个制度是他们那一代中国人十几年来的政治选择，是君主专制、民主立宪两个极端体制的中和。袁世凯极沉痛表示：我袁家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为此君宪到底，不知其他。袁世凯就这个意思反复推论之数十分钟，语极沉痛。听众也深受感动，如代表刘若曾、许鼎霖等出来之后无不喜形于色，以为君主制度的保存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至少在袁世凯在内阁已没有什么疑问了。
按照袁世凯这个调子，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开始了谈判，君主立宪依然是供讨论的方案。根据随团代表严复与其弟子黎元洪晤谈，以及对黎元洪身边党人的观察、了解，严复此时有这样几个判断：
一、党人亦知至今势穷力屈，非早了结，中华必以不国，故谈论虽有辩争，却无骄嚣之气，而有忧深远虑之机。
一、党人虽未明认君主立宪，然察其语气，固亦可商。惟用君主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
一、党人以共和民主为主旨，告以国民程度不合，则极口不承；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盖彼宁以共和而立项城为伯理玺得，以民主宪纲箝制之，不愿以君主而用项城为内阁，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此中之秘，极耐思索也。
一、若用君主，则冲人教育必从新法，海陆兵权必在汉人之手，满人须规定一改籍之制。[5]
严复的观察是对的，关键是清廷必须拿出诚意重建信任，而这个诚意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尽快进行议会选举，构建一个正式的民选国会。然而在这一点上，清廷内部强硬派也就是各位王爷有自己的看法，不愿让步。这就彻底惹恼了南方革命党，还有那些立宪党人，甚至还有北洋系新军将领，他们以为清廷是故意拖延时间，继续耗下去意义不大。12月20日，唐绍仪在第二次谈判中发表了一通他个人赞同共和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君主立宪越来越不太可能。
唐绍仪这通言论是否有其他背景，不太清楚，但知就在这一天，南北军事强人，湖广总督兼北洋第一军总统段祺瑞指使高级幕僚廖宇春、靳云鹏等与黄兴特别顾问顾忠琛谈判，达成确定共和、优待皇室、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组织临时议会及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责任等五项共识，这基本上确定了清廷的结局。
段祺瑞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根据他1912年2月26日发布的通电，其主要原因还是各位王爷的败坏、阻挠，不合作，为清廷计，为皇室计，甚至为满洲贵族大多数人计，段祺瑞认为只有走上这一步：“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系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实难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因兵燹冻馁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6]
至此，各位王爷尽管筹组什么宗社党，但其已经很难翻盘，毕竟军队并没有完成国家化，向所有向现代社会转型体制中的军队一样，原本为大清帝国看家护院、保驾护航的新军，竟然成为葬送大清帝国的急先锋，而其反对清帝国的理由，并不是清帝国本身，而是那些不知自重、不知进退、不知妥协的各位王爷。
各位王爷就这样从晚清政治改革的先锋、主力，变成了逆潮流而动的“反革命”、旧人物，成为“最后的王爷”。
一点体会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关于晚清，我还写了不少，比如王爷之外，我也很注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我原本计划在这里用一节的篇幅写写我对这几位汉大臣的看法。至于康梁，还有章太炎、刘师培、张謇、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晚清政治人物、学术人物，我也曾下过一点功夫，也本准备在这里写点想法。但是毕竟篇幅有限，与明哲兄约定的字数已经在不经意间超过了，所以，我在这里简单说说这几本书的主旨，再简单谈点阅读晚清史料的体会，以免篇幅拖得太长。
这几本书在过去二十年间陆续写成，也曾以别的名字单独，或部分出版过。本次汇成一个小系列，主要是明哲兄建议、操持，各册重新定名，也主要来源于明哲兄的智慧。各册具体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想补充说明的还是我对晚清史的整体想法。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我们过去很多时候说近代史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曾表达过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变化的节点究竟是什么时候，则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我的看法是，这个节点就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更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转折。
甲午战争将近代中国的历史截然分成两截。之前的中国，不论从1860年洋务新政开始算起，还是从1840年中英冲突开始算起，甚至从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或者从16世纪中晚期耶稣会士来华，中国对西方因素的接纳都是极端自负的，不论学习了多少西方因素，中国人大致上还是相信“我中华文明”具有恒久价值，中国在近代的落伍，只是局部的，因而那时中国人的口号就是“中体西用”，只是学习西方之“用”，之“末”，而不会在“体”，在“本”上转向西方。中体西用表明中国文明的自信，当然我们后来知道这个自信是建立在虚假的自负上，并不真实。
这样说，主要是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没有弄清楚“近代”的意义，不明白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不明白工业化必然导致全球化，不明白世界自工业革命开始，已经实质上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大殖民时代”，资本主义早期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就是一种外向的，就是利用力量在全球尽量多地占据市场、资源，而不是画地为牢，孤芳自赏，更不是拒斥外部，光荣孤立。那时的中国，恰恰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弄明白，不了解世界，更不敢走向世界，不知道贸易的双向意义，更不知道政府的职责不是去从事具体的经营、管理，更不是国家贸易，政府应该定位在立规矩，定制度，监督制度的执行，应该最大限度藏富于民，有意识为现代社会发展培育新阶级、新阶层，以民众的力量开疆拓土，以民众的力量从事国际贸易，政府、军队能够做到的，就是为民众从事的任何有助于社会发展的事情提供保障，直至为贸易，为商人利益，不惜一战。近代中国少数知识精英提出的所谓“商战”，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然而那时的中国政府确实不懂这层意思。
中国那时的政治精英不明白这些道理。这些政治精英不了解域外，不知道世界，不知道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巨大变化的深层原因，历史意义。走出国门、了解域外的个别人如郭嵩焘却又因其新颖的言论受到旧势力的讨伐，郁郁而终，其思想见解更多的具有思想史意义，而不是转换成现实政治。中国在被迫进入近代之后，再利用国家力量发展现代军事工业、国防方面，由于充分借鉴了西方经验，利用了西方人才、技术，因而让那时的中国人以为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完全有可能踏上全球化的路，一点都不影响中国分享全球化的好处。而且，更为蹊跷的是，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因，中国在步入近代之初，比同类“后发展”国家如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快许多，这些指标当然主要是指海关数据、海军舰船等硬性指标，或者像后来的GDP，而忽略了社会发展、教育、素养等软性指标。所以那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很自负自己的发展模式，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在与日本人的接触中，不止一次推销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于日本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面西方化很不以为然。李鸿章是近代中国最具世界眼光的政治精英，他的看法也不过如此。那时的中国人，除了极少数知识精英不合时宜建议朝廷要注意西方富强现象背后制度的、教育的、文化的因素，要将西方的进步作为一个整体去看，而不是有拣择地只要西方的富强，而应充分注意西方富强背后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新教育，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在最初时期都看到中西差异，也似乎明白这些差异的症结在哪儿，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政治决策不是像日本那样集中全国力量去办新教育，而是自以为是地“改科举”。
甲午战后有机会回望三十多年发展道路时，人们很明白地看到三十多年时间几乎被白白的耽搁掉了，所谓“先发优势”只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了一切，除了那点海军舰船、工厂企业，中国社会、教育、观念，几乎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即便是军队，除了北洋海军具有现代性质，绝大部分陆军，还处在几十年前与太平军作战时的水平，与东西洋的差距并没有因为洋务新政而缩小，反而因东西洋在这几十年间的巨大进步而加大。
痛定思痛。甲午战败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也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节点。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负。甲午战争后，中国在大环境压力下，终于放开了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限制，终于明白十九世纪以来近一个世纪国际资本东移对于中国的意义。中国面临全面步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机遇，所以我们看到甲午战后中国如火如荼的发展建设，铁路、矿产资源、城市发展、社会发展都在这个新的形势下有了很不一样的进步。一个新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也从原来的买办、小作坊主中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终于由萌芽长成了参天大树。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新阶级——无产阶级，也同时出现。无产阶级的意义，不是去推翻什么资本主义，而是离开土地，离开农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果。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必然要求政治权利，所以我们看到晚清十几年的政治变革，大要都在围绕着政治权利如何保护，政府与社会如何协调，所有的改革，归结一句话，就是走出传统，步入现代，重构中国社会。这是我写晚清史的基本思路。
注释
[1]马勇撰“晚清四书”自序之四。
[2]随载沣出使德国并拜谒德皇的还有荫昌，他们此次出使赢得了通知外国事务的美名。见《清史稿》卷一五七《邦交志·德意志》。
[3]《端忠敏公奏稿》卷六。
[4]《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卷四，29页。
[5]与陈宝琛书之七，《严复全集》卷八，102页。
[6]《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军总统段祺瑞致内阁请代奏电》，《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卷八，1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