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彭明哲总编辑，以及东方出版社、新星出版社诸位朋友的好意，我在过去近三十年间有关晚清历史的几本小书有机会汇成一个小系列出版。编定之余，我写了一篇短序：
我的专业本为中国学术史，读书期间主要精力用在先秦两汉。那时根本想不到后来几十年竟然会将主要精力用在了近代史，尤其是晚清史。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那时的分配制度。我被分配至近代史所，思前想后，也不能不在近代史领域做点事情。这是我过去二十多年致力于晚清史的缘由。
晚清史，是前辈学者下过不少功夫的领域，但相对于我那时比较熟悉的古代史，近代史许多问题在那时还没有人触及，时间的原因，时代的原因，总而言之，三十年前的中国近代史与古代史比起来，犹如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这样说，主要是就细节而言，如果从大的框架看，尽管这段历史刚刚走过，但学术界在那时还是形成了许多相异乃至相反的看法。这也是近代史的魅力所在。
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近代史教育，是典型的、正宗的革命史。我的印象中，近代史老师那时最习惯的口头禅之一就是“我党”“我国”如何如何，不管自己是不是中共党员，大家都有一种主人翁的自觉。至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垄断资本、官僚资本、地主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等，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学习时经常使用的概念、词组，深入骨髓，历久不忘。
假如不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便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抓捕，中国开始“新长征”，重启现代化建设（那时叫“四个现代化”），“革命叙事”的格调大约都不会变，相信似乎依然会沿着毛泽东的路走下去，当然会在毛泽东政治变革的基础上增加些经济要素。
三中全会让中国历史彻底改变。这次会议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方向，这个方向不再是沿着阶级分析方法看待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不再是不兼容的制度，社会主义发展一定要全面继承人类文明的成果，借鉴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利用资本主义手段、方法发展中国，是那时中国人的一个重要共识。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将先前几十年想象的、浪漫的社会主义拉回到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描述。由此，近代史叙事模式面临挑战，许多人与事，也都面临着重估。
我个人在那时印象最深的是对中国资产阶级，以及洋务运动的重新评价。由这场讨论，先前几十年风靡全国的“革命叙事”打开了一条裂缝，渐渐地，研究者普遍相信，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除了革命，除了制度变革，也有一个建设、发展问题，因而对近代中国历史上改良主义、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先前比较负面的人和事，都有了不同思考。我在近代史学术领域的进入，就得益于这个时机，这个切口。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政治上的变化，文化保守主义，乃至政治保守主义成为学术界主旋律，受此影响，我那时比较集中研究了严复、梁漱溟等提供的保守主义方案，以及他们在近代中国的实践。稍后，机缘巧合，我承担了近代中国通史集体项目中的甲午至辛丑时段，使我不能不从政治史视角重新思索中国人在那时的追求、实践、问题，晚清帝国为什么从“先发优势”的洋务新政一发不可收拾，维新、变法、排外、新政、宪政，直至清帝国结束。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逻辑，各派政治力量、思想家、政治家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方案，实践与理想，历史与逻辑，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一个老大帝国不是通过变革获得新生，而是付出了一个王朝终结的大代价。过去二十几年，我的主要思索大致都围绕着这些问题，试图给出合乎历史与逻辑的解答。
为了解惑，从那时起我相继承担并完成了近代通史“从甲午到辛丑”的写作，“维新时代”“义和团战争”的写作，这些写作，有的已经出版，更多的，自认为还有修正空间，因而只是结项，并没有出版。我一直期待退休后集中时间静下心重写这几个课题。
主要的研究成果没有出版，但由于机缘巧合，由于出版界朋友的热心，过去十几年我也在这个领域出版了几本适合于非专业读者阅读的作品。我的想法很简单，在当今中国如此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体制内的研究者不能不为体制而写作，毕竟要完成工作量，要考核合格。另一方面，读书人毕竟不只是为了职称、待遇，读书、写作，既是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为大众、为社会奉献的责任。这是我这些年，确切说是评完各个层级的职称后自由写作的心态、追求。我觉得应该为自己的兴趣而写作，为更多读者而写作。
承出版社朋友不弃，这几本小书都曾在各出版社出过初版，或修订本。这一次，新星出版社朋友建议将之汇集起来，作为一个“晚清小系列”。
我过去曾经写过一篇《作为艺术的历史学》短文，大意是说历史是一门主观性极强的学问，接近于艺术，可以把玩，必须想象，因为无论历史资料如何丰富，史料有意的无意的被销毁，尤其是关键史料往往并不归档，重要历史人物往往利用“后死者的话语霸权”影响历史书写。由于这些因素，历史是一个常说常新的学问，我们无法穷尽历史真知，但历史学家有责任讲述一个有根据有思索而又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衷心感谢先前出版这几本小书的出版社，感谢新星出版社的朋友，感谢不离不弃的读者诸君。
2016年8月11日星期四
短序写完后，我就发给了责任编辑李文彧小姐。文彧是我在东方出版社“作品集”的主要编辑，合作了一段时间了，愉快、轻松、友好。过了几天，文彧告诉我，新星出版社彭明哲总编辑看了我写的短序，他希望最近和我见个面，再聊聊。
8月22日，中午，我如约赶到微商故里。明哲兄在正式喝酒前很认真谈了他的建议，他希望我将这篇短序废掉，仿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作一长序，系统清理自己过去几十年晚清史研究的心路历程，以为年轻一代参考。顾颉刚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渺小如我如何敢仿其历史学名篇瞎编滥造？所以在最初的反应，我是无论如何也以为万万不可。
几杯酒下肚后再仔细想想，明哲兄，以及当天在座的秦千里兄说的也有道理，毕竟我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三十年，即便没有经验，也有挫折。将自己的体会、经历写出来，即便不为年轻一代参考，也可为当代学术史留下一点史料。
于是，有了这篇文字。
“批林批孔”是我的学术起点
听了明哲兄的建议，我并没有急于动手，一方面往回找点资料作为凭借，另一方面静下心来回思过去几十年走过的路。差不多二十天过去了，我方才找到一点感觉，觉得可以动手写这篇文字，也觉得要想说清楚后来的想法，还是得从头开始。这大概属于历史学的职业病。
先说一个小故事。几年前，为纪念邓小平诞辰，我应约为一家媒体写了一篇文章，主要从自己的经历，谈邓小平引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走出来的意义。或许是因为行文需要，或许是为了对照，既然说走出毛泽东时代，就不能不说毛泽东的问题。结果，一位网友在那篇文章后留下了七八篇批评文章，可惜我并没有在那个网站上注册，而且那篇文章是这家网站独家约稿，网站编辑也没有告诉我这些留言，所以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些留言。大约是我的不回应惹恼了这位网友，他毫不客气地向我的上级，乃至我的上级的上级写信举报，大意指责我反毛。这种举报过去几年确曾给我带来许多困扰，但我理解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网友。
我们这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按照过去的话说，叫“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从出生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接受的教育，就是红色江山、共产主义接班人，毛泽东的语录早已渗入我们这一代的骨髓。假如不是后来的读书生涯，我一定也与现在许多崇拜毛泽东的人一样，不会有其他想法。一个例证就是我身份证上的生日，就是毛泽东的生日，这并不正确，而是上大学建档案时选定的。我来自农村，使用记时都是农历，从来没有换算过阳历。那时也不是很好找“万年历”对照表，因而以为接近，就将毛泽东的生日当作自己的生日。从这个小例子，可以知道我们这一代人除了极个别例外，如张志新、遇罗克等“反潮流”，绝大部分都曾经是毛泽东的崇拜者，顺着潮流走，发自内心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尽管这些人没有几个与毛有过直接接触。
我的老家在安徽最穷的濉溪，被当地稍有知识的人誉为安徽的西伯利亚。小时候，濉溪属于宿县，就是现在的宿州；后来属于淮北市，也是淮北唯一一个市属县。
与同龄许多学者相比，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早期，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实在说来，没有读过什么书，不像同时代的城里人，有机会学习那么多古今中外名著。我们那时上学，毫无目标，对于家长来说，就是让孩子识点字，平安度过儿童时代；对于学生来说，没有升学压力。一个村庄想也不敢想会出个大学生。特别是“文革”开始，废止高考，成绩好坏，一律平等。即便后来出了“工农兵大学生”的创意，我们村也有几个同龄的入学，但上大学基本上与学习成绩无关。所以回想青少年时代，我没有后来从校门到校门一代学子的辛苦，我一直处于“快乐上学”阶段，没有任何人为压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底层社会出身，没有见过荣华富贵，并不知道艰辛是艰辛。
中学毕业，那时并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严格的户籍管制，不仅不存在外出打工，甚至遇到荒年要外出讨饭也很难被允许，必须开具生产大队的介绍信。当然，我们那儿没有外出讨饭的习惯，我小时候倒是经常见到不远处的凤阳等县的职业乞讨者，只要秋收过后，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回来了。多年后，看到研究皖北乞讨者的书籍，我特别有一种亲切感。
我们那儿，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去当兵。高中毕业后第一年，我因为一个小小的毛病，体检不合格。我的很多同学那一年参军去了锦州，几年后参加唐山大地震救灾。我没有去成锦州，第二年，我参军去了杭州警备区。这个经历，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后来研究义和团来源时，以为义和团在那时能够闹起来，战后遣散，或解散，或逃亡的官兵应是一个因素。我的这个判断，很大程度上基于自己在军营中的经历。老话说好铁不打钉，好孩子不当兵。军营就是一个大熔炉，一个单纯的孩子在这个熔炉里一定会迅速改变。军营生活越久，越难以回到土地，自古以来的流民，其间总能看到军人，或退役军人的影子。
杭州城区三年多，我只是看见了杭州的繁华，并没有进入市民生活。但这个花花绿绿的杭州，对一个来自农村的小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场灵魂的震撼，开了眼界，知道除了家乡，还有城市，还有世界，还有那么多好地方。
军营生活真正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运动。军队现在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我们那时，每天的工作除了完成站岗执勤任务，主要就两件事，一是连队的副食品生产，养猪、种田，支农“双抢”；另一件事就是学习，我们简直就是文化兵，几年时间，确实有很多军事训练，但很少真刀真枪，印象中，实弹射击并没有几次，大量时间就是理论学习。这是我们军队的优势，但让没有多少文化的士兵痛苦不堪。
毕竟我那时算是高中毕业之后入伍的，虽然我们在学校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相对而言，高中毕业在那时的军营就是不小的知识分子了，因为更多士兵小学都没有读完。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我愿意从军营开始说，主要就是因为没有那几年军营生活，没有批林批孔运动，没有学理论，我的人生不会如此，更不会去读历史，研究历史。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的理由现在看来并不是很充分，至少林彪并没有在思想深处将自己与孔子联系起来，并没有孙中山、蒋介石那样的思想自觉，自视为孔子道统传承者。林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也不精通，像那个时代许多好读书的军事将领一样，马克思主义可能是其观察问题的一个思想资源，但对马克思、恩格斯那些并太容易阅读的著作，不可能理解很多。但是，毛泽东出于自己对中国传统的厌恶，他到了晚年确实对儒家，对孔子，对传统，表现相当决绝。
据北京大学郝斌《截屏再瞥周一良》一文提供的线索，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殒命温都尔汗后，北京林彪居所毛家湾想必早就被有关部门查抄过不止一次了。两年过去了，突然有人想起林彪的书籍字画。于是，1973年年末，有关部门派“梁效”一干人马又去翻检一过。上万册图书，只要是在尊孔文字上面用笔勾了道道、画了圈圈的地方，都摘出来。十几个人，连查了三次，凑到一块，没有几条。“刘项原来不读书，嗟尔众人，胡为乎来哉！此一时节，只凭匠心巧运，编排出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算是完成上面的旨意，用这个材料指说林彪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至于清算林彪，何以要把文章做到孔夫子头上？林彪的事是十足的政治问题，何以要跟古代思想意识挂起钩来？此时的玄妙，郝斌先生表示很难理解，但知在此前半年左右，曾有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传达：“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此外，此时还有一首毛泽东的五言绝句：“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郝斌先生认为，这两首诗才是“批林批孔”的真正源头。至于“梁效”奉命编排出来的那份材料，于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当年一号中央文件发向全国，“这无疑是一道金牌，一场‘批林批孔’正剧由此开罗登场”。[2]
这样的高层内幕我当年作为一个小兵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所能感受到的就是中央文件下发后，报纸杂志铺天盖地都是咒骂孔老二，以及他的孝子贤孙林彪。作为那个时代并不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我其实对孔子，对林彪，对孔孟之道，基本上不懂。好在那时的政治运动重在参与，并不真的要求懂。真懂的，估计也是麻烦，如后来我所知道的梁漱溟，他确实懂，但他说出来的话却不中听，因而也被边缘化。
政治运动就是一个学习运动，我们这些当兵的政治学习除了由指导员、排长、班长领读中央文件，更多时候就是由文化程度稍高的一些士兵读报纸，有时候也让我们写心得，写大字报。我记得我们连队那时驻防裟婆桥十四号，那里也是我们的营部，大字报最多时，简直将那个院子所有墙壁都贴满了，有大标语，有小字报，纸张主要是旧报纸，很少有新买的纸张，部队似乎也没有这笔开支。
至于大小字报，以及我们学习的内容，就是报纸上的文章。稍后的说法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说实在的，几十年过去了，抄的内容早就不记得了，但能记得，就是这个运动促使下，我开始接触了中国历史。印象中，我那时用津贴订阅了刚刚复刊的《历史研究》，以及极负盛名的《学习与批判》等，里面的文章并不全懂，但从此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至少应该算作职业生涯的准备期。
在批林批孔以及前后学习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评《水浒》，批宋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运动中，我们这一代差不多都细读过张春桥、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读过《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至于《毛泽东选集》以及选集之外的许多著作，也是我们这代自诩为“小知识分子”的床头书，一读再读，尽管许多内容并不懂。
除了用津贴买书、订购刊物，我印象中那时让我最长见识的是弄了一个浙江省图书馆的借书证，每次可以借十本，或更多。这张借书证是与我一起当兵的高中同学弄来的，究竟是怎样弄来的，现在实在记不得了。这个借书证让我开拓了视野，弥补了中小学期间乡村学校的孤陋寡闻。直至我从杭州退伍回家，这张借书证也没有及时退回，我用这个借书证又借了一批书籍回家，又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留给我的另一个记忆是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这本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但在那时却成为一个普遍性运动。我的一位老乡分在团政治部，他那时就参与了章太炎作品整理，好像是《秦政记》《秦献记》。节假日老乡聚会，这位老乡向我们讲过这些事情，当然我并没有听懂。不过，由于我那时也曾去余杭教导队训练，那儿是章太炎的家乡，有了这位老乡的介绍，我那时对章太炎多少有了一点直观认识。这对后来的职业生涯自然具有正面意义。
杭州军营生活留给我另外一个很深的记忆，是对理论的追求。1975年春节前后，毛泽东在杭州居住了一段时间。我们连负责杭州火车站外围警卫，主要是看守毛泽东的专列。很长一段时间，我主要看守一个固定道口，那个道口差不多总有与我同时值班的一位师傅，是杭州极负盛名的造反派领袖，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记忆犹新，每次值班时，都在听他讲那些晦涩理论，我听得晕晕乎乎，他讲得津津有味。具体内容现在完全不记得，只记得那时很陶醉的情形。我后来比较愿意进行一点理论思考，仔细想想，也有这位造反派师傅的影响在。
我应该算是军营理论学习不错的士兵，记得那时南京军区机关报的记者曾到我们连给我照过几张相，至于是否在南京军区机关报上发表过，我不记得了，但这位记者留给我的几张照片，一直被家里妥善保存。我现在能记得的几张确实都是“摆拍”，比如我坐在大通铺上看书，而战友们统统睡觉，今天想想觉得好假，但当时真的不觉得有什么，似乎本就应该如此。
军营生活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假如没有这段生活，我无论如何不会踏入历史学的门槛。那时政治上的是非曲直我们并不懂，我只是凭着一个年轻人的直觉追求知识，追求进步。
在我大约十岁时，一位在海军当军官的姨夫探亲时对我说过一番鼓励的话。他说我将来长大了一定是个军官的料。我不知他的这个说法有多大真实性，但这句话深刻影响了我幼小的心灵。那个年龄能记住的事情并不多，而这件事我却一直惦记在心。
入伍之后，我那时的想法就是要成为职业军人，一辈子在部队。所以那时不论政治学习，还是军事训练，或者日常生活，我都严格要求自己。在当兵的第二或第三个年头，我曾被推荐上大学，也去参加了考试，并被告知考得不错。但后来并没有去上学，很久以后，一位了解内情的老乡告诉我，被一位首长的孩子或首长身边的人给顶替了。这件事并没有让我感到沮丧，毕竟人生的路还很远，机会还有。但这件事让我后来思考毛泽东时代许多问题时有了一个参照，“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其实充满着很多人情因素，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也正因为这个原因，1976年毛泽东去世不久，特别是邓小平重出后，推荐上大学成为历史，而一个新的制度安排，重回“文革”前的高考，呼之欲出。这是我不得不放弃职业军人想法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邓小平复出后，军队不再从士兵中提升军官。这个决定对于我们从农村来的士兵而言，是致命打击，当兵已没有进步台阶，我和许多准备一试高考机遇的同学、战友，差不多都在这个时候安排复员回家。
此外，由于历史突变，新政策让我这种入世不深的青年人很不适应，毕竟先前也算是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积极参加者，让我突然改变认识，确实有些为难。而且，我那时受《参考消息》等影响，对他们之前不断渲染的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变局信以为真，像许多吃着地沟油的忧国忧民志士一样，非常投入地忧心毛泽东之后修正主义上台了怎么办。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毛泽东去世消息时，我正在省委大院站岗，听到那个消息后确实像后来看到的朝鲜情形一样，一代伟人走了之后，活着的人怎么办？在此后的政治学习中，我也委婉表达了自己的忧心。今天回想自己幼稚到了极点，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的底层人物，竟然操心根本不该操心的事情。我后来在从事研究时虽然一再强调理想社会形态就是各司其职，让政治归政治家，让外交归外交家，让学者专心于学问，让学生专心于读书或花前月下。然而，性格即命运，想到的，说出的，并不一定能做到。很多时候，还是“忍不住地关怀”，越位思考那些本该肉食者谋之的国家大事。
顺流而下：从古史往下读
1977年，我离开了杭州，返回家乡，脱掉军装，继续当农民。三年多军旅生涯，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又回到三年前的起点。
此时，担任大队支部书记的是我小学时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大概没有读高中，比我早几年入伍，早几年复员。他在部队时，以及后来我在部队时，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相处不错。他先是让我当了大队民兵营长。稍后，遇到“文革”后，大约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招收农民工，我就近水楼台，成为新时期历史上第一批农民工。
那时的农村，并不觉得非常痛苦，只是收入太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因而第一批招工，还是引起了激烈反响。印象中，和我一起去的这一批工人，多少都有点关系，与之前几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一样，纯粹的农民子弟，似乎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这一批农民工直接被送到了宿州以东十二公里处的朱仙庄煤矿。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只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平地上下挖八百米，打出几个竖井，以及井下的巷道。我们单位准确名称叫做“煤炭部第二十九工程处”，领导这个工程处的，是淮北煤炭建设指挥部。
印象中，我所在的临涣公社此次招到朱仙庄煤矿的工人有一百多人。与煤矿有关系的，被分派至劳动强度稍低的运输队。更有关系的，只在地面从事一些辅助工作。我那时确实与煤矿没有任何关系，年轻力壮，也没有想去找关系，因而我被分配至劳动强度最大，也最危险的掘进队。掘进队的工作也非常简单，那时的概况现在还记得，就是“打眼、放炮、出矸子、钉道”四个工序。
我在井下整整干了一年，从来没有惜力，没有偷懒，几位老师傅，以及连队的连长、指导员，似乎也很器重我。我那时的想法，就是这样上班下班，喝酒吃肉，睡觉，日子过得很散淡，下井的时候也并不觉得恐惧，更没有末日的感觉。不过，朱仙庄煤矿是著名的超级瓦斯矿，安全检查是一点都不敢大意，下井时绝对不允许喝酒，不允许带任何火具或易燃物。朱仙庄煤矿也是国家大型重点企业，管理严格，正规，所以我在朱仙庄一年，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事故。
能够记得的，是一位高中同学，他父亲是我们公社很有声望的大队书记，这位同学早我一年参军，之后我们一起来到朱仙庄。这位同学性格很好，不多话，很幽默。然而无论如何让我们那时都想不到的是，晚上吃饭时一切都很正常，这位同学去上夜班，就再也没有回来。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了。这是我在煤矿工作两年最深刻的一个记忆，从来不敢忘记。
在这位同学出事前，我就到煤炭部在宿县城里新设的“淮北煤炭技术学校”读书去了。淮北煤炭技术学校是中等专科技术学校，在我进煤矿不到一年时开始在煤炭系统内部招生，组织考试。我那时并没有想着离开煤矿，因而与一些工友一起参加了考试，有幸被录取，旋即入学读书。学时为两年或三年，主要为工程类课程，毕业后回煤矿当技术员。对于许多工友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我个人那时也这样认为。
但是，当高中同学出事后，我从学校赶回朱仙庄，帮着他的家人料理后事。这件事给我的震撼至今依然存在。我大约就在那一霎那做了一个影响我全部人生的决定，利用在宿县读书的机会，一定要参加正式高考，一定要离开朱仙庄，离开煤矿。我再也不要回来了。所以当同学后事料理完毕，我将我的“窑衣”、矿灯、矿靴，一切与煤矿有关的物品全部送给了工友。
我决定参加高考，还有一个激励因素。1978年，我大弟弟以全县第一名成绩考上了大学。他本来可以进更好的学校，但由于没有人懂得怎样填报志愿，第一志愿填得太高没能录取时，第二志愿就很不理想。但我弟弟考上大学对我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我那时只有一个想法，我弟弟能够考上，我为什么不能？于是，我返回淮北煤炭技术学校，就开始了高考复习。
煤炭技术学校本身的课程并不少，特别是课后作业，多为绘图，没有足够时间，根本无法完成。好在同学们都很帮忙，几位交情不错的同学在做作业时顺便帮我描出来一幅。这使我赢得了许多时间。
我们这一代“文革”期间的高中生，即便用心读书的学生，也主要在文科上，对于数理化，对于英语，几乎一窍不通。我那一年复习，几乎将全部精力用在数学上，毕竟数学是一百分的卷子，至关重要。我们有几个同学都有同样的需求，就在城里一所中学夜校里报了名，每周有几个晚上到那里听老师辅导。
我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为什么有一天晚上放学后，骑车返回东关煤炭技术学校的路上，会与几个当地的流氓打了起来。与我同行的同学非常勇敢，边打边掩护我撤退，快到学校时，我喊来一批同学，那几个流氓才被打跑。但这一次打架，给我内心留下了巨大阴影，很长时间我都不敢自己夜间外出，总担心再遇到那几个流氓。
不到一年多时间，紧张复习很快结束了，我每天即便去煤炭技术学校上课，也多是躲在后面看书，我的作业主要靠同学帮忙。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就去附近河边看书背书。我大妹妹那时在宿县师范学校教书，半年后我去她那儿吃饭时，她和她的同事都以惊诧眼光看着我，说我的头发已像一个疯子。我很久没有剪发，很久也没有洗头了。
复习是痛苦的，收获却是愉快的。记得我那时还去宿县一中请教过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那时高考已有了两次，这位老师也及时总结了一些经验。他的哥哥是我的邻居，是50年代从一个县团委书记位置上打下来的右派。这位右派对我们兄弟几个都很好，大约因为我们几个喜欢读书，因而他得知我在复习时，就介绍我去找他弟弟俞老师。俞老师给我的辅导细节不记得了，但我后来一直感激他。我记得我到复旦读研究生时与俞老师还有往来，他为我介绍过《文汇报》一位名记者，是他的同学，还是兄弟，我也不记得了，后来渐渐也就失去联系，主要还是自己主动性不够。
我并不是在煤炭技术学校这边报名的，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煤炭技术学校也属于国家统一招生计划，读了中专，就不能再报考大学。我利用那时农民工这一特殊的身份，档案两不沾，就让家里在原籍报了名。
原籍临涣公社的文教干事周叔叔与我父亲是好友，没有怎样费力气，他就帮我报上了名。我相信周叔叔这样爽快帮忙应该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性前提，即我不一定能考上，毕竟没有经过中学阶段系统学习，毕竟已有了那么多应届生。然而，后来考试情形出乎许多人预料，我的高考成绩总体上说还不错。据稍后的消息，我奋斗差不多一年的数学只有可怜的十三分，题目中有一个绝对会的定理推导，竟然被我一激动做错了。那一年英语还不计算总分，我按照别人经验在四个选择中一律选C，这样多少有了几分。我毕竟是从部队回来的，政治课即便不拿满分也应拿八九十分，可惜的是，我尽管答题文字写得很多，但并没有答到要点上，可怜巴巴，我最自负的政治课仅仅得了五十九分。我的总分主要集中在语文、历史、地理三门。据稍后获得的消息，这三门分数，可能是淮北市，或濉溪县单科第一或前几名。
文教干事周叔叔没有预料到我会考得这样好。知道这个结果，他一方面替我高兴，另一方面感到为难，毕竟我正在淮北煤炭技术学校读书，按照政策，我确实不能再去读大学。周叔叔的意思很明白，我在煤炭技术学校的事情，他帮不了忙，必须我自己去解决。假如煤炭技术学校不让我上，他也毫无办法。
我和家里商量后也别无办法，最后还是要我自己去找学校。我找了校长等领导，但个个都无权做主放我走。一位校领导建议我去淮北煤炭建设指挥部政治部去找找，如果他们同意，学校肯定不阻拦。
根据朋友提示，我找到了政治部主任。主任很威严，毫不通融，眼见到手的大学就要泡汤，我那时心急火燎，什么样的心思都有。我也不记得通过什么关系找到了这位主任的家，主任还没有下班，他太太接待了我，听了我的诉说，既高兴，又同情。过一会儿，主任回家。他太太当我面为我求情，这位主任答应向煤炭部请示。如果煤炭部不反对，我就可以去。
过几天我去听消息，据主任说，当年煤炭系统参加高考的人并不少，但真正考上的并不多，而在淮北煤炭建设指挥部似乎只有我一人，因而煤炭部、淮北煤炭建设指挥部将我的事情做了特别处理，同意我离开煤炭技术学校，回原籍参加高考录取。我的命运就此改变，今日追述，不能不感谢所遇到的每一个帮忙的人。
在报志愿的环节，有我大弟弟的教训，我从一开始就往低处报，而且那一年教育部压缩招生，更使我不敢奢望报省外高校，我就在省内几个学校中挑选，也就是安徽大学等几所学校，能报的专业，也就是文史哲最传统学科，即便经济、法律当年最冷门的专业，我都担心自己无法被录取。我的保守做法据说很有效，316分能够被安徽大学历史系录取，是那一届同学中最后一名，据说也是全校最后几名。
安徽大学现在往前追溯自己的历史已经很远了，但在我入学时，安徽大学的历史只能追溯至1958年。我们那时并没有因为学校历史短自惭形秽，依然为是省内第一综合性大学而高兴、自豪。
我所进入的历史系，更是当年新组建的。据老师说，他们一部分来自安大政教系分家，哲学、历史，都是这时独立出来的。历史系的老师从渊源上说，有不少都属于原来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这个系的历史也可以追至1958年。
历史系的历史短，老师也很少大学教书经验，而且合肥那时交通实在不太方便，几乎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岛，蚌埠至合肥的那段铁路是唯一出路，但没有办法将这条铁路与其他线路联通，所以那时的合肥相当闭塞，安徽大学与京津沪等地高校比，其闭塞显而易见。四年大学，印象中只有唐德刚、李华兴、魏宏运、彭明、茅家琦等很少外地学者来讲学。我们的眼界不能不受到很大限制。
闭塞也有闭塞的好处，就是有足够时间读书，不分心。记得入学后我借的第一套书就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后来有机会我自己买了一套，这套书深刻影响了我后来的路。几年前我为一家媒体推荐书目时曾专门讲过这个故事。
很显然，我的兴趣是接续几年前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毕竟那时在部队读书少，头脑中形成了一些问题，但对这些问题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之所以执着报考历史系，其实就有寻找答案的潜意识。现在终于有机会去弄清先前的困惑了，所以大学几年，总体而言，我的学习相当主动，有规划，有意识，我从一年级开始，下力气从头学外语，尽管一直到后来不会说，听不懂，但毕竟三年半功夫过了研究生入学考试关。外语之外，我的全部精力就是读中国古代史料，经史子集，四部并重，一本一本往下看。对于比较难理解的作品，比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说文解字》以及从《史记》至《清史稿》中的思想家传记、《经籍志》、《释老志》、《艺文志》等，我都曾手抄过一份，主要是借此加深理解，加深记忆。
大学四年，我的兴趣就在中国思想史，为此我系统听过哲学系中西哲学史课程，周继旨、钱耕深、孙以楷、乐寿明几位教授的中国哲学史我从头听到尾，从他们那里获益良多。中国思想史上许多问题，都因他们的讲述而获得清晰认识，比自己在那儿苦读，冥思苦想收获更多更快。
历史系老师值得记忆的更多，那时的系主任吴寿祺先生是合肥师范学院时的老领导，从政教系出来筹建历史系。历史系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到教室检查我们这一届的晚自习。有时还会与同学聊一会儿。古代史的老师吴孝铣、赵华富、傅玉璋，近现代史老师沈寂、高洪志、陈善学等，都为我们讲过课，多少也有一些私人接触，受益匪浅。
对我后来人生道路构成转折意义的是汤奇学老师。汤老师为复旦大学历史系蔡尚思先生的门生，那时蔡先生年事已高，汤老师和他的几位师兄弟主要接受朱维铮老师、姜义华老师、李华兴老师的指导。汤老师在我快毕业时分到安徽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很快请来李华兴老师做了一个为时不算短的系列讲学。李老师讲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毕竟来自复旦名校，他那时赢得了我们几届同学的拥戴。记得当年报考研究生时，我们班只有三十人，报名的不过十来人，而报考李老师的就有好几位。
看着那么多同学报考李老师，我当然没有勇气参与竞争。汤老师这时给我们班提供了更多信息，所以我和几位同学就避开了自相竞争。这是我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老师的直接原因。朱老师的名气那时还不是很大，他与姜老师、李老师正在合作，他们合作的论文不时见诸学术刊物，但对我们边缘化的内地大学，我那时并不清楚这几位老师的分量。
汤老师的建议使我获益无穷。初试合格后需要去复旦面试，那时我们都很胆小，在进入面试教室前，我根本没有想过去看看朱老师。面试的内容早已忘记了，记忆中，因为我的面试，一位来自复旦历史系的考生被淘汰了。
进入复旦，是我进入学术的开始。朱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三年时间，我们追随朱老师读经典、读理论，我也曾给朱老师当过两个学期的助教，随堂听课，协助处理一些事务。
朱老师的讨论班最有内容，我获益最大。他规定我们每周读一本经典，从古典开始，从《论语》往下读，顺流而下。由于我在本科读书时在古典方面略下过一点功夫，因而在朱老师讨论课上，我多少还敢讲点看法，尽管很幼稚，有时也受到朱老师的批评，甚至嘲弄，但确实通过这门课获益巨大，对后来的专业研究非常有意义。
复旦三年，我并没有想着往下读。朱老师那时不时向我们灌输着传统老先生的看法，三代之下无真学问，学问只在古典、在古史，所以我那时根本没有想过近代，印象中，除了跟汤刚老师读过《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宋以后的历史并没有下过功夫。朱老师那时让我们注意地下发掘，一再提醒我们注意读考古报告，读文物，注意一切来自地下的新史料，所以我在后来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没有一个在秦汉以后。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很快结束了，复旦的校园生活让我开了眼界。我们那时的价值观，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没有谁想着进官场，去从政，尽管那时也有读书人在官场如鱼得水的先例。朱老师那时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也不主张学生从政，他替我做出的选择，就是进社科院从事研究。记得当时朱老师因会议或其他事来北京，就与历史所的朋友为我安排了出路，我毕业时的派遣证就是到历史所报到，具体工作单位为侯外庐先生创建的思想史研究室，黄宣民、卢钟峰、步近智等先生，都与朱老师有交情。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就在我将要报到的时候，朱老师在近代史所工作的老同学刘志琴老师，正好在上海，一个偶然机会，她劝我不要去历史所报到，改派近代史所。刘老师的理由很简单，也最具说服力，因为近代史所刚刚交付使用新办公楼，很快还会有一幢宿舍楼，近代史所分房子肯定比历史所快。在1986年，没有人想到房产私有化、市场化，我们那时唯一的机会就是等待单位分房子。所以对刘老师的建议，朱老师也很认同，而且朱老师与近代史所丁守和、杨天石、王学庄等，也是多年好友，且同为那时文化热的弄潮者。于是，1986年8月，我就拿着去历史所的派遣证到近代史所报到了。
这一改变不仅让我较其他同学稍早一点得到了一间平房栖身，更重要的是，这个改变深刻影响了我的学术道路。我在安大四年、复旦三年，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从事近代史研究，我那时的理想，就是像胡适、冯友兰说过的那样，在古史上下功夫，争取发现一个古字，一件古史的新意义。现在来到了近代史所，我必须从头开始，阅读近代史资料。
近代史所也有一个通史研究室，而且创所所长范文澜先生的兴趣就是古史。近代史所有着良好的学术风气，只要是真诚做学问，不论哪一段，只要有心得，有见解，并没有什么范围限制。我所在的文化史研究室，那时的主任为丁守和先生，副主任是刘志琴老师。丁先生是自学成才的大家，古今中外，均有涉猎，年轻时做过马恩列斯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后来将精力集中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历代奏折研究。刘老师是明史大家，我在读书时就对她的晚明城市研究非常佩服。刘老师也没有刻意下来做近代史。所以我那时如果不下来阅读近代史料，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总觉得历史机遇让我来到了近代史所，我不应该辜负这个机遇，不能对研究所主流学术一问三不知。这是我毕业后没有在原来题目上接着做的一个因素。
有了这个想法，我从进所报到开始，就拿出全部精力补近代史课，系统阅读中国史学会主编的那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巨著。我没有任何既定的，或者一定想做的题目，我的兴趣就是读书，就是补课，读了这套书，我又按图索骥，在所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漫无边际阅读。现在回想起来，从1986年至1991年几年，是我读书最多，也最无功利的几年，自认为这几年阅读让我后来几十年受益无穷。
那时的学术界风气、管理，也与现在很不一样。不论是老师、老先生，还是研究所、研究室领导，没有人催促你去写文章，去写书，老一辈敦促我们的是“好好读书”，“不要随便写东西，以免将来后悔”。所以那几年，也没有后来市场化、商品化影响，也没有人想到去干点什么学术之外的事情，每天的事情，就是借书、读书、还书，三点一线，从家里到办公室，到图书馆。
没有压力，没有目的，没有功利的读书，才是真读书，我非常感谢那几年。那时也没有现在频繁的考评，没有什么量化，研究所有老先生评职称并不是像今天看著作量，更不会荒唐地看发表刊物的级别。研究所衡量人才的尺度是学问，而衡量学问的方式，就是老先生们的感觉。有没有学问，不是写出来，甚至也不是说出来。有学问就是有学问，没有学问就是没有学问，一切都在老先生感觉中。印象中，当年流传老所长夸某位老师最有学问，但从著作量上说，这位老师述而不作，甚至连述都懒得做。他的学术理想就是弄清问题，问题弄清了，也就没有写的必要了。
假如不是一个偶然机会，我也将像这位老师这样述而不作，以读书为人生快事，以弄清问题为学术目的，而不是以著述为学问唯一诉求。我在1991年之前几年，其实就是这样度过的，单位也没有说什么，自己感觉也良好，尽管没有什么成果，到时该给的中级职称也没有耽搁。
我那时确实以为写出来太俗了，但在单位或学术会议上，我又是一个话痨，后来反省，有几次会议，我自己都觉得说得太多了，甚至说了很不应该说的话。日子就这样平淡无奇过着，读书，借书，买书，有时与朋友喝喝酒。无功利，很惬意。然而就在一次喝酒时，张德信先生一句有意无意的嘲讽深刻刺激了我，使我恍然有悟。
张德信几年前去世了，我一直称呼他张老师。他也确实当得起老师的名份，因为他确实在人生问题上给年轻人以热情指导。我自认是获益最多的几个年轻人之一。通过他，我不仅建立了一些人脉关系，而且获得很多人生教谊。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机会比较多，但他始终没有对我只读不写、夸夸而谈说过任何意见，或给予什么提示。但是1991年的一天，我在与张老师，可能还有其他人一起喝酒时，不知说到了什么事，张老师突然轻轻说了一句：“你这么牛逼，怎么一直不见你写的东西？”
这句话让我浑身出汗，一下子陷入尴尬。痛定思痛，我并不觉得张老师说的有什么不妥当，我后来甚至非常感谢张老师这个及时、不留情面的提醒。如果不是这个提醒，我继续浑浑噩噩读书，喝酒，继续乐呵呵，那么几年后评职称，我肯定会遇到挫折。这个提醒来得及时，出汗固然尴尬，但洗心革面，从头开始，让我及时避免了更大失误。我后来一直感谢张老师这个提醒，我对他说过，但他说确实不记得了。
注释
[1]马勇撰“晚清四书”自序之一。
[2]郝斌：《截屏再瞥周一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公众号2016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