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岁依然青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已有八十年。“五四”的八十岁，在大家的心目中还是非常年轻的。这年轻在不同的人那里理解是不同的，有人目之为幼稚的同义词，而更多的人则指的是它的狂飙突进的青春朝气。人生八十，确实是进了老境。但对于已经存在了八十年的事物来说，八十年过去了，人们依然非常亲切地、不断地谈论着它，仿佛在谈论一件新近发生的新鲜事，这事件本身就表明着它的青春年华。
初生之物难免幼稚，我们的“五四”前辈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胡适把他的新诗实验名为“尝试”，即是一例。诗体可以尝试，但实践却是坚定的。他们对自己认定的目标，也如此。陈独秀在1917年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义，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话听起来有点武断，却正是他们坚定自信的表现。
不难设想，要是没有这些文化先驱果敢顽强的奋斗，我们今日所拥有的现代觉醒，可能还是一个遥远的梦。他们的这种坚定性，建立在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是一种痛切的感知，铸就了这种断然的决绝。今天谈论先行者的“幼稚”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未能感受他们当年所感受的旧文化的重压，以及旧文学对人的窒息。我们缺乏他们那种切肤之痛。
他们把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过程看得简单了的倾向是有的，但造成“断裂”的罪名，不能加在他们头上。造成断裂的不是他们。举例说，倡导文学革命的胡适，也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他也主张整理国故。尽管五四运动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曾经有过一些激烈的言行。但他们革旧原为图新，“破坏”意在创造。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而言，这种“破坏”正是为了实现从“活的文学”到“人的文学”的建设。他们激烈而严厉地批判“孔家店”，其原意也正是痛感于旧礼教的“吃人”。一粒小小的《巴黎和约》的火星，点燃了一场空前的批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大火。在八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使我们感受到它的通天火焰那灼人的热烈。
“五四”是永远年轻的。它的青春朝气不仅表现在与旧势力旧秩序的决裂上，而且表现在对于新事物和新理想的不懈追求与创造的热情上。他们追逐并鼓动“新潮”，于是在他们的心中和笔端，便推涌起思想文化的新潮流。他们又是一批勇敢的“盗火者”，于是在封闭和停滞的黑匣子般的中国，便漏进了从遥远的异域射来的奇光异彩。那些来自奥林匹斯山上的火种，开始蔓延并燃烧在古国辽远的荒原之上。
他们每日都在创造，每日都是他们的“创造日”。他们的创造精神激活了中国。他们使僵硬衰疲的老大中国成为了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年中国。他们卓有成效的思考和实践，还有他们锐利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终于使虽然业已改制、却依然笼罩着封建末世的阴暗的中国，顿时充满了新世纪的光明。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接连不断的丧权辱国，使悲愤交加的国人充满了革故图新的愿望和祈求。戊戌维新的流血，辛亥志士的牺牲，只是轻轻摇撼了一下这个千年黑暗铸就的沉重。而真正开始新生活的波动的，则是“五四”精神感召下的，揭破旧道德、旧礼教织成的网罗的奇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所产生的直接效果，则是无数志士仁人所殚思以求的梦想的实现：旧文化的批判和清理，使国人能够接触到封建积习的深重；新文化建设的起步，其影响不仅触及社会，而且深入到家庭，涉及习俗礼制的改革等。至于确定白话文成为基本的运载工具，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文学，则不啻是中华文明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胡适称此举“可以叫做大破坏，可以叫做大解放，也可以叫做建设的文学革命”。
从今而后，新思想、新思维、新概念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从而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才是“五四”创造精神的要核。它有枇判和扬弃，其实质却旨在建设。“五四”先辈智慧的实践，依然是我们今日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在这些资源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当日为我们请来的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于我们当日，乃是陌生的来访者，即使在今日，也依然是遥远的召唤。科学民主不仅是当日升起的两面大旗，而且在今日也还是烛照前路的两支火炬。他们已成了“五四”青春不老的精神象征。
“五四”是夹带着电闪雷鸣迅猛地前进的，它的余响至今尚震撼着我们的心。它在我们的心目中，永远是一尊青春曼妙的女神。八十岁依然是年轻。因为它的事业是不间断地前进的。郑振铎曾经说过：“一方面我们感觉得新勇士们的那么容易衰老，像大部分《新青年》的社员们，同时却也见到有不老的不妥协的不退却的勇士们做青年们的指导者。”
昨日的记忆
二十多年前的风雨声还在耳边响着，但那个年代已变得非常遥远了。那时我们面对的是中国文学和诗歌受到摧残后的一片废墟。整齐划一的时代要求整齐划一的声音，而当这种整齐划一的要求成为一种僵硬的“样板”，并试图以这种“样板”规范所有的精神产品时，视个性为生命的诗对这种极端要求的率先反抗，便是无可回避的了。诗歌的“假、大、空”已是一种绝症。要求变革的呼声已起于四野，于是有了新诗潮的崛起。这是一场旨在恢复和维护“五四”新诗传统、保卫新诗的纯洁性的义无反顾的抗争。
新诗潮是在民间状态下孕育的。那些被迫离开家庭和课堂的年轻人，在贫乏的年代里因偷吃“禁果”而意外地得到文化匮乏的补偿。他们从无人管理的图书馆和抄家散落到社会的书籍中发现包括诗集在内的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偷偷地阅读这些被批判的“毒草”。那些当时被视为魔鬼的古典和现代的杰作，从普希金到庞德，从聂鲁达到希克梅特，从《荒原》到《嚎叫》，都成了饕餮者饥不择食的美餐。恶意的批判和粗暴的否定，在这里却成就了一番事与愿违的颠倒的结果。那些被放逐的精神饥渴者，竟因为这意外的营养而得到精神的充实。
都说白洋淀是“朦胧诗”的摇篮，因为那里曾聚集了一批后来推进新诗潮的代表人物——据介绍，当日在白洋淀“锻炼”的知青中，就秘密地传阅着这些“非法”的读物。但就全国范围而言，为后来的新诗潮做准备的，却不只白洋淀一地，为数众多的知青部落大抵都为新诗潮的形成播撒过希望的种子。许多材料都证实，食指的诗不是在一地，而是曾在广泛的范围内被这些无家可归者传抄。这一切，都为后来新诗潮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现在，新诗潮的喧腾已经远去。我们现在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反思那一场激动人心的大论战。当年发生在诗歌领域中的这一事件，“懂”或“不懂”、“大我”或“小我”、现代主义或中国传统，比起如下的事实来，就显得是并不那么重要了——当日的事实是，文学艺术，其中包括诗歌，由于极端思潮的戕害，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旦要求诗歌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制作，而且从思想内容到表现方式都要求高度的一致，特别是要求诗人取消自己的个性，喊出最一律、最平均的声音，那么，事实是除了反抗——假如他还想做诗人的话——别无选择。
新诗潮从反思动乱的年代开始。它表达的是一代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坚定信念，寻找那丢失了的一切：童年、青春、书籍、鲜花还有诗歌，并且探究这一切消失的缘由。它从迷信的年代开始怀疑，怀疑那曾经被告知必须坚信的一切。一个雷鸣般的声音从内心深处发出，那就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显示了无畏的批判者的立场和姿态。当年让人激动的，首先是这一切：是一种寻找光明、告别黑暗的理想主义激情所驱使和支配的、重新寻求生活的诗意和重新建造诗意的生活的行动——而后才是艺术，才是旨在重新与现代主义接轨的艺术的锐意变革。
当然，新诗潮的艺术挑战也是振聋发聩的。不然的话，就难以理解那一切“古怪诗”和“古怪诗论”的谴责和惊呼为什么会是那样的来势凶猛了。就是说，新诗潮构成了对基于意识形态所构筑的艺术规范的严重威胁。数十年惨淡经营的大一统的坚硬的实体，被打进了一根楔子，艺术的松动和裂变就是一个必然的前景。这对于中国诗歌发展来说应当不是一件坏事，可是，由于偏见，当时被夸大为一场灾难。当然在这种拒绝的群体中，也还有令人同情的、由于长期的艺术枯竭所造成的欣赏惰性。这些被“训练”的读者，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他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创新。他们这种基于艺术偏见的“坚定性”，甚至较之那些思想固守者也是毫不逊色的。
上述那两种力量的集结，造成了自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新诗潮论争的一种非常严重的局面。所幸这一切都已结束。除了为数不多的人仍然不想改变原先的观点，新诗潮已为全社会所平和地接受。这种接受包括了思想内容上的对于“文革”动乱的反思，艺术方式上的对于“横的移植”的强调，即对于现代主义的艺术思潮的再接受，这些当时被视为异端的举措，如今都不再叫人大惊小怪了。
伟大的、令人永久怀念的八十年代，我们进行了旨在恢复中国文学的光荣传统的抗争。以新诗潮为代表的实践，率先发出了反抗艺术禁锢的声音。历史铭记着这一点，我们曾经为维护一种信念而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为了挽救诗歌的沉沦以及维护诗人自由写作的权利，诗人和理论家们曾经为此勇敢地坚持过。乌云密布的艺术天空，于是透出了一线光明。这就是昨日留给我们的纪念。这是文学的理想主义在20世纪最后的天空中呈现的辉煌。那个令人怀念的年代，生活中无处不在地弥漫着浪漫的激情。人们的一切活动，包括艺术和诗的实践，都充盈着可贵的期待：高尚得到尊重，卑鄙受到谴责，光明必定战胜黑暗，文明必定战胜愚昧。
这一切如今都被记载在新诗潮艰难行进的历史上了。已经变得非常遥远了的昨日的记忆，它是80年代留给我们的一份非常可贵的精神财富。新诗潮推动了新的秩序的形成，它改写了历史，使所有的写作得到平等的尊重。大一统的局面于是宣告解体，多元共生的艺术秩序于是宣告成立。多么珍贵的80年代留给我们的记忆，对此，我们显然不应忘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人们却过早轻率地否定了新诗潮的经验。几乎就在新诗潮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迫不及待的后来者就扬起了“反崇高”、“反意象”的旗帜。这里存在着认识的误区，他们不明白，艺术的发展，不是一种简单的“取代”，它的常态是竞争。
一些人不珍惜那来之不易的成果，他们正在肆意地挥霍前人用泪水，甚至是用血水换来的有限的创作自由。他们奢侈地滥用这些自由，不遗余力地使诗歌鄙俗化。他们以轻蔑的态度嘲弄崇髙，甚至有意地破坏诗歌与生俱来的审美性。他们抽空思想，殚精竭虑地玩弄技巧，使诗歌变成空洞的彩色气球。他们不知道，当我们的身边充斥着物欲的诱惑、当精神思想的价值受到普遍的质疑时，诗歌是一种拯救。事实是，即使所有的人都不再坚守，诗人也要坚守到最后，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诗人，他的工作是人的灵魂。不幸，这些人选择了“放弃”。
遥远的怀念
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的那个年代，已成了北大永远值得骄傲的记忆。蔡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无声地垂训于此后的岁岁年年，它是北大永远的精神财富。这所最高学府不论经历了怎样的世变沧桑，蔡先生倡导的思想精神，使北大师生始终沐浴在他那广纳百川的浩瀚大气之中。它已成为这里的精神遗传，在时间的长河中恒远地绵延。
学校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流动的社会。一批学生进校了，一批学生又毕业离校了。人更换了一批又一批，而那种精神却一代又一代地留传了下来。不论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北大学生的那种精英意识，总是驱动着他们做推动社会前进的先驱者。这种思想的确立，受惠于蔡元培先生。
蔡先生主事北大之初，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3这十六字的深远意义，自不限于指出了北大的办校方向，更是一种人生境界的启迪，无疑是一种大气度、大胸襟展现。其影响不仅在于开拓了北大人的学术视野，更启示并陶冶了北大人的立身处世的精神和姿态。北大“多事”，时不时地总有惊人的事件发生。北大人的思考和呼喊很有名，却多半不为一己的得失，多半总涉及社会进步、国事安危这样一些大题目。人在书斋，万家忧乐涌上心间，读书而不忘世事，这正是北大人的通常心态。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虽曰它是去科举而兴新学，但仍有诸多陋习，如学生称“老爷”即是一例，读书为做官的思想也很普遍。蔡先生上任之初的那些举措，无疑给北大带来了新气象。他了解北大当年的积习，明知困难甚多，决心迎难而上。“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思想”，他到任后的第一个讲演，便是讲：“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认为要改变学生的思想，须以引进学有专长的教授为第一步。
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其要义不在保古而在推进新学。他尤为重视聘用教授中具有新思想的那些人。他首先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便是极有魄力的第一步。他也极为看重胡适，认为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胡一回国就被聘为教授。陈独秀、胡适以《新青年》为阵地倡导文学革命，影响了北大也影响了全国。北大由是一扫旧式文人的积习，变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蔡先生从引进入才入手，一棋定局，彻底改变了北大的风气，并影响了全国学界。
蔡元培先生本身是位学者，但蔡先生的个人魅力，以及他在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却首先在于他是一位领导潮流的人物。中国不乏纯粹的学者，那些饱学之士以前赴后继的努力，创造了中国学术的辉煌。但中国缺乏蔡先生这样的学界领袖。他的决策和行动的后果，也绝非是个人性的，其影响也绝非是暂时性的。这种人，如蔡先生者，他的影响足以改变一个时代的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