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经历过的事情注定要被忘记。偶尔记住的，也都已被记忆涂抹撕扯得走了样子。时问如同砂纸，将往事打磨得溜光水滑。往往又像一张嘴，将它们如同气球一样地吹胀起来。但即使这样也还会淡忘。如果一天经历十几件事那么一年就是几千件，我们一年一年不停地活下来面对着成千上万的事情是无暇总回过头去盯住其中哪一小部分的。何况是在瞬息万变且目新月异的今天呢。所以往事注定要被往事淹没。
那天夜里，我就是这样将这番道理讲给电话那一端的那个人听的。这道理也是理由，因为他在遣责我已经把过去的什么事都忘记了。
电话响起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我怕吵醒家人迅猛地抓起电话。
电话那一端说，是你吗？
我犹豫了一下说，是我。
那一端立刻很自信地说，是我。
声音很陌生。我有些摸不到头脑。于是问，可是，您是谁呢？
对方显魅有些不悦，顿了下并不马上说出自己的名字，故意刁难着说，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我的声音，你再听一听？
我说对不起，实在听不出。
我是你的同学呀！他一下欢快地叫起来，似乎终于交待出这个恶作剧的结果。
但这个结果对我仍不清晰。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直到下乡插队乃至上大学我在册的同学总有两百多人，还不包括同年或邻年的其他学友，要在这堪称同学的数百之众里仅凭声音记住哪个人，实在是有些难为我。
可我是不一样的呀，你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忘了也应该记得我！他在电话那一端为自己争辩地嚷着说。他显然感到失望了，甚至失望得有些忿忿。俄顷，他略带凄然地说，那就算了吧，我给你打电话，原本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的。
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判断他是谁的办法。我说，这么晚了，你是在哪打的电话？
他终于无可奈何地交待出自己的方位，我在……新南威尔士。
哈，澳大利亚！我为自己略施小计便得逞兴奋了一下。旋即便想起他是谁了。我在澳洲没有关系，即使他我也从未认为是个称得上关系的关系。我抱歉地冲着电话听筒说，对不起，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时间太久我才……
你，真的记起我是谁了？他似乎还有些吃不准。我说确实记起来了。
他失落落地说，我总以为，那段日子你不会轻易就忘了的。
于是我就对他说了上述那番道理，也就是理由。但当时我仍没有想起他确切的名字。考虑到是国际长途，接下来没有对光阴荏苒的感慨和对往事的缅怀。他只告诉我他在那边已经拥有了一座很大的综合牧场，也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妻子是个英国女人，六个孩子也就都是清一色二分之一外宾品种。他现在正过着大英帝国王储一样的生活。我也告诉了他，我现在不过是卖文度日养家糊口。然后我问，你说有事要我帮你，是什么事？他说，我想让你替我回去一次。
我说回去干什么，有什么事吗？
他的声音忸怩了一下，说如果你都记起来了，你应该明白是什么事。
我确实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事了。同时我也断定，他是泡在吃饱喝足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里，实在没什么可想的才偶然想起这一段往事的。他告诉我，如果没有这件事，他也不会再想起那地方了，他说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我也会听不出你的声音甚至记不起你是谁了，所以你刚才的反应我可以理解。接着他就具体说了想让我帮他做的事。
我耐心地听他说完之后问，有一点我想搞清楚，当初咱们在那里一共有十几个同学，你怎么单想起我呢？他说可能是印象深浅的缘故吧，其他人我还真没几个能叫得上名字了。
我笑说我信，你连我家现在的电话号码都能找到，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
他说，可费了我不少劲呢，不过为了那件事，也值得的。
他说完就将电话挂断了。没有其他的话，也没说再见，更没问我是否已经答应了帮他这个忙。听筒里那咔嗒的一声，似乎在说你看着办吧。
记忆有时像一只柜子，形状完整得几乎使你忘记了里面还有内容。只有在打开哪个抽屉时，你才会重新看到里面的东西。我在考虑是不是真该帮他这个忙。如果决定了自然就要再去一次。我不想用回去这个说法，无回可言。只是当初去过现在再去罢了。
然而那一晚，我觉得我记忆的每一只抽屉都被打开了。一夜睡梦如同又回到当年经历了一次。在临睡去的那一刻，我终于记起了他的名字。
胡天
胡天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那时他并不起眼，说话很少政治活动也不大参加。他家里有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据说胡天的父亲是个华裔澳洲人，很多年前偶然一次来中国办事和他母亲认识了有的他。但他父亲没等他出生就回澳洲去了，而且从此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胡天就如同一枚无意中生下的软皮鸡蛋被丢弃下来，随他母亲过着一种艰难又有些古怪的生活。然而这枚软皮鸡蛋的存在总是事实，人家要追究它的来历。所以文革中，他家被定为外国特务家属。
那时文革的最狂热时期已渐渐过去，开始恢复了高中教育。我们是第一届。到毕业分配时去向有二，一是留城进工厂，第二自然是下乡插队。
当时关于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种种遭遇的传说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产上山下乡已经成为一件有些恐怖的事情。有家长恫吓自己的孩子便会这样说，你再不听话，再出去乱跑将来就让你去下乡。不过那一年的毕业分配政策制定得还算公平，对每家子女采取一走一留制，即，使一个走了下一个留，再下一个走了再下一个留。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独生子女可以不走。胡天浪称独生子女，当属不走之列。但是班干部田起立刻提出异议，说胡天不应该算是独生子女，他父亲在国外的情况无从调查，胡天在那边说不定还有多少个黄头发蓝眼珠的兄弟姐妹呢。
田起的话顿时引起全班哄堂大笑，连在场的班主任张老师也笑得前仰后合。这时就见胡天慢慢朝田起走过去。胡天身架很大，立刻将田起跟前遮黑一片。
他说，你把你刚才说的话收回去。
班里立刻没人笑了。
张老师厉声喝道，干什么胡天，你要干什么？坐回去！胡天慢慢转过头，阴着脸对张老师说还有你，你跟着笑什么？真有那么好笑吗？别看你是班主任，我现在可要毕业了，你最好也小心一点。
张老师的脸上嘎地一声，笑容立刻凝住了。
那次之后，胡天还是被列为动员上山下乡对象了。田起上面的哥哥姐姐都已经留城，这次必走无疑，于是就抢先在首批主动报了名，而且被学校宣布为上山下乡小分队的队长。那段时间，田起每天就和张老师带着街道干部去胡天家里搞动员。当时动员上山下乡有两种常规做法，一是开会，二是熬鹰。开会是将有破坏上山下乡行径的反革命分子拉来现场批斗，以施震慑。熬鹰则是耗在被动员者家里不走，黑天白夜车轮战反复宣讲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革命道理，直到这一家熬不过了认头答应而且去派出所为自己的孩子退掉户口为止。
胡天的母亲对批斗会早已司空见惯，显然起不到任何震慑作用。倒是熬鹰熬过几天有些吃不住了。一天下午她就开始用油锅炸辣椒。已经熬了几天几夜的田起、张老师和街道干部们正都困得晕头转向，突然被这强烈的辛辣气味一刺激顿时都拼命咳嗽着从屋里跑出来。待气味散尽刚一进去，胡天的母亲就又开始炸第二锅辣椒。张老师瞪起通红的两眼吼着说你这不是成心吗，你知道你这么干的后果是什么吗？
胡天的母亲笑一笑说，我在自己家里炸辣椒也犯法吗，我家小天最爱吃辣椒，有本事你们就再给我安一条罪状吧。
几个街道干部跳过来抓住她的胳膊，说你以为我们做不到吗？你这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现在就开你的批斗会！
就在这时，门口有人大吼了一声，你们谁敢动？跟着胡天就昂首挺胸晃着大身架子走进来。他朝那几个街道干部说，把我妈放开！
几个街道干部就把胡天的母亲放开了。
胡天又转身问田起和张老师，你们还赖在我家干什么？
田起不示弱地说，我们在做你妈妈的动员工作。
胡天掏出户口本晃晃说，我已经把户口退掉了，现在我正式宣布，从今天起我就是响应伟大号召去广阔天地炼红心的一名光荣的知识青年了，我妈是光荣的知青家属，谁再敢为难她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破坏上山下乡你们懂吗？
屋里所有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
胡天把一朵灿灿的大红花在众人面前一挥说，都他妈从我家里滚出去！滚！
张老师、田起和街道干部们立刻都夺门出去了。当时我也已经被迫退掉户口。就这样，我和胡天还有几个男女同学便都成为田起这支上山下乡小分队的成员。我们要去插队落户的地方离这座城市并不很远，大约有两百公里。但从地图上看却处在一片大洼腹地。周围公路刚好构成一个三角形，它隐在这三角形的中心位置，离哪条边的距离都有几十里路。据说很穷。出发那天学校为表示隆重，也为造出一些声势，特意搞了几辆大汽车送我们下去，还插了几面皱巴巴的红旗。当汽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哭嚎一片，悲戚之声惊天动地。
车一开出市区悲情便淡下去。几个同学开始肆无忌惮地拿张老师找乐。张老师原本不敢送我们，但学校硬性要求了，只得硬着头皮跟来。胡天掏出一包香烟大模大样地给大家分发，还故意递了张老师一支。当时张老师接不是不接也不是，瞪着那支举到自己面前的纸烟有些不知所措。田起抱着小分队的旗帜坐在显要位置，瞪着胡天说中学生不准抽烟，学校已经三令五申过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田起的话没说完，脸上已经爆出清脆的一响。胡天恶狠狠地说你以为你是谁，还是中学生吗？你当这么个小分队长连鸡巴都不是！以后是农民了知道吗，新一代贫下中农，再敢摆弥那队长的臭架子小心自己的裤裆！
胡天的话顿时煽动起大家的情绪。当时车上在座的每个人几乎都是田起和张老师率领动员大军熬鹰奋战的成果。不知谁嗷地叫了一声，大家立刻就围上去一阵如火如荼地爆打。汽车失去了重心，喝醉酒一样地左右晃动着。张老师面如死灰地蜷缩在座位上看着眼前的一切，有气无力地说着不要这样，知青同学们不要这样。
大家余怒未消地散开时，田起身上的衣服连同那面旗帜已经破碎成一团。
报到是在公社。公社的名字听上去已经有了荒凉意味，黄草坨。大家搬下行李箱子在公社门口聚集，像一群被拉来集中营的犹太人听候公布名单往各村分放下去。汽车司机如释重负，水也不喝就连忙把车开跑了。待张老师提上裤子从厕所出来时，看着空空如也的公社大院一下愣住了。胡天面无表情地走过来说，我已经让汽车先走了。张老师气急败坏地说怎么走了，我还没上车呢，他们怎么能走？
胡天说，我告诉司机，您今天不回去了。
张老师说，谁说我今天不回去了？我说了吗？胡天说我们这个小分队已经被分到小苇村了，大家还想请您去我们那里做客呢。
张老师顿时面如死灰，忙说不了不了，我今天还是回去吧。
胡天说好吧，那就不挽留了，我已经替您打听过，从这里往南走四十里上公路，再往东走三十里就有车站了，不过要傍晚六点以前赶到，再晚就没车了。张老师翻腕看看手表，已经是下午四点半。抬头望一望这曲曲弯弯的土层微如通向无际的天边，不禁说，要……要这么远？
胡天恶毒地笑了笑说，您嫌远？您就是用两只脚走回去也只这么一次，可你们他妈的把我们弄到这种鬼地方来，说不定我们要在这儿待一辈子呢！
在那个历史性的下午，张老师就这样连滚带爬地落荒逃走了。只把我们这样一群被威逼利诱来的十八岁的孩子扔在了那片大草甸子上。
吴代表
小苇村有两个生产小队。
我们进村时，两个生产小队的贫下中农都明确表示了对我们这批知青的态度，不欢迎。二队队长干脆说，这十几个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的知青就是十几个包袱，俺二队贫下中农说了，负担不起。经过大队革委会一番艰苦的动员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许之以愿，最后我们还是都被安插在了一队。
接着，村里按公社要求为我们安排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请大队贫协会的贫农吴代表做忆苦思甜报告。
吴代表叫吴有富，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人却仍葆精气神，说话声若洪钟理直气壮而且条理清楚。那天吴代表先为我们讲了在万恶的旧社会干农活是如何的辛苦，旧社会的太阳是如何的毒如何的热，然后又控诉了地主老财率领他们下田只顾干活却不让他们休息。吴代表忿忿地说，他地主老财光忙着泼命干活咧，他不怕累难道俺贫下中农也不怕么，俺贫下中农总得时不时地歇一歇抽袋烟聊聊天不是？
就有人惊疑地问，受地主剥削压迫就是暗无天Lt的生活，那活报剧《收租院》我们是都看过的，大地主刘文彩如狼似虎，贫下中农一边挨打受骂一边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当牛作马受苦受累，怎么还歇着？还抽烟聊天？
吴代表不屑地说，光干活不歇着那是啥人？那是想把光景过好了的地主！咱个贫下中农又不想当地主，谁肯往死里给他干？
田起越发听出不太对劲了，就问，地主也干活？
吴代表嘁地一声说他当然得干，还得领头多干咧，他家的活计要是连他都不干，那咱贫下中农不就更不肯下力气给他干啦？
田起好像恍然大悟了，哦哦了两声说对，地主是剥削阶级，他们整天大鱼大肉地吃着干活当然有劲啦，贫下中农吃的是猪狗食，再干那么重的牛马活当然干不动。吴代表嘴里又是嗤地一声，说猪狗食？他吃啥咱吃啥！差一点也不行！搁今天你请个帮工的来，给人家吃差了人家干哪？然后吴代表又自豪地说，要不说呢，如今大伙都说俺吴有富在生产队里干活实在厚道，不挑肥拣瘦，不偷奸耍滑，这也是咱的传统咧，俺不光现在这样，从打那年月就是这样，当初那些地主老财也都夸俺吴有富好人性咧！
大家愕然，面对吴代表这番全新的道理竟都无话。吴代表最后又谆谆告诉我们，如今都市跟农村不同，所以让些城里长大的孩子到乡下来是很有必要的，甜窝窝里生，蜜罐罐里长，怎么能知道旧社会里的苦日子啥样，下农村来亲眼见一见，就知道了，所以才要接受再教育么，所以广阔天地里才能炼出红。
吴代表的话语很具逻辑性，但推导的过程使人感到奇异，最后得出的结论虽然正确得颠扑不破也就有了些荒诞意味。直到很多年以后，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个逻辑的制造者吴代表，然而这逻辑本身却仍然顽固地盘踞于我的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