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6年毕业入所至1991年，五年间，我基本上都在看书，补近代史的课，读了许多过去没有接触过的资料，特别是过去不易看到的港台书、旧报刊。我那时根本没有写文章发表的冲突，因为我一直信奉老一代“五十岁之前不要写东西”的教诲。张德信老师无意中的提醒、讥讽让我如触电然。此后数月，我集中精力连续写出《辛亥后帝制复辟思潮平析》（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7期）、《辛亥后尊孔思潮评议》（《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黄老学与汉初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严复晚年思想演变之重估》（《哲学研究》1992年第4期）、《辛亥革命后复辟思潮的文化审视》（《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李斯的思想品格与秦文化政策的得失》（《齐鲁学刊》1992年第5期）、《公孙弘与儒学中兴》（台北《大陆杂志》第85卷第3期，1992年9月）、《清政府对百日维新对检讨与反省》（《人文杂志》1993年第1期）、《民族主义与戊戌维新》（《江汉学刊》1993年第6期）等几篇文章，每篇均在一万五千字左右。写完后，请专门为我们所很多人抄稿的一位老先生誊清，复印一份留存，将抄件通过邮局寄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投稿，为避免不录用的尴尬，我回避了熟人。我后来一直劝说我的学生，投稿被退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只有自己知道，相信自己只要是用心写出来的，有新意、有材料的，相信编辑的眼光，任何编辑都期待好稿子，都希望自己编发的稿子能够引起关注，最好轰动。
也许是我的幸运，也许是我处于一个从业者偏少的时代。我投出去的这八篇稿子，第一篇《辛亥后帝制复辟思潮平析》当年就被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刊用，或许因为我算比较早重新思考辛亥后帝制复辟历史文化背景，因而这篇论文在知识界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反响。记得那时《二十一世纪》编辑与我有过几次通信，但我这个来自小地方的人实在怯于交往，渐渐与他们失去联系，只是免费看了几年刊物。
另外几篇稍后也被各个刊物刊用。这真是我的幸运。不过从那之后，我好像再也没有主动向任何刊物投寄过稿件，一是因为自己写得越来越少，二是总会有编辑朋友不时询问在做什么，我又是一个知无不言的人，总是如实介绍自己的工作情形，因而不论书稿，还是文章，总是在写作时就被预定。我非常感谢出版社、杂志社这些朋友的厚爱，几十年走下来，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做这么多事情。
在一年稍多的时间里我连续发表如此多的文章，应该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轰动。这一点我个人当年也有一些明显感觉，有一种飘飘然味道。此时，还应该感谢张德信先生及时提醒。他在一次喝酒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每年保持一两篇有分量的就足够了，书也不要出那么多，有节制，有进步，否则得不偿失，会引起许多不必要麻烦，甚至会引起争执。张老师的及时提醒又一次让我猛醒。此后，直至我的职称系列全部评完，在发文章、出书方面，我都很克制，有的书稿在出版社久已完成技术编辑，但我依然很坚决地阻止出版，我不希望节外生枝，不希望惹来无妄的麻烦。直至1999年评完研究员，我才稍微放开了一点，渐渐回复到一种自然的平衡状态，而不是人为调控。
从民初看晚清
《黄老学与汉初社会》《李斯的思想品格与秦文化政策的得失》《公孙弘与儒学中兴》三篇属于延续我读书时的研究，由于均属于古代学术史，与我现在叙述主题无关，就不在这里细说了。但说另外几篇文章，显然期待从后来的视角回望近代史，回望晚清。也毫无疑问，在我的意识中，有对传统叙事的疑惑。
按照传统叙事，辛亥后帝制复辟思潮就是对共和的反动，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空间。但我在《辛亥后帝制复辟思潮平析》《辛亥后尊孔思潮评议》《辛亥革命后复辟思潮的文化审视》诸文中，探究这些思潮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原因、偶然性及必然性，由此回望晚清历史进程，总觉得先前研究与描述还有修正空间。
我那时认为，辛亥后帝制复辟思潮与实践，均来自先前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接受，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在辛亥前几十年，随着西方思潮不断输入，中国民族国家渐次形成，外国势力的进入，西方资本的进入，加剧了民族危机意识。一部分中国人在救亡图存过程中开始对自身传统的重新审视，对以君主政体为象征意义的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产生了根本怀疑。如果说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方略还仅仅是出于救亡自强、保国保种极端功利主义目的，那么，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新政就不仅仅主张引进西方政体中的某些内核以改善中国旧有政治秩序，而是从根本上怀疑中国旧秩序的合理性。据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归纳，中国至少在四个方面不如西方：“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所谓“君民不隔”，就是指西方近代以来所建构的议院制度、虚君制度。这样的讨论，必然引向对中国旧秩序的怀疑。这是晚清政治史在思想层面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件事。
洋务新政打开了对中国旧秩序怀疑的缺口，甲午战争后变法维新思潮进一步思索中国君主政体的正当性、合理性及内在缺陷。维新思想家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君主政体只能改善，而不能骤然推翻。中国进步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中国是否能有一个圣明君主在上领导，推动中国改革。他们清楚知道，君主政体并非仅仅关涉君主个人，也不仅仅关涉某些利益集团。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心目中，君主是中国秩序和谐与持续稳定的保障、象征，君主体制的功能不仅有助于确定政治秩序，而且有助于社会公众理解人生和世界的整体意义、秩序。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确实不失为一重要选择。然而问题在于，中国毕竟有几千年君主专制的历史，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毕竟尚不具备民主共和知识、经验，因此，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政治生活不可避免乱了套。这时的国家元首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来行使最终权力。由一个朝代体现出来的统治权，比自己宣布代表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特别是因为民国初年很长时期，还没有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选举过程，将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辛亥后帝制复辟思潮，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复辟主张尽管荒谬，尽管不尽合理，但并非无的放矢。这是中国人“意义世界”总体瓦解后的本能反映，只是他们以复辟旧秩序来回应这种危机，未免显得智慧资源贫乏乃至枯竭。
辛亥后“意义危机”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君主体制的呼唤、重建上。事实上，“意义丢失”只是中国人信仰危机的一个部分，是中国人信仰危机在政治层面的凸现。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和如此严重，除了现实政治不尽如人意，“民国不如大清”一般言说外，最主要的在于中国人旧有价值体系崩溃。大约从民国二年开始，朝野各界不时出现对共和政体的怀疑声音，一方面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即怎样才能重建一个有力量的政府，重建领导人权威，重建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出于旧意识形态崩溃，新意识形态尚未成为共识的非常时期，朝野各界都觉得秩序混乱，除各种政治势力的破坏，主要还是因为中国人信仰体系崩解。这就像大总统袁世凯在《复学校祀孔命令》中说的那样：“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只有重建每一个中国人大体都能接受的价值体系，中国发展的政治方向才能真正拨正。
中国人大体能够接受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在当时，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潮虽然大量输入，并逐步在中国知识人中赢得了相当多的信仰者，但对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民众来说，自由民主尚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东西，中国人不仅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甚至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因为即使在此后若干年，连《新青年》一班人和晚年孙中山都一再抱怨中国人民智力低下，期望以“改造国民性”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孙中山甚至为此专门写了《民权初步》小册子，教中国人如何集会、如何选举等常识，“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遑论民国初建时呢？
自由民主在民初无法成为中国人的主流价值参照，因而那时的思想家、政治家，不约而同想到改造传统，让传统的儒家思想、孔子道理继续为社会转型服务。我那时的一个提法是，“国体虽更而纲常是否必要”？这个疑惑本身无疑蕴含着肯定的答复，由此并不是要肯定民国初年尊孔思潮、尊孔运动的合理性、正当性、必要性，而是试图检讨近代以来思想家将中国落后归因于传统的理据。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也比较热衷于讨论“亚洲四小龙”成功之道，亚洲经验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家伦理的新解释，按照当时普遍认同的说法，儒家伦理对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至关重要。我当时也比较热心于这些讨论，但在我看来，东亚的成功对于儒学而言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即儒学精神并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东西，它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必然要不断地吸纳新内容，改变自身，以求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于现代化并不构成根本滞碍。但很明显，不是儒学促进了现代化，而是儒学自身选择了现代化。[2]
晚清以降，差不多从谭嗣同开始，思想家就将中国落后的原罪归于孔子，归于儒家。现在亚洲的经验，民国初年的讨论，又都在证明儒家伦理、孔子思想，并不构成社会进步、经济增长的窒碍。那么我们由此重新讨论晚清思想史上的一些重大节点，比如几波激烈反传统思潮，几波国粹主义、传统主义思潮，不是很值得重新检讨吗？政治变革并不必然导致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彻底变革，共和国并不一定要彻底废弃帝制时代的价值理念，重写一个全新的“共和教科书”。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本来就不一定与思想意识同步，我在复旦跟随李华兴老师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李老师津津乐道的一句话，就是“经济上落后的德国，依然能够在哲学上演奏第一小提琴”，思想意识、价值伦理，有其独立发展的理由，政治变革并不必然要求纲常伦理的全面更新。
严复思想的启示
由民初回望晚清，可分析的案例很多，我那时选择了严复作为一个切入点。
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栻先生主编的《严复集》，这是我到北京后买的第一部书，那时刚刚参加工作，价格显得并不低。这部书让我看到了一个与教科书中很不一样的严复，因而我尝试着写了一些有关严复的文章，稍后整理成《严复晚年思想演变之重估》一文，寄给《哲学研究》。《哲学研究》很快发表，记得因为版面，必须删除几十个字，《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刘奔先生约我去了他们杂志社，现场处理。
由于这篇文章，我后来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机会。我们一位老所长因与严家后人合作，希望重新整理严复全部遗作，老所长让我跟随他做点事务性工作，借此机会，我去辽宁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看了许多严复未刊稿。当然，也看到不少冒名严复的伪作。我一方面跟随几位长者编辑严复资料，另一方面尝试着凭借资料写点严复。因此之故，后来国内研究严复的圈子里，我也算是一个常客。再后来启动的两套严复全集，我都是一个参加者，当然后来因为诸多原因，只能参加其中一套。
在过去二十几年，我写了一本《严复学术思想研究》[3]。这是一套丛书中的一种，后来我对这本书并不是很满意，因为我并没有真正消化严复那么多的资料。我一直期待有机会重写严复传，我觉得他是近代中国最值得仔细研究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除了《哲学研究》那篇文章，过去二十多年，我还写了一些关于严复的论文。
研究严复，对我来说，充满着意外，但在后来几十年的学术生活中，严复就像影子一样，始终伴随着我，给我机会、收获。我对严复始终抱有一种敬畏，我在写作严复时，总喜欢将他的照片放大悬挂起来，总在写出得意的句子时，不忘与冥冥中的严复进行心灵上的沟通，请严复就我的评判作出评价。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我研究严复，或其他人物时确实喜欢这样做。我们无法起前人于九泉之下，但我们绝对不能利用后死者的话语霸权任意褒贬。虔诚的研究者一定能够与研究对象建立心灵上的沟通，一定能设身处地替古人着想，不溢美、不隐恶。
对于严复，先前的研究已相当充分，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严复在政治上属于君主立宪主义者，对于共和主义几乎始终不赞成。在文化上，严复曾经向中国人传播过真理，“做”《天演论》，鼓吹“丛林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早期而言，研究者普遍相信严复曾经有过一个“全盘西化”阶段，但到后来，逐渐过渡到“中西折中”，进而“反本复古”，以发扬光大中国儒家哲学、孔孟思想为主，对于西方文化几乎完全否定，走完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全过程。传统研究以周振甫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严复思想述评》为代表；王栻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论著，也大体认同这样的看法，肯定严复早年思想的进步意义，否定其晚年昌言复辟，鼓吹帝制，蜕化为“顽固反动的瘉埜老人”。
就政治思想的演进而言，严复的思想进路在近代中国最具典范意义。他全程走完晚清最后几十年的政治演进历程，而且是重要的参与者、推动者。进入民国，严复没有像梁启超那样与时俱进，“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而是以遗老心态面对变局，比较多地保留了晚清历史的现场感、即时感、原生态。所以我对严复的研究，与其说是研究严复，不如说是以严复对晚清历史的述说，复原、还原、重构晚清历史细节。
作为早期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的严复，他经历过洋务新政带给中国的繁华。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教习，严复看到中国现代化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全过程。在甲午战争前，我们还看不到严复更多资料，但我们可以根据其经历推测，他是一个奋发向上，对大清国未来充满憧憬、期待的人，他不顾自己在北洋的身份，不顾年龄，几次返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此举足以证明严复对体制的信心。洋务新政所获进步，是那个时代多数中国人的自豪，只有极少数先知如郑观应从洋务新政中看出问题。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此时都还没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历史事实。至于康有为、梁启超后来说他们很早就有了维新意识，孙中山说，或者是研究者说孙中山很早就有了反叛意识，这都超越了历史实际，不太符合历史逻辑。
洋务新政的繁华，就是一个典型的“小时代”。那样的时代，除了极少数先知先觉，大家都在过着平庸的日子。直至甲午战争不期而至，大清国竟然像一只纸糊的灯笼，瞬间破灭。知识人、政治精英由此开始反省，维新思潮方才渐次展开。
毫无疑问，严复是维新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人”。他的西学功底，他为了科举考试而专门熟读的古典文字尤其是最典雅的六朝文字，特别是，严复对这场战争具有任何人无法相似、相近的切肤之痛——在大东沟海战中牺牲的海军将士，不是他在福州船政学堂、英国海军皇家学院的同学，就是他过去二十年苦心栽培的水师学堂学生。过去二十年专注于教学本职的严复拍案而起，他那几篇充满批判色彩的檄文，不仅发表得早，而且对这场战争总结得最深刻、最真切、最合乎实际。根据严复的文字，我们就可以重新建构甲午战争前后的历史。可以看到清朝的辉煌、自豪，也可以体会清帝国何以衰落。
严复在甲午战争后的思想启蒙对近代中国贡献极大，《天演论》风靡一时，影响了不止一代人，过去一百多年“寻求富强”，呼唤复兴，或多或少都有严复思想影响的因素。当然，严复思想影响并不都具有正面意义，其“弱肉强食”、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主张，其实也给后世中国带来很大困扰。中国人很长时期被打的委屈心态、复仇心态，都可以从严复的思想中找到其因子。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高涨，让默默无闻的严复暴得大名。特别是他参与主持的《国闻报》与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一南一北深度引领当时的舆论，受到朝野各界普遍关注。1898年政治变革发生，严复也被体制内推举，准备予以重用，获得了光绪帝接见。但因为政变迅即发生，严复没有就此步入政治高层，仍然回到了其服务很久的北洋水师学堂。两年后，义和团战争发生，各国联军占天津，进北京，北洋水师学堂毁于战火，严复就在这个时期离开了北洋，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那一年夏，严复在上海参与容闳等人发起的中国国会，一度又另立政府，以抗衡以端王载漪、刚毅等为首的“伪中央”。
义和团战争结束后，新政重启。北洋水师学堂已成往事，严复受命担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为时不久，又参与复旦公学、安徽高等学堂等教育机构等创办与管理。预备立宪运动开始后，严复被派充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直接参与了宪政改革实践。资政院成立后，严复被指定为议员，属于清末政治变革的直接参与者。因而读严复的资料，在谈到晚清政治变革时，往往充满同情、期待，以为清末十年中国人探索并认同的君主立宪道路是合乎国情、需要的一条正确选择。中国不应该以任何理由阻断这项改革，不论革命，还是共和。
出于对英国君宪体制的理解，严复始终不认为中国可以超越历史阶段，从君主专制体制一步进入共和体制。他与孙中山当面有过讨论，而且当武昌起义发生后，严复以袁世凯密友、黎元洪老师多重身份前往武昌进行疏通，直至辛亥革命最后时刻，严复依然建言中国不应该推翻满洲人，更不要废黜皇帝。1911年11月7日，严复通过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公开表达了这层意思：“坦率地说，中国目前的状况完全不适宜建立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新型国家。人民的素质和周遭的环境至少还需要三十年的改进与同化，才能达到那样的水平。共和思想受到一些轻率的革命党如孙中山之流的大力提倡，但被所有稍有常识的人所反对。依照文明进化之法则，最好的政府形式是向较高一级发展。因此，中国应保留专制，但应是具备符合宪法的有限政体。要使其结构比以前更好，从而使之更适合中国并有所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需要，可以迫使幼帝退位，从皇族中遴选一位成年人来接替他。”[4]
严复不仅严厉批评孙中山，而且视康梁师徒为搅乱天下，导致清亡的罪魁祸首：“嗟嗟！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何则？政治变革之事，蕃变至多，往往见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谓善矣，而收果转恶。是故深识远览之士，愀然恒以为难，不敢轻心掉之，而无予智之习。而彼康、梁则何如？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南海高年，已成固性。至于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自《时务报》发生以来，前后所主任杂志，几十余种，而所持宗旨，则前后易观者甚众，然此犹有良知进行之说，为之护符。顾而至于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僴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往者唐伯虎诗云：‘闲来写得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以仆观之，梁任公所得于杂志者，大抵皆造业钱耳。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徐起更张，此不独其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为何如，所当之沮力为何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夫曰保皇，试问其所保者今安在耶？必谓其有意误君，固为太过，而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则虽百仪、秦不能为南海作辩护也。”[5]我并不是完全认同严复对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批评，但是很显然，我对晚清史的一些看法，受到严复论述的深刻影响。不论是讨论甲午、戊戌、庚子，还是讨论清帝国最后岁月，我总觉得深度介入其中而又能抽身旁观的严复，观察最细密，评价较公允，值得后来研究者参考。
以民国初年思潮、史事关照晚清历史，以“清遗民”严复视角回望晚清历史，至少可以平衡胜利者的话语强势，不致被胜利者完全牵着鼻子走。这是我在研究晚清史时一个小体会，一定要寻找不一样的观察，防止偏听偏信。
现代化视角
走过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全程的近代史学者，无不深受现代化叙事的影响。我个人更是如此。
我们这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没有见过民国，更不知道晚清。民国晚清的全部印象，都是教科书传递给我们的，那都是“万恶的旧社会”，“三座大山”，人民无法做主，统治者个个都是卖国贼，即便是最高统治者也概莫能外。这一套叙事，我们后来叫做“革命叙事”或“革命史叙事”，将革命视为正当、正义。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在先进阶级、政党领导下，与反动阶级、落后阶级斗争的历史。
对于这些叙说，我们从来没有怀疑，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还会有另外一种说法。在我个人的记忆中，开始对传统叙事产生某些模糊意识的，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
三中全会决定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这个口号终结了一个时代，改变了历史进程，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重提现代化，就是要为中国寻找一条走向富强的路。这条路，在近代中国并非前无古人。粗疏地说，至少有两次未完成的现代化可资借鉴。第一次是近代史上的洋务新政；另一次就是被中日战争打断了的“中国资本主义黄金十年”。
春江水暖鸭先知。现代化重启，就是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重启，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复旦大学教授汪熙在《历史学》1979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极具分量的长文《论晚清的官督商办》，一改“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对洋务运动的教条主义评估，从现代化视角重估了官督商办的意义。这对于中国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应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尽管这些启示并不是那么容易梳理出具体的路径。黎澍在《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中说：“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很混乱。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起义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似乎是直接与农民运动相衔接，成了旧式农民运动的继续。有些作者认为，这也是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应当拨乱反正。这个看法有它的道理。在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起义已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尾声。洋务运动作为太平天国的反动，是统治集团的部分人企图采用西方技术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所作的努力，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其后，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才开始出现反映这种发展要求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失败，导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6]
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学术气氛中，出版界适时介绍了学术史上久已“失踪的”蒋廷黻和他的《中国近代史》。极负盛名的陈旭麓教授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序言，给予谨慎推荐：“这是一本薄薄的才五万余字的书，论述却颇能融会贯通，以作者自己的认识，抓住重大事件和人物，以点带线，写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为近代中国划了个轮廓。它曾在知识界中流行，后因其政治倾向及论述上的偏颇，遭到非议，然而识者仍以这本小书不无可取之处。”[7]
这本绝版已久的小书非常好读。蒋廷黻的文字像梁启超那样极具魔力，我不仅一口气通读完毕，而且后来时常复习，不时从中汲取思路、视角，甚至讨论的理据。这是过去几十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小书。其意义，对我个人来说，是让我知道在传统的“革命叙事”之外，还可以有另外的视角。
几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题目《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并行不悖》的文章[8]，以为两种叙事模式都是讨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种方法。叙事模式只有方法论意义，并没有高下之分。按照刘大年先生的看法，现代化叙事并不是要颠覆革命叙事，没有必要视现代化叙事为洪水猛兽，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可以并存不悖，互为补充，目的都是历史研究更接近真实，更好地服务于现实。这种现代化与革命结合的“双重叙事”，显然是对范文澜、胡绳以来单一革命叙事的调整、补充，是对学术新成果的接纳。
与刘大年的情形类似，胡绳晚年也并不是顽强坚守固有思路，他同样与时俱进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历史如何表述，如何研究。他认为，以现代化叙事重新描述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是很有意义的尝试，长时期流行的革命叙事一家独尊，具有孤单感，也确实存在许多不周详、不严密的地方。革命叙事理论自洽讲出了一番道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革命叙事将许多问题推向了极端，因而其价值不得不打一个折扣。现代化叙事应该汲取革命叙事的教训，凡事不必极端化，温情、敬意、中庸、容忍，摈弃革命叙事的极端、武断、唯我独尊，都应成为现代化叙事坚守的原则。
现代化叙事给我的启示，就是重述近代中国历史的可能。事实上，早在我阅读蒋廷黻那本小册子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比较细致的读书笔记。这个笔记经过简单整理，就是1992年出版的《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的主体部分[9]。
《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从明清之际西方因素进入中土开始探讨，以为此后五百年的变化，主要动因就是西方因素的刺激。假如不是西方近代突然出现那么多的新因素，假如这些因素没有在那个时代东来，中国极有可能在原来的样式中修补，在那种情形下“终结”中国历史，因为中国的政治架构、社会架构发展到利玛窦那代耶稣会士进入中土的时候，确实达到了一个很高境界。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落后而刻意贬低那之前的中国。
中国人很长时间没有弄清楚西方近代的意义，不明白中西之间到了近代的差异不是东西问题，而是时代问题，中国还处在先前的农业文明状态，而西方因各种机缘巧合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工业时代。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放不下架子，总是习惯性以东方宗藩体制下的宗主国自居，不愿意与西方诸国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不愿开放市场。同时，中国很长时期不清楚世界已经随着新经济形态的出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大殖民时代，先是固守东方旧的殖民模式——宗藩体制，既不能带着这些藩国小兄弟一起转身，学习西方，重建一个新殖民主义体制下的大统一市场，又不能像殖民主义那样尊重殖民地的一些适当的权益，帮助他们发展，甚至帮助他们走向独立，与宗主国重建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关系。回望近代中国对宗藩关系的处理，简直没有一件出于主动，源于设计，更没有一个藩国在脱离中国后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的、相互依赖的平等国家关系。这是近代中国的悲剧，也是近代中国发展诸多不顺的一个外在原因。
从反省的角度，我在《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中重述了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艰难历程，寻找近代中国现代化挫折的历史因素。我那时认为，现代化是中国绕不过的一道坎，中国如欲比较顺畅地步入现代，第一，必须确立现代价值立场；第二，应该像胡适一百年前就在其博士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中国传统中寻找与西方现代因素能够顺利嫁接的内部因素，最大限度减少现代化阻力。中国未来前途只有一个，就是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提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的愈早愈好，日本就是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余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10]
现代化视角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先前革命叙事模式看不到或看不清的事情。比如从“革命叙事”观点看，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因而近代中国发生的所有革命，诸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等，都被赋予非常意义。但是如果从现代化视角重新检视，就会发现“革命叙事”的讨论并不能完全自洽。在讨论太平天国时，我比较喜欢引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这段话：“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的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这就与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了。中国近代维新的总方向是工业化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却要把中国中世纪化、宗教化。其实西方的近代化是在和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西方的科技是在和宗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11]从这个视角去观察太平天国，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农民起义对政治统治的抗争，看到统治阶级政策问题；另一方面很容易感到洪秀全、太平天国并不代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太平天国领袖缺少起码的世界意识，不知道世界大势，更不知道怎样与这样的世界大势接轨，因而太平天国只是传统中国旧制度中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到了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如此紧密的时候，太平天国领袖们昧于世界大势，并试图脱离世界，画地为牢，自成独立王国，这种情形不要说清政府不能容忍，急于向中国推销产品、急于扩大在中国市场份额的帝国主义列强更不可能答应。传统说法以为太平天国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就事实而言是可信的，因为太平天国除了其统治集团的私利，与世界潮流，与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幸福似乎都没有多大关系。[12]
从现代化视角研究辛亥革命，我在那时也有一篇长文章发表：《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13]如题所示，这篇文章就是要从现代化视角探究辛亥革命的主观意图为什么没有收到预想效果。我在这篇文章中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推翻了皇帝，结束了中国二千余年专制统治，而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划了一个句号，使19世纪中叶开始被迫进入近代的中国相对来说抛却了旧传统束缚，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不要说人民不愿意放弃共和国公民地位而去做专制皇帝的臣民，即便是统治者自身也深感毕竟时代不同了，“唯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14]辛亥革命将中国全部历史截然划成了两大段，帝制时代与“后帝制时代”。辛亥后虽然出现过几次帝制复辟，也出现过国家主义、党国体制，但是如果放在全球史背景中进行观察，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还是比较幸运避免了法国大革命后长达近两百多年的复辟、反复辟动荡。
辛亥革命为中国现代化开辟了一条通路，但是也必须看到，从现代化的视角观察，辛亥革命主观意图并没有完全实现。而且更蹊跷的是，辛亥革命客观结果与主观诉求严重背离，引起后来许多问题。在“民族主义误区”一节中，我分析了康有为与孙中山两个主要政治势力所体现的民族主义，以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虽然也有民族主义的情绪，有保中国还是保大清的内在紧张，有对满洲贵族不识时务、阻挠变法、破坏变法的尖锐批评，但康有为的抱怨并没有涉及满洲人全体，而仅仅局限于他所认定的那些满洲贵族中的保守派。
与康有为心情明显不同，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人，虽然在主观目的上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展，但他们在斗争策略上至少在一开始是以推翻满清为一必然阶段，期望在推翻满清的基础上或前提下，重新规范中国现代化道路，以汉民族民族解放为中国现代化必由之路。孙中山将中国问题的所有责任全部归结为满洲人统治。在他看来，中国未来与希望完全有待于能否尽快推翻满洲人统治，恢复汉人统治地位，甚至提出使中国脱离殖民化危机，脱离满洲人统治，是保卫亚洲第一步。不建立一个汉人主导的民族国家，在孙中山看来，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不消说，孙中山这些看法不仅具有浓郁的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色彩，而且在事实上将中国现代化运动转变成了民族独立与民族复仇运动，无视中国历史上各个族群不断融合，不断扩大中国文明边疆的历史事实。这种说法、做法，势必加重中国现代化阻力。从民国历史看，政治并没有随着满洲人退出而好转，满洲人，甚至是满洲贵族并不构成中国政治困境的唯一根源。以驱逐鞑虏为基本诉求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现代化与民族独立并不存在必然关联，更何况对于大中国历史而言，满洲人并不是一个“外来政权”？
在“皇权与民权”一节，我主要讨论了现代化背景中的政治权利、政治民主化等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一个国家如果一味实行专制独裁，人民无法享受起码的权利，那么这个国家即便实现了经济腾飞，但这种纯粹的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真的实现了现代化。经济是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但并不是唯一指标。而政治民主化，不仅是现代化一个基本标志和必由之路，而且也是现代化这一综合要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政治民主化，现代化便无从谈起。
以此反观辛亥革命先驱者，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向往、渴望、追求，都是真诚的。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他们无视中国国情特殊性，期望以外国既成模式强加给中国，更缺乏对政治民主化阶段性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企图一步到位，在一夜之间完成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方能完成的事情。因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国，但除了招牌已换，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实际上并没有多大进展，中国现代化道路依然曲折漫长。
辛亥先驱将皇权与民权视为对立两级，执意要废黜皇帝，重建平民政治。这实际上打开了中国政治的“潘多拉盒子”，释放了最不该释放的贪欲。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皇权既是一种国家权力，更是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象征。皇帝在行使国家权力时，虽然有时候因某种人为的因素而导致独裁、腐败，但在更多时候，皇权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合法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社会秩序稳定化的一种威慑力量。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民主政治发展。如果协调得当，皇权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保证力量。世界上君主制国家，并不都听任君主独裁、君主专制，更不都是由君主剥夺了民众的政治权利。君主的存在，君权的神秘性，不可侵犯性，不可僭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反而保证了最高权力不再成为政治野心家觊觎的对象，反而有助于稳定，有助于民权落实。
在“立宪与共和”一节，我主要分析了清末最后几年立宪主旨、意义、困境、问题，但必须承认立宪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方向，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革命党对立宪持怀疑、否定立场，有其意义，从外部促进了中国政治的进步。我始终认为晚清革命的主要意义就是从外部施加压力，促使清廷改革。但是，革命党不仅怀疑清廷立宪诚意，而且不认为立宪是中国应该做的事。孙中山最典型的一个分析，将专制—立宪—共和看作一条线，是一个又一个台阶，后面的是对前面的进步。因而在革命党人看来，既然共和优于立宪，那么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次序井然，拾阶而进，为什么不可以超越某些发展阶段，迎头赶上，躐等进步呢？“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这就是孙中山、革命党，不愿按照严复的阶梯论渐进，而必欲迎头赶上，采用世界上最好体制的理由。结果，共和带给中国的是不共不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超越、躐等思想此后深刻影响了中国进程，即便在“后国民党时代”的中国，其致思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孙中山超越思想的影响。
这篇从现代化视角观察辛亥革命的文章，给我带来了一些机会，也带来一些困扰。文章发表后不久，思想文化领域因“告别革命论”而有一场规模并不算小的清理运动。一位长者以批评《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为主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十多次引用我的文字作为靶子，好在这位老先生只是模糊注出这部论文集的出处，没有直接点出我的名字，这或许是对我的保护。但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我始终没有去打听。一方面，毕竟那时院所领导人相当开明，并没有将学术问题弄成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我心中也有一丝胡适式的窃喜：反对就是注意的表示。我的文章能让这样的老先生寓目且有批判的兴趣，我应该感激人家才是，所以我从来对批评者抱有敬意，毕竟他们用心阅读了拙著。
那时还有一本影响不小的《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一书，编选者也收集摘录了我的一些论述，涉及好多篇文章，仅这篇辛亥革命的文章就被摘录了好几段，但依然不愿给我署名。其中一位主编我还算比较熟悉，一次会议偶遇，我问起这件事，并玩笑说为什么不给我像李泽厚、刘再复那样署名啊？老先生迅即回答：主要是为了保护你。老先生说的很真诚，我也就不好再说知识产权什么了。当然，我自己心里很明白，不给我署名，有爱护的成分，也有我那时作为小字辈，名气不够的因素。而且，这应该是主要的因素。
注释
[1]马勇撰“晚清四书”自序之二。
[2]《儒学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有限作用》，《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
[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出版；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再版，改题《盗火者：严复传》。
[4]窦坤译：《直击辛亥革命》，141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
[5]《与熊育锡书》之三十，《严复全集》卷八，311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6]黎澍：《再思集》，12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7]《重印前言》，《中国近代史》（外三种），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
[8]《团结报》2015年10月1日。
[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0]《中国近代史》（外三种），11页。
[11]《三松堂全集》卷十，34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2]《太平天国：一场未完的革命》，《百科知识》2013年7月号。
[13]《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4]《黎元洪就任大总统申令》，《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31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