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 1882—1941）是爱尔兰作家，现代主义文学大师，1882年2月2日生于都柏林郊区拉斯加尔，1941年1月13日在瑞士苏黎士逝世。
乔伊斯一生坎坷多舛。他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收税官，起初家境相当舒适，但由于父亲热衷于政治，退休后又染上酒瘾，家境开始衰败，乔伊斯不得不一度辍学，后来进入一所免费的耶稣会走读学校。1898年，他进入都柏林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学习多种外语，以便阅读欧洲大陆国家的文学作品。1902年大学毕业后，他结识了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核心人物巴·叶芝、格雷戈里夫人、乔治·莫尔、约·米·辛格等人，但他与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观点也不一致，后来甚至强烈地反对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指责叶芝迎合低级趣味。此后他离开爱尔兰到巴黎，以教英文谋生。不久，他母亲病危，他又回到爱尔兰。其间他爱上了爱尔兰乡村姑娘娜拉·约瑟夫·巴纳克尔。1904年，他们在朋友的资助下私奔，去到巴黎，但一直到1931年才正式结婚。他们在欧洲大陆的生活十分艰辛，辗转于法国和瑞士，没有可靠的职业。1905年他们到意大利投奔在那里教书的弟弟，靠弟弟的帮助在那里安顿下来。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5年乔伊斯一家又被迫离开意大利，迁往瑞士的苏黎士。由于生活的窘迫，乔伊斯经常醉饮，并且染上了湿热病，视力也日渐衰退，但他一直坚持写作。他一生写出了四部现代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以及惊世骇俗的巨著《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
一般说，大部分短篇小说集都是选收多种题材的故事，但《都柏林人》与众不同，从一开始它就被构想为一本有机的整体，其中的故事通过题材、风格、技巧和主题相互连接在一起。正如乔伊斯在1906年5月5日致格兰特·理查兹的信中所说：“我的意图是一章写我国的道德历史，我选择了都柏林作为地点，因为这个城市处于麻木状态的核心。我试图从四个方面把它呈现给无动于衷的公众：童年，青年，成年，以及公共生活。故事按照这个顺序安排。大部分都采取审慎的平民词语的风格……”[1]
正是由于《都柏林人》的内容和特殊写法，《都柏林人》的经历十分坎坷，拖了好几年才得以出版。大约1905年，伦敦出版商格兰特·理查德先生接受了《都柏林人》，但他把书稿扣压一年之后又退给了乔伊斯。后来书稿交给了都柏林的出版商毛瑟尔先生，他与乔伊斯签订合同，约定1910年9月之前出版该书。但出版时间一拖再拖。后来毛瑟尔先生要求乔伊斯修改《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中的一些段落。乔伊斯不情愿地进行了修改，然而仍然拖着没有出版。那时乔伊斯住在意大利，他专程到都柏林与出版商协商该书的出版事宜。1912年，书稿的清样印了出来。
据他的朋友帕德雷克·考勒姆说，当时他和乔伊斯去见毛瑟尔的经理，经理说：小说里公共的房子用了私人房屋主人的名字。乔伊斯提出和经理一起去问房主人是否反对在书里用他们的名字，但经理拒绝了，并说《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谈到国王爱德华七世时所用的词语冒犯了许多都柏林人，如果小说出版会引起他们的抗议行动——这是拖延出版的又一个原因。虽然乔伊斯提出作某些修改，但经理却要求他完全删除某些小说。最后竟宣称他们不会出版《都柏林人》。
考勒姆去找一个律师，也是乔伊斯大学时的朋友，问他是否可以使出版商照合同办事。律师说，在都柏林无法补救，乔伊斯也得不到任何赔偿。法官会认为《都柏林人》是一本不道德的、犯众怒的书，因而会不追究出版商的违约行为。于是乔伊斯给出版商写了一封信，提出他们可以以任何他们满意的形式出版该书，但他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已经拆了铅版，毁了已经印出的清样。乔伊斯别无选择，只好带着留下的唯一一本《都柏林人》的清样，离开了都柏林。
究竟为什么出版商拒绝出版这本已经签约出版的书呢？出版商为什么拆了铅版、毁掉清样？人们可以有各种猜测，例如乔伊斯可能有什么仇人暗中操纵；或者天主教的都柏林觉得书里描写的事件和刻画的人物触犯了他们，使他们愤怒，因而迫使出版商放弃这本书；或者出版商觉得这本书有损他们的名声，等等。无论如何，《都柏林人》最终未能在都柏林出版。大约两年以后，曾经接受尔后退稿的伦敦出版商格兰特·理查德先生才出版了这本书。
在《都柏林人》之前，乔伊斯出版了诗集《室内乐》，后来又先后出版了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戏剧《流亡者》和划时代的小说《尤利西斯》。研究者发现，《都柏林人》和所有这些作品都存在着联系。《都柏林人》里的前三个故事显然出于个人的记忆，它们可能是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初稿里剪取的事件；在《阿拉比》里，男孩走过灯光摇曳的街道，不时受到醉汉和讨价还价女人的干扰，觉得自己仿佛拿着圣餐杯安全地穿过一群敌人——这个男孩肯定就是小说《画像》里的斯蒂芬·第达勒斯。最后一个故事《死者》里的加布里埃尔·康洛伊，通过另一个男人对他妻子的影响提出问题，明显与《流亡者》里的主人公相似。如果把这四个故事从《都柏林人》里抽出来，那么剩下的其他故事就都与《尤利西斯》相关，后者塑造的许多人物都曾在《都柏林人》里出现，例如卡宁汉姆、郝洛汉、莱恩汉姆和奥马登·勃克先生等。这种联系并不奇怪，因为按照乔伊斯的最初计划，布鲁姆的一天（《尤利西斯》的主题）也是《都柏林人》里的一篇故事。
年轻时的乔伊斯对都柏林人的两个独特的方面非常了解：一个方面是他们爱去酒吧；另一个方面是关于他们的政治。另外他也了解一个不太典型的方面，即都柏林的音乐。乔伊斯的父亲在都柏林算是个著名的人物，他的社交活动使乔伊斯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老乔伊斯先生在帕奈尔时期曾介入相关的改革；因此幼年的乔伊斯经常听到愤怒和哀伤的声音，因为帕奈尔去世了，许多追随者背离了他。乔伊斯九岁的时候，写了第一篇文章《还有你，希利！》，这是一篇政治谴责文章，矛头直指当时一个著名的政客，他背叛了帕奈尔。他父亲的一些老朋友认为，那篇文章是乔伊斯最好的文学作品，而对他后来的作品感到哀伤。
在《都柏林人》里，《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是一篇非常典型的故事。一些人多少有些随意性地汇聚在一间凄凉的办公室里；他们的行为显得有点荒诞，其中一个应邀朗诵一首他几年前写的一首诗——《帕奈尔之死，1891年10月6日》。诗有些业余，修辞也都是常见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透过这首旧诗却传递出真实的悲哀和真正的忠诚。诗念完之后，人们对作者作了几句评论，然后故事就结束了。读者可能觉得与他们完全无关，但同时也会觉得作者了解事件的所有含义，而且完全是为读者写的。他在写这首诗之前仿佛进入了海恩斯的心里。
“你觉得这诗怎么样，克罗夫顿？”亨奇先生叫道，“难道不好吗？你说什么？”
克罗夫顿先生说这是一篇绝好的作品。
如果乔伊斯让克罗夫顿先生自己说这些赞美的话，那么他就冤枉了这位绅士善良的沉默。因为克罗夫特先生曾为保守派拉选票，他必然觉得诗里有某种叛逆的色彩。然而他是个普通的人，在那种场合里他只会宽容。“克罗夫顿先生说这是一篇绝好的作品。”这句话使人感觉到他的超然的态度。这种超然的情调可以说是《都柏林人》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都柏林人》的大部分小说里，乔伊斯都使读者通过他的目光来观察事件而不作任何评论。因此读者在这些故事里总感到一种疏离感，仿佛他要通过一系列的报道来说明都柏林的生活，就像一个注重科学性的历史学家描绘事件那样。
不过《死者》的写法不同。开头三篇（《姊妹们》、《一次遭遇》和《阿拉比》）根据记忆而写，也没有这种疏离感或冷漠。但大部分故事都有。其中有三篇以女人为主要人物，即《伊芙琳》、《泥土》和《母亲》。《母亲》的写法与其他关于男人的故事相似，也有冷漠的色彩。但《伊芙琳》和《泥土》里却充满了感情，乔伊斯对伊芙琳的命运非常同情，对《泥土》里玛丽亚的性格也多有崇敬。两个女人都是思想单纯，恪守常规，待人诚恳。
《都柏林人》里的大部分人物都是孤独寂寞、互不相关的人。他们大多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里，但又以某种文雅的态度面对世界。有些人物的故事令人难忘，因为他们看到了黑暗的深处。
死亡是《都柏林人》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最后一篇故事是《死者》，但死者也出现在第一篇故事里，《姊妹们》里的男孩遇到了他的邻居老牧师的死亡：老人躺在那里，死了，对这个男孩变成了一个活的不可思议的人。《伊芙琳》里的伊芙琳不断忆起她死去的母亲。《泥土》里对玛丽亚隐蔽的预兆其实就是她死亡的预兆。在《痛苦的事件》里，杜菲先生拒绝接受的一个女人死亡的消息，不断在脑海里浮现并使他孤独的生活更加寂寞。《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节》通篇围绕着死去的帕奈尔展开。而在《死者》里，一个不知道是谁的男人，通过一首歌从死者的回忆，使一个丈夫意识到他妻子生活中有一部分他不能参与。实际上，在《都柏林人》里，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被死亡感动的人的故事。因此最后一个故事结尾的那段话，带有一种安魂曲的音乐感：
几声轻轻拍打玻璃的声音使他转过身面向窗户。又开始下雪了。他睡意蒙眬地望着雪花，银白和灰暗的雪花在灯光的衬托下斜斜地飘落。时间已到他出发西行的时候。是的，报纸是对的：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雪落在阴晦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没有树木的山丘上，轻轻地落在艾伦沼地上，再往西，轻轻地落进山农河面汹涌澎湃的黑浪之中。它也落在山丘上孤零零的教堂墓地的每一个角落，迈克尔·福瑞就埋在那里。它飘落下来，厚厚地堆积在歪斜的十字架和墓碑上，堆积在小门一根根栅栏的尖顶上，堆积在光秃秃的荆棘丛上。他听着雪花隐隐约约地飘落，慢慢地睡着了，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落下，就像他们的结局似的，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的身上。
总起来看，《都柏林人》可以说是由十五个故事组成的一个整体，它反映了都柏林不同层面的生活，在写作方法上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它集中使用某些词汇，例如“徒劳”、“无用”、“厌倦”、“绝望”等在多个故事里反复出现，其目的是使读者不知不觉地感受到每一个故事是普通人的道德构成。第二，以“混乱”表示瘫痪，每当人物不得不面对选择某种积极生活的关键时刻，他们就变得不知所措，像吓坏的兔子一样静止不动。第三，以单色调的散文风格象征都柏林单调乏味的生活，产生出黑白照片的效果，但并不是一种单纯怀旧的风格。第四，故事的情节都是琐事，人物是一种导致瘫痪的体制的受害者，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以微妙地改变了目光观察细小的事件。第五，故意破坏读者通常期望的“开始、中间和结束”的顺序，但不是采取蒙太奇式的编织方式，而是依靠在读者记忆中挥之不去的转折点。
当然，与所有经典名著一样，《都柏林人》为读者提供了充分的解读空间。上面的一些看法只是一己之见，唯一的希望是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这次《都柏林人》的出版得到译文出版社领导和冯涛编辑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翻译永远难以达到至善至美，总有需要改进甚或疏误的地方，因此恳切希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
王逢振
2010年盛夏
